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略谈近代以来的东北边事.吴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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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近代以来的东北边事（上）--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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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吴戈 于 2007-11-29 01:16:21

说是谈，其实还是抄书罗列，主要侧重一些不太常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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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顺治以来，俄人开始窜扰黑龙江、松花江流域。此时的清军很有战斗力，一般在特定战场投入的兵力和对手相比也占有优势，屡屡击败敌军，俄遒斯捷潘诺夫及其部众就是在松花江口之役中被歼灭。清军将领沙尔虎达、安达礼、巴海（沙尔虎达子）、萨布素、朗坦、彭春等先后为保卫北疆建功。朗坦、彭春化装了解敌情后上奏：“舟行虽稍迟时日，凡军饷、器重，皆可至于雅克萨”，“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康熙根据各方报告，进行了筹划部署，要点是：一、建立两处木城并多处驿站，准备建城永戍；二、开辟水陆道路，解决粮秣供应的问题；三、调兵遣将，建造舰船枪炮，向黑龙江进发。1683年，康熙传谕讨论军队驻地等问题。巴海回奏：如分兵则兵力分散，尤其交通不便的条件下，难于防御，应等造船完毕，速行征剿。康熙认为“所议进军罗刹军务，殊为疏略。”巴海建议的是以往的用兵办法，只能取得一时的胜利，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进，用兵无已，边民不安。康熙看到了里面的问题，决心从根本上加强边防，建城永戍，杜绝沙俄入侵。应该说康熙很有眼光，比其他人看得更远、更透。但是他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清廷的封禁政策直到19世纪中才不得不渐渐废弃。这是俺厚猪革地给康熙减分的地方。话说回来，毕竟因为他的远见，才有宁古塔等地的发展，不然后面的情况可能更糟。那时的东北整个都是流放重罪犯人的地方，很荒凉，连已经有一定程度开发的盛京（辽宁）都是这样；黑龙江基本上蛮荒之地；吉林只比黑龙江略好一点。今吉林市当时中文称船厂，是造船的地方，是当时吉林最大的城市，由于条件太过艰苦，造船的谪戍人员往往逃亡、或行贿走散。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这是个平等条约，但是清朝谈判人员经验不足，吃了些亏。其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边界比较平静。

后来的历史到49年为止，让人高兴的事就没几件了。1858年，中俄签订《瑷珲条约》，恩格斯说：“（沙俄）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相当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使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归入俄国版图，吉林从全国拥有最长海岸线的省份变成了内陆省。

《北京条约》签订时，双方并未实地勘察，1861年6月，中俄代表于兴凯湖附近就兴凯湖至图们江口段的复杂边界划分问题举行会议，谈判焦点是白棱河的位置。清朝代表成琦唯恐谈判破裂会导致俄方采取军事行动，被迫承认土尔河即白棱河的俄方主张，双方签订《中俄勘分东界约记》，作为中俄《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按规定在约一千多里的边界上，共设立8个木质界牌。此问题上成琦等草率敷衍，除两牌由双方监立外，其余六个由俄方一手包办。参加监立界牌的中方官员吉勒图勘畏路难行，且犯了鸦片瘾，按俄方要求预先在“一切界牌都是根据国界纪录设置在各该地点”的声明上“具结”。

1880年2月，清政府声明拒绝承认和批准崇厚与俄国签订的《交收伊犁条约》，双方关系全面紧张，大战一触即发。3月2日，清廷派吴大澂协助吉林将军办理边防事务。面对咄咄逼人的沙俄，吴大澂编练近代化的边防军、修建炮台、加强江防，建机器局、火药厂，移民实边。这些大都需要时间，作为应急措施，他单骑招抚“金匪”头目韩宪宗，命其为南山总练，招募壮士，举办团练。吴大澂施行招垦政策数年后即见成效，租赋、饷源、兵员增加，并为边防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后勤保障。延吉、汪清、和龙、东宁、密山等均为因招垦设局而发展成为边疆重镇。1861年中俄勘界后，俄方不断侵占空旷之地，并私移界牌。1886年 10月，历时5个月的新勘界会议结束，双方签订《中俄珲春东界约》和《中俄查勘两国交界道路记文》。吴大澂在交涉中表现出色，收复部分被沙俄窃占的领土，受到时人好评。吴大澂并将原界牌和新立的26个界碑都改为石制。他还在距被收复的黑顶子山不远的中俄边境长山子岭上立一高十二余尺的铜柱，上刻吴大澂手书四行五十八个篆字：“光绪十二年四月 都察院左副督御史吴大澂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奉命会勘中俄边界 既竣事 立此铜柱 铭曰 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1900年，即八国的旗帜在紫禁城头飘扬的那年，也是吴大澂去世前两年，此铜柱被沙俄侵略者碎为两段，公然运至伯力，陈列在博物院中。

辛亥革命后，沙俄为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积极策动蒙古王公“独立”。1912年哲里木盟科尔沁右前旗扎克图郡王乌泰在俄国人的军火和财政的大力支持下，以三千余人叛乱独立。叛军残酷虐杀汉人，一个月后被中国军队平定。乌泰在沙俄协助下逃往库伦。

中东路，按条约俄国本没有护路权。但沙俄在沿线和很多城镇实际拥有行政、驻军、司法等权力。1917年3月，二月革命爆发，驻哈尔滨俄人分成革命、中间、反动三派，互相斗争。11月，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政府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侵略政策与战争政策。12月，在北京政府的命令下，吉林督军孟恩远等率军收回中东路权，前后将俄军约6、7千余名缴械并遣送回国。

略谈近代以来的东北边事（中）--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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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吴戈 于 2007-12-04 22:17:36

1711和1712年穆克登曾两次奉康熙之命勘查边境，确定国界。此行因中朝对图们江上游三条水源应以何者为分界线存在分歧，没有达成协议。关于此事有很好很详细的网文，不多说了。俺相信白山分水岭处的界碑后来肯定是被移动了。

1860-1870年间，朝鲜北部多次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越来越多的人移至中国境内垦荒居住。清廷认为这些居民或者进早刷还，或者在原地居住耕种亦可，但须加入中国籍，服从中国政府管理。对此，朝鲜政府希望刷还，但根本无法做到，因为“彼流民恋兹乐土”，不愿重返故国。这些朝鲜流民为免被清政府驱逐，制造了土门（图们）、豆满两江说：“土门者，分界处土门也。图们者，庆源以下入海处也。本国通称由本国界内发源至入海处谓豆满，故称图们者，乃本国豆满之译音相殊者也。”实则土门、图们、豆满皆一江之异名。1887年中朝第二次勘界时朝方放弃了这一基本上属于无中生有的主张。两国还是因江源地段的划分意见相左而未能签订正式界约，但是处理越境垦民的问题已刻不容缓。1890年，清廷拒绝了朝鲜国王刷还的要求，开始对越境垦民进行剃发易服、领照纳租事宜。

1903-1904年，朝鲜任命的北边垦岛（指今中国延边地区之一部）视察使李范允私自在朝鲜垦民中敛钱，并购买武器，组织军队。他于1904年 4月率5、6千人渡江，将主力集中于和龙峪白金社之沙金沟，该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李设置了7道关卡。得悉李范允率军入侵，驱杀华民，逼协朝鲜垦民之后，清延吉厅同知陈作彦与吉强军统领胡殿甲急调军队和地方团练回击。4月9日至13日间，李范允军各营全被攻破，李及残部溃逃回本国。中国军队没有越境追击。

1904年6月，中朝议定《中韩边界善后章程》。在该章程中，中方否认朝方有权管辖中国境内的朝鲜垦民。章程规定两国军人无有公文不得过江，否则格杀勿论。该章程签订后，边境比较安宁。

近来韩国媒体捧出倭寇的所谓间岛地图，意图滋事，不然俺还想不起来费力抄这篇东西。

“间岛”这个名字本来是从没有过。图们江下游有块滩地，纵十里，宽一里，约二千余亩，俗称“假江”。19世纪80年代，清廷在东北移民实边，此滩地即由朝鲜钟城农民租种，岁交租银8百余两，历有成案，从无异议。此滩地本与中国大陆相连，不料朝鲜方面竟有人私掘一沟，使其成为四面环水的绿洲，此即后来所谓“间岛”的张本。1903年，李范允指称我之“假江”为“间岛”，意欲占据，“间岛”之名最初来源于此。《中韩边界善后章程》中规定：“古间岛即光霁峪前假江地，向准钟城韩民租种，今仍循旧办理。”这是“间岛”这一名称首见于外交文件。后来倭寇介入后，这一“问题”大大走样了。俺后面还要谈。

1946年冬，国军大举进攻南满根据地时，东北局先后将1。8万伤病员、家属和后勤人员撤到朝鲜境内；将85%的战略物资转移过鸭绿江东。 1947年5月，通化收复后，这些物资几乎完整无缺地运回南满。此外还有大量人员和物资通过朝鲜转运。规模最大的当属起义的184师，该师海城起义后，就是借道朝鲜到北满整训。俺手头有几个数据：据不完全统计，1947年1-7月，转运作战物资21万吨；1948年全年转运30万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对朝贸易输出品（折合东北流通券，下同）24684万元，输入36526万元。这个流通券的价值可以通过下面这段话估计个大概：“货物过境费和运输费另以贸易形式付给朝方机车一台、粮食4390吨、煤炭82280吨，折合5170万元。”此外朝鲜无偿赠送日军留下的军火两千余车皮。后来四野中的朝鲜族部队先后有约三个师携带全部装备加入了朝鲜人民军，其中两个师是成建制过去的。这些部队大体属于独立师，一般来说战斗力要差一些。但是四野很多野战部队都是独立师升级的，而且四野后期各部队之间战斗力差别不大，东北国军无弱旅，共军也无弱旅。按杜聿铭的说法，关外共军战力远强于关内共军，共军必将在一年内统一中国 ---他这个预言还是很准确的。可想而知，这三个师（共约三万七千人）在朝鲜十万出头的部队中会起何等作用。朝鲜最精锐的是装甲部队，他们的指挥、战斗带着明显的苏式风格。步兵大概就要数经历过战火考验的四野部队了。

朝鲜族居民。前面提过一些，19世纪6、7十年代，大量朝鲜居民因自然灾害越境。清政府因“情殊可悯”，划出朝鲜人“专垦区”，这一政策使越境居民急剧增加，至1894年，有6万5千人，1904年，达7万8千人，其中多数集中在延边地区，约5万人。清政府剃发易服的政策收效不是很大，在1890 年代以前，愿意归化的仅约有15%。后来清政府以去留相挟，入籍者上升到50-60%。1910年，日韩“合并”，心怀亡国之恨的朝鲜人大量移入中国，至九一八之前，东北的朝鲜人已达百万或以上。1937年之前，日本对朝鲜移民采取“放任”的态度；三七年后，采取“新规入植”政策。1937-1945年，日本人强令从朝鲜移居东北的人约有16万人。抗战胜利后，滞留东北的朝鲜族人约有230万，国共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国民党否认朝鲜人的永久居留权，先后两次遣送12483人回国。后由于战场上节节败退，没有继续遣送。被遣送的数量虽很少，但由于朝鲜解放成为独立的国家，加上东北正在战争中等因素，大批朝鲜人回国，居留人数从230万锐减至130万。和国民党不同，中共明确阐明“除参加东北抗联的东北义勇军以外的朝鲜居民，一般认定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本着这一方针，中共给予境内朝鲜族和其他民族同样的一切方面的平等权利。

略谈近代以来的东北边事（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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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吴戈 于 2007-12-13 00:49:04

北京时间已经是12月13日了，70年前的这一天，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开始，持续六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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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1月，日军占领旅顺，在四天三夜的屠杀中，全城二万多人遭杀戮，仅36人幸免，这36人还是倭寇为抬埋尸体留下的。鬼子见人就杀，有一家四五个孩子和母亲倒一起，最小的一个还在吃奶。英国海员阿伦特的回忆：“。。。水里人头攒动，断头的、腰斩的、穿胸的、破腹的搅做一团。。。日本兵在岸上欢笑狂喊，快活得不得了。。。（水中）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浮出水面，向着日本兵凄惨地哀求。将近岸边，那日本兵就把枪刺来搠，小孩就搠在那枪头，只见他竖起枪来，摇了几摇，当作玩耍的东西，孩子只有约两岁。。。”1895年2月，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兽兵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仅田庄台一地，即杀死二千余人。

日俄战争略。

日据朝鲜之后，《中韩边界善后章程》墨迹未干，倭人即大造“间岛”属中韩未定的舆论，而且，这个“间岛”已不是前文提到的那两千来亩滩地，而是不知为何就“放大”到大体相当于今延边的地区。有的日本地图干脆直接将“间岛”绘入朝鲜界内，这就是SB韩国媒体上登载的日文地图的来源。1906年后，倭寇委任中国通斋藤季治郎负责“间岛”事宜，提出“以间岛系韩国领土为前提而处理一切事物”。1907年8月19日，斋藤率大批宪警渡江，强行将今延边地区内约千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分为5区，设立官署，发号施令。

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早引起了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注意。1907年6月，他派新军督练处监督吴禄贞“密往确查”。吴禄贞和前文提到的吴大澂一样，都是出自俺们吴家的于国有功之人。吴禄贞曾于日本士官学校留学，习骑兵。他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成为“兴中会”初期的忠实捍卫者。1901 年回国，与黄兴、宋教仁共同发起组织“华兴会”。吴禄贞受命后，先自请携科员二人，测绘学生6人，深入实地测量，行程两千六百余里，历时73天。这是我国第一次对这一地形复杂的地区进行仪器勘测。根据测量结果，制成五十万分之一的“延吉边务专图”，并撰写了长达十万字的《延吉边务报告》，彻底驳斥了间岛谬说。

在对日交涉中，吴禄贞团结汉、满、朝各族群众，对日人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他见江防兵力根本不敷使用，而清廷既无力增兵，亦不敢增兵，“恐起交涉”，遂深入“匪巢”，自报为南方会党首领，与“匪首”结为兄弟，晓以大义，众欣然从命，使禄贞顿得劲旅数千。斋藤见清军忽然有众如林，且为其素所畏惮之山林健儿，被迫将日军后撤数十里。斋藤碰巧是吴禄贞在日留学时的老师，吴禄贞在斗争中有理有节，不辱使命，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1909年初，日驻华公使就所谓间岛问题致送长篇照会。3月，清外务部以吴禄贞和他的秘书周维祯主笔的万言长篇节略回复，一一列举事实，全部推翻了日人主张。1909年9月，中日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即《间岛条约》，其第一款即为“中日两国政府彼此声明，以图们江为中韩两国界，其江源地方自定界碑至石乙水为界。”至此， “间岛案”彻底终结。韩国媒体当然不承认倭人包办的条约，却要拿他们的SB东西来当耍赖的依据。“间岛交涉”是我国近代史上罕见的成功外交，吴禄贞功不可没。吴禄贞曾被人和著名战略家蒋百里并列，可恨他后来准备在石家庄策动起义时，被袁世凯指使其手下暗杀，时年仅31岁。追悼会上，孙中山亲致祭文。

1916年6月，在日本人策划指挥下，马贼头目巴布扎布叛乱，被时任奉天督军兼省长的张作霖派兵剿灭。

同年8月13日，郑家屯（位于今吉林辽源）日本商店店员吉本向一中国儿童买鱼，因出价太低，儿童不卖。吉本挥拳殴打儿童。当地中国驻军士兵劝阻，双方口角。吉本蛮不讲理，与士兵动武。后吉本又至日本警署捏造事实，夸大其词。日警引来20多名日军到中国军队驻地交涉。日军欲强行闯入被拦后，竟开枪打死奉军士兵4名，打伤数名。奉军还击，毙日军7名，伤9名。史称“郑家屯事件”。此事件中方接受屈辱条件平息。事后，挑起事端，扩大事态，谋取利益，成了日寇的常用手段。

宽城子事件。宽城子是长春旧名，长春至今仍有宽城区。1919年7月16日，日本会社社员欲强行从中国军队临时警戒线通过，引起斗殴。日军闻讯赶到，首先开枪。先后有几股日军加入战斗，从三面有力地形向中国军队射击。吉军应战，双方对射一个多小时。结果日军死19人，伤17人；吉军死14人，伤 14人。此事为张作霖利用，助他顺利占领吉林。

1920年9月，日本人重金收买匪首长江好、万顺、王四海、镇东、镇中华等，同时派人充当匪徒的参谋。9月12日，万顺、王四海率三百余人烧掠珲春，绑架数十人而去。日本领事分馆由于戒备森严，土匪未敢进攻。不知是他们的脑子短路，还是配合出了问题，总之，苦肉计未成。日本人将领事分馆的警卫大部撤回朝鲜后，镇东、镇中华率4百余人，携两挺机枪、一门大炮，再掠珲春，攻占并焚烧日本领事分馆，日本人被毙伤24人。日寇蓄意制造此事件后，贼喊捉贼，厚颜无耻地将责任强加给反日团体，并提出“合剿肇事者”。要求被拒后，以“自卫”为借口，派总计两万重兵野蛮讨伐，史称“庚申年大讨伐”。日寇烧杀淫掠，犯下滔天罪行。曾有31人被圈在礼拜堂烧死，有向外逃者就以刺刀挑或枪打。有三名男子被用二寸长的铁丁打穿手掌，再以铁丝穿过鼻孔，将手和鼻孔系在一起，最后以马拖十余里后枪毙。日寇在四县69个村庄杀害群众3600多人，烧毁民宅3500多栋、学校95所、教堂19座、粮食59900多石。事件发生后，当地人民奋起反抗，其中力量最强大的是朝鲜人洪范图率领的反日联合部队。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先后毙伤日军千余。事件最后结果，日军虽撤出，日人却强行留下了自设的警察机构。

1927年，日本为加强侵略，欲强迫张作霖接受日在临江（吉林南部）设领事馆，并采取行动，企图以武力造成既成事实。日人的行径在当地引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成千上万的群众高唱着县立师范中学老师们谱写的《临江抗设日领歌》，走上街头：

风潮滚滚唤起那睡狮一梦醒，
同胞四万万携手联络作长城。
神州大陆奇男子齐把国权争，
莫叫那岛国人设领在临城。
哪怕它枪林弹雨来势真凶猛，
铸铁肩担重任壮哉我国民！

在抗日风潮的影响下，张作霖的态度由暧昧转强硬，日本人被迫取消了设领计划。

1928年5月，日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

1931年5-7月，发生“万宝山事件”。汉奸郝永德申请租长春附近万宝山地５００垧，尚未经批准，即转租给朝鲜农民。朝鲜农民开渠占田，与当地中国农民冲突。日警开枪，打死数人，伤数十人，逮捕十余人。日韩报纸捏造事实，欺骗宣传，韩国很多华侨商店、住房被毁，华侨死伤各百余。

1931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军官中村和随员三人非法潜入大兴安岭地区进行间谍活动，被中国军队处死，这就是所谓的“中村事件”。

九一八及抗联的斗争，略。

日本自1932-1936年，先后5次试验性的武装移民，共计2900户，7260人。1937年后，推行百万移民计划，实际移民约10万户，30万人，其中生还日本者约11万人。

九一八之后，日军于1932年2月5日占领哈尔滨，这标志着东北彻底沦陷。自1932年始，发生日本与苏联的边境纠纷数以百计。1938年7月张鼓峰（位于中朝苏三国边界交汇处附近）事件爆发，8月10日两方签停战协定。俺曾问过某网友这一战场的中苏国界最后是如何划分的（其时边界谈判接近尾声，等待两国批准），好像是这样：原则上按国际惯例以分水岭划界，有块有苏军墓地的地方按例外从权划给苏方，苏方在其他地方作出补偿；当年主战场之一沙草岭归中方。


[b]溥仪：《我的前半生。六。日本战犯》[/b]

送交者: 吴戈 于 2007-12-13 00:50:31

六　日本战犯

　六七月间，我和几个同伴去沈阳，出席军事法庭，为审判日本战犯向法庭作证。
　　从报上知道，在中国共关押了一千多名日本战犯，一部分在抚顺，一部分在太原，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时期中的犯罪分子。一九五六年的六月和七月，有四十五名分别在太原和沈阳判了徒刑，其余都受到了免诉处理，由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他们回了国。在沈阳审判的是押在抚顺的战犯，两批审判共三十六名。有的是我在伪满时即已知名，有的是在抚顺管理所的大会讲坛上看见过。前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就是其中之一。他和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是我和四名伪满大臣作证的对方。古海是到庭的第一名被告人。他后来被法庭判处徒刑十八年①。
　　①古海忠之已于1963年2月提前释放。
　　我走进这个审判侵略者的法庭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想起了日内瓦谈判的胜利，想起了建国以来的外交关系。如今，在中国的土地上审判日本战犯，这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打胜仗的日子，我那时只想到，我除了向中国人民认罪求恕外，别无其它出路。到这次审判日本战犯时，出现在我心头的已不是出路问题，而是远远超过了个人问题的民族自豪感！
　　不，我得到的还不只限于民族自豪感。我从这件巨大的事件中，想到了更多更多的问题。
　　古海在宣判前的最后陈述中说了这样的话：
　　“在东北全境，没有一寸土地没留下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痕迹。帝国主义的罪行就是我的罪行。我深深认识到我是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原则，对中国人民犯下了重大罪行的战争犯罪分子，我真心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对于我这样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犯罪分子，六年来，中国人民始终给我以人道主义待遇，同时给了我冷静地认识自己的罪行的机会。由于这些，我才恢复了良心和理性。我知道了真正的人应该走的道路。我认为这是中国人民给我的，我不知道怎样来感激中国人民。”
　　我到如今还记得，我在法庭上作证发言后，庭上叫他陈述意见时，他深深鞠了一个躬，流着泪说道：
　　“证人所说的完全是事实。”
　　这情景不由我不想起东京国际法庭。在那里，日本战犯通过他们的律师叫嚣着，攻击着证人，为着减轻罪罚，百般设法，掩盖自己的罪行。而在这里，不仅是古海，不仅是我的作证对方而是所有受到审判的战犯全部认罪服刑。
　　关于日本战犯，我的弟弟和妹夫们，特别是记性好的老万，讲它几天也讲不完。他们从检举认罪开始，便参加翻译日本战犯大量的认罪材料，大批日本战犯遣送回国后，他们又协助管理所翻译大量的日本来信。妹夫们释放之后，这工作由溥杰和老邦几个人担任。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不断地零碎地从他们嘴里听到不少日本战犯的故事。
　　有个日本战犯，是前陆军将官，在一九五四年检察机关开始调查时，也许是由于他怕，也许是由于敌视，是从他嘴里查不出多少东西的。甚至在大会上，受到他的部下官兵的指控时，他还没放下自己的将官架子。但是这次在法庭上，他承认了指挥他的部队在冀东地区和河南浚县等地，进行过六次集体屠杀和平居民的罪行。例如，一九四二年十月，他属下的一个联队，在潘家戴庄屠杀了一千二百八十多名居民、烧掉民房一千多间的罪行。他在法庭面前承认了所有这些事实。他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之后，向记者说：“在进行判决时，我按照我过去的罪行来判断，认为中国对我这样悖逆人道、违反国际公法的人，当然要从严处断，处以死刑。”他又说，在调查犯罪事实的时候，是非常正确而公正的，完全是用了他们在旧社会未曾见闻过的方法进行调查的。他说，尽管自己的罪恶没有什么辩护余地，可是法庭还是派了辩护人来，起诉书也是几天前送交他的，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人格的尊重。说到犯罪，他说：“当我想到我曾经杀害过很多的中国人民，使他们的遗属的生活遭到困难，而目前照顾我的正是被害者的亲人，这时候我的心有如刀割一般。”
　　有个日本前大住，受到了不起诉处分而被释放。我的三妹夫曾翻过一封从日本的来信，是和这位大住同船回国的一个战犯写的，信里提到日本记者知道了这个大住在监狱里被他的部下（也是战犯）追问过去的罪行时，很是恼怒，所以在船上访问了他，希望他说点和别人不同的话，因为战犯们对新中国的称赞和感激，已经使某些记者早不耐烦了。他们从大佐的嘴里并没有得到希望得到的任何东西，记者问他：“你为什么还是说那些话？你现在还怕中国吗？”他答：“我现在是坐在日本船上，对中国有什么怕的？我说的不过是事实罢了。”
　　三妹夫曾经担任过病号室的组长，他遇见过一个住病号室的日本兵战犯，他整天捣乱，不守监规，经常找护士和看守员的麻烦。到宣布了释放，开送别会的时候，他忽然哭了起来，当众讲出了自己的错误。还有个病号，虽然不像这个小兵那样捣乱，也是根本不想认罪的。他得的是直肠癌，因病情恶化把他送到医院里去急救，动了两次手术，做了人工肛门，而且医生为他输了自己的血，把他救活了。出院之后，他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叙述了他过去如何残杀和拷打中国人的罪行，又对照了中国人民在他病危中如何抢救了他。他在台上一面哭一面讲，台下的人也一面哭一面听……
　　有一天，我们平整场地、修建花坛，从院子里的土坑里挖出了一具白骨，头骨上有一个弹孔。学过西医的老元和老宪都判断死者生前是一个少女。后来，老万翻译了一个日本战犯的文章，这人是从前抚顺监狱的典狱长，他描述了那时关押爱国志士时的地狱景象：那时这里只有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那时这里又臭又脏，冬天墙上一层冰，夏天到处是蚊蝇；那时每个囚犯每天只给一小碗高粱米，还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累死。他说：“现在这里只有唱歌声、音乐声、欢笑声，如果有人走到围墙外，决不会想到这里是监狱；现在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纱窗，过去苦役工厂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现在成了医务室的药房，从前的仓库现在修成了浴室，现在他们的人格受到尊重，他们每天可以学习，可以演奏乐器，可以绘画，可以打球，谁会相信这里是监狱？”他说：“现在中国正在建设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事业，让我们走正当道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
　　在不少战犯写的文章中都说过，当他们被苏联送到中国来的时候，是恐惧的，是不服气的，甚至是仇恨的。有的人和我的心理一样，刚来的时候只会用自己的思想方法来推测，完全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这样对待他们。他们看到修建锅炉房时，以为是盖杀人房，看到修建医务所、安装医疗设备时，以为也像他们干的那样，要用俘虏做试验。还有人把宽大和人道待遇看做是软弱。有个宪兵，在刚从苏联押到中国时是被日本战犯看做“日本好男子”的，终日大声叫骂。所方找他谈话，他侧身站在所方干部面前说：“我是苏联军队俘虏的，你们有什么资格来问我？”所方的人员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并没有请你到中国来杀人，但是有权利来向你追究你的血债！现在没资格说话的是你。你自己想想去吧。人到世界上来应该给人类做些有益的事，你做的什么呢？”他还以为要给他动刑，再给他一次逞硬的机会，可是就叫他这样去了，再没理他。不久，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他再也不闹了，因为他知道了讲道理的人并不是软弱，而野蛮却正是虚弱的表现。他变成了不声不响，终于自己主动地讲出了他的罪行。
　　日本战犯这些故事流传出来之前，日本战犯的变化是几乎人人皆知的。但我那时只顾考虑自己的问题，就像从前看报和看家信一样，无心认真去思索。其实从一九五四年前后起，日本战犯们的变化就不断地显露出来。我不如从溥杰的残缺的一九五五年日记里抄些有关段落，借以说明（方括弧中的话是我的注解）：
　　　　　　　　　　　　一月二十六日
　　　　晚间看日本战犯演舞踊及音乐剧［这是我们第一次看他们表演，以前
　　是他们自演自看，他们这时已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管弦乐队。乐器是所方
　　为他们筹办的］，都是取材我国人民解放军如何爱护人民、反帝及国际主
　　义精神，和反对原子战争的日本人民的奋斗实例而成的。[剧终后]日本战
　　犯们不少声泪俱下的表示反对美帝的原子能垄断[不少战犯说到自己亲人是
　　死在原子弹之下的]，并感谢我国人民政府之宽大政策。
　　　　　　　　　　　　　　五月二日
　　　　白天仍是游戏了一天（因为过“五一”节，连着两天举行娱乐庆祝活
　　动），晚间看日本战犯们的歌舞晚会，第六所的及第五所的前佐官级的战
　　犯，也都参加了表演，这是向来所无的事，使我深刻地感到“新社会把鬼
　　变成人”——“白毛女”影片上的话。
　　　　　　　　　　　　　　五月五日
　　　　晚间看了（日本）战犯们的演剧“原爆之子”，才演了一场，因为晚
　　间院内太冷（这天忽然起了风），所方怕出演者及观众（演出者只有日本
　　战犯，观众是全体战犯）受了凉，遂临时中止，俟天气好时再演（这个露
　　天会场，是日本战犯用了不过三四天，就建筑起来的）。
　　　　　　　　　　　　　五月六日
　　　　今晚看了“原爆之子”，……情节颇感动人……（这写的是长崎受到
　　战争惨祸的故事）。
　　　　　　　　　　　　　五月十五日
　　　　……参加亚洲会议的日本代表二十余人到这里参观，其代表团长声泪
　　俱下地感谢了我国政府之对于战犯们的人道待遇。战犯代表也致答词，声
　　言其改邪归正今后誓为保卫和平而斗争的决心，战犯们有很多人都感动得
　　落下泪。所方并允许该代表团员与所认识的战犯们会见。
　　　　　　　　　　　　　六月十一日
　　　　终日看（日本）战犯所举行的运动会（这个运动场也是日本战犯自己
　　修的），其组织性并其创意工夫，是可以供我们作参考的（在运动会上，
　　他们的啦啦队很出色）。
　　　　　　　　　　　　　七月四日
　　　　晚间看（日本）战犯们的歌唱、音乐、舞蹈会。
　　　　大约是片山哲来了罢，至深夜仍听到他们在欢呼拍掌。
　　回想了一下，就觉出了他们的变化是很明显的。为什么这些身为囚犯的人变得那样高兴，那样生气勃勃？为什么在释放之后，坐在兴安丸上，还带着管理所送他们的那套管弦乐器，流着泪向逝去的中国的海岸吹奏？为什么他们最爱唱“东京——北京”？为什么连每个被判刑的人都在反复地说着：“我感激中国人民！”“我悔恨……”？
　　古海这样说，骂过人的这样说，耍过无赖的也这样说。从日本来的信里，常有这样的话：“我从中国知道了应当怎样活着”，“我认识了人生”，“在我踏出人生的第一步时，对于祝福我的身心健康与我握手的所长先生，你那手上的温暖是永不会失去的”
　　有几个战犯，从日本报纸、杂志上知道美国军队占领了他们的土地之后，出现了一种叫“胖胖女郎”的妇女职业，这是和我国解放前“吉普女郎”类似的现象，他们恼怒起来，骂那些女人不要脸。有人写信给他的妻子，问她是不是也干了这个。这封信经过检查，被所方管教人员留下来，拿着找到他，十分耐心地说：“你再考虑考虑，这样给妻子写，合适不合适？不用说你问得毫无根据，即使有根据，你也要想一想，这是谁的罪过？难道要叫一个女人负责吗？”这个战犯听了一声不响，突然他把那封信团起来扔在地上，然后抱头大哭起来。
　　是的，那些感激中国人民的人，不只是感激中国人民的宽大，他们更感激中国人民给他们认识了真理，明白了许多事情的真相。就像我认识了皇帝是怎么回事似的，他们也明白了军国主义的真相和日本的现实。他们回国之后来信谈到了少年犯罪数字的惊人，谈到了胖胖女郎的命运。在管理所放映过的日本电影《基地的儿童》、《战火中的妇女》都是现实。塞班岛的妇女在刺刀逼迫下走进海水，绝望的母亲用双手把自己刚出生的婴儿举到水面上，这些现实刚过去，美军的基地出现了，美国坦克轧着他们的土地，美军的飞机染污他们的天空，美国大兵奸污他们的妇女，……
　　一个回到农村的人，来信沉痛地说：“村中一部分青年变了，有当强盗的，有为了妇女问题而杀人的，有的参加了自卫队，沉溺在酒和妇女的堕落生活中。到了夜晚，如不把门窗关好就不敢安然地入睡。文化方面是腐败的，电影也是诲淫诲盗的多，还有从前时代的戏以及剑道柔道和射击的游戏。儿童做着杀人的游戏，对父母的吩咐也是不大听从。物资应有尽有，可是穷人是没钱买的……”
　　他们在中国认识到了真理，他们回去又看到了自己的祖国蒙受灾难的真相，他们一明白了这些道理，就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了。他们到处讲演，讲新中国，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反对复活军国主义，要求独立民主与和平。他们何以如此呢？他们受到许多的限制、监视，但是他们并不畏缩，他们有很多办法对付那些限制。反动派不准他们演出中国的舞蹈，他们就把蒙古舞、扇舞、秧歌舞、红绸舞教给职业歌舞伎座，于是中国的红绸舞和秧歌舞传遍了日本全国各地。他们何以有这些办法呢？力量是哪里来的呢？
　　从妹夫们零星的但是兴奋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在日本发生的许多关于归国战犯们的故事，这些故事归结出一个事实：他们到处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他们把真理告诉了人民，人民支持了他们。
　　有许多人来信叙述他如何被他的家人、亲友、同乡，以及团体、学校邀请去讲他的监狱生活，讲中国的事情。他们讲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情，讲了强大起来的中国对战争是什么态度，中国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是什么。对他的话，有人怀疑，有人采取保留态度，有人相信。但越来越多的是相信，是肯定，是对于回去的人的信任。对于回去的人，亲美的反动统治者越不喜欢，人民却是越相信他……
　　他们一回国便出版了一本书：《三光政策》。那些亲身参与了日本军队在中国暴行的人写下了他们如何在中国土地上制造无人区，如何拿中国人民做细菌武器的试验，如何把活人解剖，……这本书第一版五万册，在一个星期里便卖光了！
　　有几位前军人、退伍的将军们，听了他们一位回国的旧同事谈了几年来的生活和感受后，默然良久，最后说：“凭了我们的良知和对你的了解，我们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不过，这些话只能是在屋里说。”
　　有一个村庄，在听了刚从中国回去的这位同乡说完以后，凡是有什么问题，人们总爱说：“找××去吧。他是我们村里懂得最多的人。”
　　有一个村庄，他们的刚刚回来的同乡不大爱说话，只是改变过去在家的习惯，乡亲们很诧异这个人为什么如今这样和善，这样爱帮助别人。当知道了这是在中国发生的变化以后，他成了村中更加有威信的人。
　　还有一个村庄，他们拿着“武运长久”的旗子，像欢迎凯旋的将军似地欢迎回国的人。但是这个受欢迎的人，一下了火车，就向他的乡亲们发表了一篇沉痛的演讲，结果人们明白了广岛的灾难原因，都流下了眼泪，“武运长久”的旗子也跌落在地上了……
　　有一个母亲，听她被释放回去的儿子讲述了十多年来的生活之后，便问道：“北京在哪里？”儿子告诉了她。她于是发现了褥垫放的不对头，不应当让双脚朝着这个方向，便急忙把褥垫调动过来，叫头朝着北京——那里是真理与希望。这是一个母亲的希望。
　　许许多多的战犯家属——他们许多都是朴实的劳动人民，或者具有良知的人。他们从前有不少人给中国政府写过信，要求释放他们的丈夫或儿子，说他们都是无罪的人。后来他们有人要求到中国来看他们的亲人，他们来了，听了亲人们的讲述，有的听了中国人民在法庭上控诉的录音，他们和监狱里的亲人一齐哭了，他们承认了监狱里的人是有罪的，明白了他们是上了军国主义的当。
　　日本战犯的变化，犹如我的家族的变化一样，给了我极大的震动。我从这些变化中看出了一个事实：共产党人是以理服人的。

[yijun]

以德报怨，这大概可以看出不同民族的历史胸襟来。
想起现在日本要停止对华贷款，还抱怨中国人没惦记他那点给了贷款的情。TMD什么胸襟，贷款一分不差地还他的，更何况，这贷款是当初给日本免去了二战战败赔款，而对中国做的一点小意思上的补偿。
想当初日本为什么要多次渡海打中国？一大利益不就是为了得到战争赔款好给自己增加银子吗？
在那个强盗秩序为主导的时代，中国是被欺辱者，一直被欺辱到那个时代慢慢转换为文明丛林时代，中国才逐渐学会参与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