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张永和：问题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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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建筑（Issue Architecture） 文/张永和（Yungho Chang）

[b]实验建筑[/b]
90年代中下期，记得第一次是在台湾的《建筑Dialogue》杂志里看到王明贤和史建用“实验建筑”一词描述当时在中国出现了为时不久的一些建筑和建筑实践，其中包括了非常建筑事务所（下面简称“非常建筑”）的几个设计。

我当时没深究过王史两位是如何定义实验建筑的；但知道他们想要说明的一个现象是一批和以往建筑不同的建筑。至于叫什么，也许并不重要。后来也出现新建筑、前卫建筑、非主流建筑和翻译得变了味儿的“另类”建筑等等称谓，其实都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所指的是同一批建筑。我很长时间以来，都认为王史的实验建筑仅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在“新观察”第一辑中，史建比较明确地指出实验建筑是非社会的、非商业的设计实践。我在1985至1993年，做了许多自己出题的建筑设计，倒符合这样限定的实验建筑；或按照屈米的提法，也可以叫作理论设计，即没有业主委托、建筑师为了研究某个建筑问题做的设计，一般总停留在图纸上。《非常建筑》一书里发表的工作大部分是那个时期的，属于理论设计的性质，同时也包括了若干个非常建筑最早期的项目。

非常建筑的成立，就是为了盖房子，为了做社会、商业实践，是入世的。《非常建筑》一书的内容反映了我从理论设计或实验建筑向社会、商业实践的过渡。1996年，非常建筑第一个建成的商业设计是席殊书屋，大概是因为用了自行车轮—— 一个非建筑的元素，似乎体现着一种实验性；但它恰恰标志着我自己的工作重点开始脱离理论设计性质的实验建筑实践。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实验建筑时期有一个结束点，应该就是1996年。2003年非常建筑成立十年，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总结前面工作的理由，同一年我们也经历了社会意识和实践组织意识的提高，于是当时也常谈这两点；但就工作方向而言并没有发生划分阶段的变化。

那非常建筑是否从1996年就不再从事任何实验建筑性质的工作？也不尽然。非常建筑多少年来一直在当代艺术领域里做展览和装置的设计，并经常利用这些机会对一些非常规的材料进行尝试；如2008年在伦敦的维多利亚和艾尔伯特博物馆做的以塑料植草格为结构材料的装置。这些工作和史建定义的实验建筑是接近的，但其形式是材料和建造，不仅是图纸和模型。此外，非常建筑现在几乎每个项目都进行一些建筑技术上的研发，在材料、结构、能源（包括节能和洁净能源）诸方面。这是另外一种实验。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非常建筑现在的工作比以往都更具备实验性。

90年代其他中国建筑师从事实验建筑的情况我不是太清楚。我了解的90年代更是中国建筑师开始以独立身份展开实践的初期，至于他们是否做过实验建筑并没有必然性。因此也构不成一个严格的实验建筑阶段。

[b]90年代的问题[/b]
我真正关心的不是实验建筑，而是建筑。非常建筑的早期工作聚焦在一些建筑的基本问题上：什么是建筑的核心知识？什么是建筑形式语言的特性？什么是建筑设计的基本功？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也构成对当时中国建筑权威的挑战：90年代，仍处在巴黎美术学院的阴影下的中国建筑师普遍不关注建筑的材料性，认为绘画是建筑设计的基本功；我们恰恰[b][color=#FF4000]认同材料性是建筑最根本的性质之一，设计的基本功应是熟悉材料和建造方法的观念。[/color][/b]在此也顺便说一句：正因为我认为材料和建造的问题非常基本，我反而对如何翻译tectonics的讨论不觉得很有所谓（尽管我明白张钦楠先生和罗小未教授两位是想用不同的汉字组合对应不同的英文词汇：“建造”对应construction；“建构”对应tectonics），而对关于“建构”的理论性讨论更持担心的态度，唯恐这些讨论倒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在实践中，用通俗的“建造”一词便很清楚，说的就是材料和结构的逻辑以及它们在建筑形式上的表达。当时人们看到的是非常建筑的设计和当时主流的设计趣味上的差异，我实际上认为趣味是问题的现象，不是问题的本质。朱涛在“新观察”第一辑的文章中提到我有关磨砂玻璃的玩笑话，其背后是我对半透明性的兴趣；它和透明性一样，都是建筑材料性的组成部分。至于朱涛借此发挥的他关于90年代中国建筑探索容易开展的一番议论，则令人困惑。按照朱涛的说法，只会推导出：在气氛仍相对保守、独立实践空间狭小的90年代，建筑应该非常繁荣的奇妙结论。常识告诉我们，任何新事物，包括新建筑的出现总不免经历一个艰苦的过程。

建筑的材料性问题衍生出建筑形式语言的问题——如：建筑形式语言与建造的关系？建筑是否与美术，特别是雕塑，共享一个审美体系？进而文化问题——如：中国的建造条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是否一样？文化当然与地域和历史有关联，但远不是在建筑设计中能直接地阐明的，因为建筑中体现的文化只能是当代文化、当地文化与建筑自身文化的结合。这又和当时中国建筑界流行的“文化即符号”的思维方式产生冲突。正因为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系列问题的重要性，我尽管受到欧洲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比较快地意识到超越欧洲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必要性。

今天回顾90年代，早期的非常建筑走过的历程重要是从建筑的基本问题到文化问题。在90年代的语境里，非常建筑的工作所关心的问题以及关心这些问题的方式不同于当时的权威性话语，具有了对抗性。狭义地说，非常建筑的回归建筑的物质性，与朱剑飞在他文章中提到的艾森曼的纯粹建筑语言，以及弗兰姆普顿的自治建筑，部分地重叠了。实际上，在90年代期间，我也是认可美国的批判主义思潮的。

90年代末，我开始把城市问题带入工作中来。当时非常建筑还没有城市设计或规划的项目。于是，借在北京大学创办建筑学中心的时机，先进行了对城市，特别是对北京的一系列研究。我对许多城市问题的基本认识，就是那时形成的。建筑的物质性则成为北大建筑基础教学的一个核心思想。

[b]今天的问题[/b]
假设中国建筑已经解决了基本问题。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除了文化外，还有理论、城市、技术、环境和社会。

[u]文化问题：[/u]文化问题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中居重要地位，在今天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也很有意义。市场越是全球化，国际交流越多，是否能充分利用当地的条件做出设计越是一个挑战。这当然不是一个形象和风格的问题。当地的资源可以包括政治、经济、气候、施工工艺等多方面条件。建筑设计需要创造性地组织和协调这些资源。

[u]理论问题：[/u]后现代理论引进其他学科的知识，创造了一个开放的、活跃的建筑讨论的平台。但今天许多建筑理论过于抽象，探讨的是哲学或隐喻，无法包容如气候变化等现实中的现象和问题；理论尚未健全与实践的桥梁，缺乏方法论的研究，无法推动跨领域合作等工作模式。理论将被实践逼迫更新。

[u]城市问题：[/u]现在我们对城市化的统计数字大都了如指掌，但在如何把这些知识运用到建筑设计中来，又如何运用到城市设计等层面上，还急需推进。尤其是在城市尺度上改善能耗和排碳的问题，也使得我们又不得不重新认识城市，并严肃考虑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建筑三位一体操作的可行性。

[u]技术问题：[/u]不能把建筑技术问题只限于计算机生成形式。今天的技术为建筑提高了大量的新材料、施工方法，以及获取洁净能源的方式。这些技术将彻底改变建筑和建筑实践：超轻、超薄建筑，软建筑、动建筑，都已经实现或正在被实现。建筑师不仅要了解技术，也要进行技术的研发。

[u]环境问题：[/u]气候改变使建筑设计必须考虑节能减排。环境的问题不是新的，只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过。但这并不只是意味着建筑大量引进高新科技，而是更需要建筑师改变工作习惯。例如：建筑师需要在一个项目的开始就与设备工程师合作。形式创造将不再是建筑师最重要和独立进行的工作。

[u]社会问题：[/u]近些年来，在台湾和美国都有建筑师为弱势群体提供了高质量的建筑设计，在四川地震救灾过程中，国内外建筑师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下一步将是在更大量的建筑中体现对社会和人文的关怀。城市和环境问题本身就是社会性的。建筑师如何能够更积极地参与市场化的住宅设计，其社会意义恐怕最重大。

除了理论，以上的问题大都在非常建筑的日常实践中有所涉及。我们目前的工作重点放在低碳城市规划、太阳能技术、多种塑料材料在建筑上的应用等方面。如前所述，我们自己或通过合作做建筑技术方面的研发，正在进行的有玻璃钢结构和玻璃砖拱券结构，以及超高层围护的遮阳和太阳能采集综合设计等。

[b]当代建筑[/b]
我以为关注上述问题的建筑就是当代建筑。反过来说，当代建筑是被问题定义的。今天的建筑师们或多或少都对以上问题有所认识；多的是文化、城市，少的是技术、环境。

当代建筑与实验建筑的关系不是相互排斥的。当代建筑包括实验建筑，只要实验建筑也关注这些问题。前面提到的非常建筑的塑料植草格结构装置，关心的是轻型结构和材料的回收及再利用，即技术和环境问题。

基于以上从实验建筑到当代建筑的过程是中国建筑发展轨迹的提法，我认为从90年代开始出现的就是当代建筑；实验建筑是其过程中的一个插曲，一个有意义的插曲。

中国建筑今天的秩序仍不容乐观。独立建筑师从两方面被夹攻：一方面是市场加媒体的诱惑和压力，另一面是削弱了但依然有效的体制的排斥。前者成就了势不可挡的流行，后者固守着权力范围内的种种禁区。因此，相信今天的建筑实践仍然可以构成针对性。

（张永和，非常建筑事务所主持建筑师，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
注：文中粗体部分为转帖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