米德人类学研究的缺陷

[yijun]

Margaret Mead，1901～1978，美国人类学家，以23岁时在南太平洋岛屿萨摩亚所从事的为期几个月的人类学田野研究，并随后出版调查报告《Coming of Age in Samoa》而成名。（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商务印书馆，2008.）
她是以一个特定的目的来到萨摩亚的，就是考察一个与自身文化完全不同的原始部落环境下，青少年，特别是年轻女孩的青春期历程：她们是如何经历这个阶段，从少年进入成年世界的？
米德之所以关注此问题，是有背景的。那就是进入20世纪的美国，因为经济的迅猛发展，多种文化的汇集，青少年成长问题变得非常多样化，甚至无序，从而开启了20世纪中后期的性解放历史。

在报告的导论部分，米德综述了人类行为研究的困境，这种困境，其实正是来源于20世纪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困境：自然科学的成功，激发了一切试图理解对象的研究者，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实验，条件的控制，因果链，数量化，等等。而机械的照搬，无疑在社会科学对象上是行不通的。
米德所认可的一个解决此困境的方法，就是人类学方法。
所谓人类学方法，无非就是进入一个现场，记录，统计，外加设计一些问询表格，让足够数量的人填写。
在谈到何以要选择萨摩亚作为调查对象时，米德的理由，或者说预期，偏差颇大，这种偏差必然影响到其田野调查的质量。
她的理由是，相对欧美社会的自身过分熟悉以至于无法深入观看，以及相对于东方社会的历史深厚，无法短时间真正进入，萨摩亚，作为相对原始的社会形态，一个是简单：简单到即使完全不了解其语言，也可以进行足够深入的观察；再者是与欧美社会的距离远，反差大，使得观察者能够更加远距离地观察。
这两个出发点，都是有错误，而这种错误，正好处处制约了她的现场洞察力。
首先，萨摩亚那样的社会，由于人口规模的局限，使得其文明发展受到制约，从而一直停留在所谓“原始”的阶段。但，这不意味着这个社会缺乏历史的纵深度，以及由此纵深度所带来的微妙社会文化结构。而此一社会文化结构的复杂性，必然会时时在他们的言语和社会行为的各个细节里面显露。然而，米德很自得地认为，自己完全不必很好地了解其语言，也完全不必去考察除了青年女性之青春期成长之外的其他社会活动与社会行为。
至于萨摩亚与观察者自身文化背景的反差，是否越大越好呢？米德低估了文化距离所带来的理解沟壑。尽管她自以为很好地和女孩子们打成一片，但是，她怎么来判定自己被对待的行为，到底是客人还是自己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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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今天在图书馆看到一本书，Derek Freeman的《Margaret Mead and Samoa: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n Anthropological Myth》（玛格丽特.米德和萨摩亚）,发现一年前因读米德的那本成名作，而写下的判语，得到证实。
弗里曼是一位新西兰人类学家，他断断续续花了40多年的时间，通过回访与调查来考察米德的萨摩亚研究，总的结论就是，米德完全错了，而且惊人地错了，她的那本被博厄斯学派引为支撑、被誉为人类学经典的成名作，是一本潦草之作。
米德的那本书主要源自她在萨摩亚5个月的实地研究，相比之下，弗里曼从1940~1943在萨摩亚研究了4年，后来在1965~1967又回到萨摩亚生活了2年，最后，带着他此书的草稿，于1981年回到萨摩亚进行核查。

米德的核心论点，是萨摩亚青少年性生活自由，相比欧美青年，没有那么多的心理情绪问题。
而她这个核心论点，基本上来自某天她和两位被她称为密友的萨摩亚女青年的散步聊天。1987年11月13日，弗里曼在美属萨摩亚政府的萨摩亚事务秘书加勒阿伊（他恰好是那两位萨摩亚女青年之一的儿子）的帮助下，找到了尚在人世的其中另一位女青年，时年已是80多的老太太，她有如下的澄清证言：
[quote]加勒阿伊：“她是不是问你们晚上干什么？你们是否对此开玩笑？”
法阿阿：“是，她问，你们去哪里？我们回答说，我们夜晚出去。和谁？她问道。然后，你的妈妈佛佛阿和我互相掐着对方说，我们和男孩子一起过夜。对，和男孩。她一定信以为真了，但我们只是在开玩笑，萨摩亚女孩是不得了的撒谎精。但米德接受了我们捏造的故事，把它当成了真事。”
加勒阿伊：“她后来还问过你们无数次，你们两个是否都一直对米德说这些假话？”
法阿阿：“是，我们对她不停地撒谎，再撒谎。”[/quote]
那场关键的谈话发生在1926年3月13日，米德与法、佛两人一起散步，散步时米德在问话中完成了所谓的田野调查。
第二天，米德就迫不及待地写信告知博厄斯，她的研究得到了很好的结论，并预计1月后离开萨摩亚，以便留下5周的时间，前往法国度一个假。
米德于4月16日离开萨摩亚。

因为法阿阿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后来又在教堂手按圣经，进一步发誓，声称自己的上述证言是真实的。

弗里曼通过大量的调查，进一步还原了米德当年之所以得到那些研究结论的背景：
米德本来最感兴趣的是到萨摩亚做民族志方面的东西，但其导师博厄斯要求她做这个“到底是生物因素还是社会文化因素，决定了萨摩亚青年的生活方式”的课题，她答应的同时，又瞒着导师，答应了另一家研究机构，在萨摩亚同时也做民族志方面的研究工作。
这样，当她来到萨摩亚时，实际上大部分时间，是在收集民族志方面的东西，等到剩下的时间很少了，她才急匆匆找萨摩亚女青年聊天，结果一聊就轻易被人开玩笑，她还自以为得到了大发现，足以向导师交差的大发现。

不幸的是，这个“发现”，受到博厄斯的极大重视，因为这个“田野事实”，雄辩地支持了博厄斯一贯所主张的，文化的影响，大于生物属性的影响的人类学观点。成书后立刻轰动了西方人类学界，成为一代经典。米德也因此，终身都不得不捍卫自己的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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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考虑到米德一方的辩护，例如：二战导致萨摩亚的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质疑证言提供者法阿阿，是因为和同时作为当地酋长与政府萨摩亚事务秘书的加勒阿伊，认为当年法阿阿和自己母亲与米德的谈话，导致外界一致认为萨摩亚是一个淫乱之地，因此可能存在某种合谋，而做出了对米德不利的证言。
但，凡此种种，都不足以支持米德的那本成名作，是一个合格的研究。

一般地看，近代西方兴起的社会人文诸种所谓科学，往往自诩方法论的科学，其实，其方法论正是其最大的软肋，也是其从业者最大的软肋，这个软肋，不是依靠覆盖“科学”的红旗，就可以遮盖修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