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有一种感觉,就是中国人的社会从来就不是靠律法组织起来的,你几乎可以想象,假如美国没了法律,这个国家跟社会会立刻解体,但是中国要是没了法律,照样转。从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层面观看,以前中国社会维系组织架构稳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儒家,自从儒家开始被剥皮,这个社会就一直没有稳定过,不断的革命复又革命,不管中央王朝的被打散是西学渐进的结果还是开端,这里能够看到的现象还是很丰富的。所以,我头脑里冒出一个问题:武士道精神在当今日本何在?于是便又想到,会不会是因为今日之日本社会早已经没有武士,这种精神也就失去了载体而逐渐消亡呢?回想中国人自己,我们不也有同样的问题么,试问,士子安在?士大夫精神似乎也是一去而不返了。在中央王朝过去的传统中,士是极具平民色彩的社会一极,本质上说国家运作离不开他们,他们往往成为老百姓保障自身权利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们有很多传统都与之相关,老百姓口中的青天大老爷即是,中国人的青天文化一直演变到今天成为了信访制度,当士大夫阶层逐渐衰落,社会开始引进西方律法制度,法家理念被重提,信访作为一种权宜也就有了它存在的合理性。所以一些人不理解为何中国的老百姓喜欢下跪,而且是跪官员,认为这是奴化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是信仰问题。假如美国人的律法体制需要跪的话,我想美国人一样会跪下去。毛领导的革命,事实上是结束纷争,将中国重新带回了中央王朝,其实是真正的实现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孙中山式理想,他面临的一个问题正是古典与现代的命题,要么走老路,王朝稳定个几百年,要么求新求异,他选了后者。我感觉毛在革命时跟建国早期可能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直到建国以后才有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想法,毛身上一直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强烈的平民思想的色彩,他虽不是士大夫却具备士大夫的一些特质,毛所以在今日中国仍然具备广泛的社会信仰基础,也正是基于此点。看不清楚的人以为这是忠君思想,其实恰恰相反,与他更多相关的不是君王而是青天大老爷的信仰。当初毛对于鲁迅的欣赏也是基于此点,民国时代士大夫精神的体现事实上有一大批人,那个时代混合了救亡理想与西渐之风。文革事实上是对古典权力机制革新的一个试探,有的人认为文革摧毁了人们的精神信仰,我觉得不正确。真正摧毁中国人精神信仰的有两个东西,一个是西学或者说西化,一个是自身制度革新所抛弃的国家机制,这个机制对应两个层面,其一是国家官僚阶层的产生与选拔机制,其二是社会稳定机制。官僚的产生从过去的贵族世袭到民国的割据到建国初期的民主选拔再回到今天的半世袭,历史走了一个轮回,我们今天又回到原点了,仍然需要思考那个老问题,西化还是不西化的问题,又或者“无产阶级条件下继续革命”?不然学学美国人“资产阶级条件下继续革命”?社会稳定机制今日状况更加难看,基本上旧有机制根本不起作用,过去几十年,TG将过去士大夫精神变异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革命好干部”“雷锋思想”,今天这套仍然在使用,孔繁森等等均为其代表,这套在城市化地区基本失效,偏远地区也许仍然在起作用;同时并行的还有西式的司法体系,这个算是主体,但本质质地与西方社会绝然不同,只不过是个比较大的权宜,给杨佳李刚们一闹腾,真相早已败露;然后,真正还没有被摧毁的就是遗传了士大夫精神信仰的信访制度了,这个仍然在起着社会调节决定性的作用,都无法想象要是连信访都没了会是个什么结果。我能够看到两种倾向,应当说今时今日更多的知识分子选择继续西化这条路,尽管也很难,但总归是比照着目标前进总好过摸着石头过河,我想这个可能是多数人的想法。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西风洗礼的大批知识分子天然的具备普世价值倾向,这种倾向其危机更多是外部的,就是很容易被外部势力所利用。另一种倾向来自于国家权力顶层与精英知识分子的审美意志,yijun就是其中之一
。这种想法目前的困局就是一方面在上层,黄袍加身式的整合从未停止过进行,这种整合之中会出现忙总这样的人,但忙总是不是士大夫呢,也许算是,但问题在于这个阶层以及其精神早已不存在,所以可以看到忙总的立场很不稳定,很容易又会被拉进上层官僚体制中继续整合,这是我喜欢忙总说的内容但我不喜欢他的立场的原因。yijun是隐士呀,从古至今未曾被动摇过的群体,最可能做的惊天动地的事也就是如范蠡一般
。今日困局之二就是社会如何持续有效的稳定的问题,目前看来TG就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没有章法就是章法,一如既往的念着邓老人家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危险,因为旧体制的回归,新贵族的形成,贵族世袭的出现,李刚们的甚嚣尘上,而对应的却没有一个有效机制与阶层来制衡。慈禧一声令下废除了几千年的科举,从此士子无门而入官,士大夫阶层直至一代人谢幕戛然而止,这批人后来多数跟着老蒋跑去了台湾,但结局没什么大不同,不同也就是在于台湾社会这种精神传承更多点,所谓遗传了中华文化正宗之说是扯淡。改革开放才真正是最大一次的西化运动,更从社会基础上剔除了士大夫精神,之后种种,许多人诬为文革之罪,何其谬也!文革之罪,只在于对生产力的破坏,对物的破坏,以及对于作为生产力的人的破坏,本质还是对物得破坏,甚至于对文革首要目标的对与权贵的打击作用都极其有限。因为毛错看了当时社会状况,社会权贵在经历了晚清民国时代战争与动荡的洗礼,经历了建国初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早已经荡然无存了,文革真正能打击到的只有权而没有贵。比较令人诧异的是毛当时为何能有那番观感,认为他的治下,权贵势力抬头呢?这是我感兴趣但一直没答案的问题。这是否跟毛没有见识过真正的权贵与权贵生活相关呢?一个生活到极简的人,难免不犯极左的错。那么除了生产力,文革究竟形成了什么有益或者有害的结果呢?这是我还没结论的问题,会继续观察吧。
最近两件事让我想起如上内容。一件是艾未未被抓,一件是合大陈刚之死。艾未未是个怪胎,身上遗传了他老爹的士子精神颇有点为民请命的劲头,同时又高度西化,海外二十载生活经历使得他对于中国社会与政治近乎白痴,言必民主自由与人权,二者相合,注定是个悲情角色,还喜欢搞跨界,艺术家玩政治真少见啊,留着国籍跟当局死磕,唉!
陈刚很让人感慨,一个纯然旧体制下产生的下层官僚,竟然不知道从何处继承了士子慷慨赴死的精神,实实在在的震撼了我一下,西西河上的那些蠢蛋是不能理解他的,所以才会说出什么可以为洋鬼子卖命之类的蠢话。
顺便,批一下现在的公务员制度,貌似与国际接轨而来,实际就是个培养工具的机制,接班人肯定不从其中产生。现在这批考公务员的人,价值观太那个了,还不如现在的商人。有时候感觉一个机制必然的要贯通社会顶层与底层才可能是健康的。但凡被阉割以后,都是断裂的碎片,如此拼凑自然体质就不坚实,很容易散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