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春秋,当时各诸侯国已是非常流动的社会,劳动力四处流动,商贾资本亦四处流动。而此流动社会对国家政治权力有极大危害,国力难以凝聚,国基无以巩固。于是商鞅在秦国对此采用“以静生民之业”的办法,打击流动性最大的商人及其资本,将社会稳定下来。其积极的效果是使秦国显较诸国更为强大巩固,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但此办法坚固有余,灵活不足,故秦灭六国后不能将各板块有机地融合统一而享国短促。与此不同的是擅长流通的范蠡助越国“十年生聚”而后亦称雄一时,但范蠡的路子也有问题,灵活有余而根基不稳。故越国之兴,昙花一现。
本朝前卅年似乎有点像商鞅的路子,而后卅年则取范蠡之法。
阴阳相生,奇正并用,而运用之妙,全在审时度势,“不审势则宽严皆误”。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而多方掣肘,所谓调控安能奏效!
是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