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人崔致远的著作《桂苑笔耕录》,20卷,是他长年在中原做官,后来回到新罗后于光启二年(886)编定之诗文别集。其中收录了他在淮南幕府任职四年期间所撰表状书启等公私文字。
其中有条史料很细致地刻画了当时新罗对于唐朝政权的政治关系,值得现在的韩棒子们多体会体会。
笔耕录后有崔氏裔孙辑录的《孤云先生文集》,其卷一有唐昭宗乾宁四年(897,也就是新罗恭孝王元年)七月,崔致远代替当时新罗恭孝王撰写的《谢恩表》。崔致远在唐朝一直做的就是秘书的活,回新罗了,当然还是继续做。
这年,唐朝廷追封新罗此前的景文王为太师,宪康王为太傅,于是恭孝王就让崔氏撰写一封表以致谢,就是这篇谢恩表。
表文首先追述了宪康王在17年前的一件未遂的功劳:
新罗宪康王在广明元年(880),获悉“寇逼咸秦,驾巡庸蜀”,也就是黄巢军占领了长安,皇帝呢不得不跑到成都去避难。所以“愿助武功”,欲“爰披楚袂,冀请终缨,齐征下濑之师,决徇大朝之难”,因此向当时诸道行营兵马都统高骈提出发兵勤王的意愿。高骈当然是觉得好事一桩,“上陈番款,外振军威,是蹑前规,无亏远虑”,乃“非因绠短,欲假鞭长”。
但是,宪康王事情没有做周到,没料到此举犯了一个官场的忌讳。当时唐朝还有一个平卢节度使,叫安师儒,他的一个职责就是管辖新罗、渤海相关事务。他一看宪康王径直把表捅到高骈那里去了,一个招呼都不给他打,自然不高兴,就“谓彼越庖,阻兹扣楫”,还“专驰使人,来约兵士”,也就是派出临时紧急使臣,赴新罗禁止宪康王发兵。
如此一来,这事就歇菜了。
所以写谢恩表的恭孝王就说,“以此远俗之忠诚莫展,先臣之遗恨斯多”。注意“先臣”二字,这是历朝历代朝鲜越南等等周边藩国对中央王朝皇帝的必需的自称,臣。
该书的其他介绍见: http://knol.google.com/k/-/-/2qslipiksbfi/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