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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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该如何组织，其实正是袁世凯所面临的最致命的问题，对于袁这样一个古典权力环境下锻造出来的古典人物来说，基本是回答不了的，这就导致其前后失据，甚至最终闹下恢复帝制的尴尬剧目。

假设，我们在思维的试验里面，用一个更有担待也更具有中国传统智慧的人，例如曾国藩一类的人，来替换袁世凯，那么故事的结局是否会更好一些呢？

如果说偶然并非历史的要紧事务，那么人才则是历史非常要紧的事务。一件事要成功，这件事本身得吸引足够的人才来参与。

比方说太平天国，这个颠覆清王朝的任务，如果是由另一些更有才具的人来从事，历史当然会有不同。实际上，太平天国最重要的结果反倒是延缓了旧王朝的覆灭，因为它激起了一代经世人才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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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读《顾维钧回忆录》的笔记。顾维钧是民国史的最佳见证人，因为他是职业的外交家，见证甚至主导了整个民国史的外交历程，对历史的回顾可信度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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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第一次见到袁世凯的印象：
[quote]袁世凯给我的印象是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另一件使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他和唐（绍仪）称兄道弟，颇为亲热。[/quote]

袁世凯与其把兄弟唐绍仪的矛盾：袁是一个完全旧派的人物，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到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
在关于直隶都督的任命上，唐基于要构建与孙文的同盟会的合作关系，坚持用老同盟会员王芝祥，袁则基于古典政治规则，坚持用自己的嫡系人马赵秉钧。

顾与袁的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袁在某次公务之后，主动与顾讨论：1，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2，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其实袁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的方向：人民缺乏教育，很难使得中国成为共和国。顾认为这条路必须走，因为人民本性热爱自由。袁的反问：那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要几个世纪吧？
其实，袁世凯的思路在50年后以迄今不是很主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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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中英开始就西藏问题谈判，英国大使朱尔典与袁世凯有私交，谈判大都是由他直接与袁面谈，顾为翻译。袁世凯的态度很坚决，基本不做让步，使得谈判拖延了2年之久，最后结果是双方组成混合委员会在希姆拉继续谈，中方代表是熟悉西藏情况的陈贻范。几个星期的谈判之后，陈居然擅自草签袁甚为不满的临时协议，袁大为震怒，立刻召陈回京，并暂时搁置西藏问题。

1912年11/21，俄国紧急约见外交总长梁如浩，提交照会，以恐吓手段逼迫中方答应给出三点要求，等同令中国放弃对于外蒙的主权，让与俄国。梁极度气愤，“说二十世纪竟还有这样明目张胆的恫吓敲诈行为，向中国提出这种要求真是荒谬绝伦。”梁的气愤到了什么程度呢？他马上向袁提出辞呈，因为他的气愤使得他已经没有能力应对此一强盗讹诈。

梁去职后，连续两任外交总长手里都没有完成谈判，因为袁无意让步。但最后的结局和西藏一样，都是驻地官员和军队被分别获得英国与俄国支持的反叛者驱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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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遂行亚洲大扩张行动，日军突然于山东龙口登陆，开始抢夺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对于这个重大事件，袁世凯是如何应对的，是非常典型的。

袁立刻召集所有内阁部长的会议，包括顾在内的三位年轻参事与会。一开始，袁就叫三位年轻参事发言，因为他们三个都是学过国际法的海归。顾与伍廷芳的儿子伍朝枢都极力主张立刻战斗，抵御侵略，第三个金邦平，是个留日生，居然饶头半天说不出明确意见。
既然有人主张打战，袁接着就问陆军总长段祺瑞，我们的军队能做到什么程度？段的回答很技巧，只要下令，军队就可以打，但，只能抵抗48小时，因为武器装备不足。
然后袁转向外交总长孙宝琦，孙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个明确意见。
然后袁开始环顾左右，等其他人发表意见。
然而，大家都沉默不语。。。

这，就是当时的中国的最高层，面对破门而入的强盗，所表现的情态。

然后，就是袁的决策，他的典型套路：
给日军画出一个从龙口到青岛的走廊，希望日军在明确边界范围内行动，此外则中方申明自己的中立地位。

我很想知道，假设当时换了是我，我该怎么办？
袁在做这个妥协安排的时候，是否有想到日军的目的并非止于置换德国的现有利益呢？即使想到，又如何呢？
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两手抓，软硬两手都得有，如果当时认识清楚了日方的战略本质。

实际上，很快，日军就顺手牵羊，控制了从青岛到济南的铁路全线区域。接下来的，就是噩梦般的二十一条如期而至。可能，畏惧和失败，就是始于段祺瑞的那个估量。

回头来看，我们或许可以问，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开打的局面，中国是不是可以有些战略准备或目的呢？那个高层并未去想，只是整天凄凄惶惶担忧日本会要来吃掉自己。

所以可以评价说，袁世凯只是一个古典权臣的构架，远不是一个足以担当那个时代足以应对世界的中国最高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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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开始后顾极力争取中国加入协约国，以便为中国在战后的分赃中谋取最大的利益。但这个专业建议在国内得不到充分理解，特别是南方派系和国民党，因为担心假如协约国能够马上给北洋政府带来美元。显然，国家的利益就在这样的内部争斗中被磨损掉了。因此，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中国得到的只是耻辱：由日本全盘接收德国在华利益。
当然，如果假设的话，假设中国在一战之初，就积极加入协约国，又能够在战后以战胜国地位争取到多大的利益呢？存疑，因为从事实的凡尔赛和会结束时，各强国一致地对中国冷酷无情，可以知道，日本与众强国的博弈过程，中国根本是没有加入一起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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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一些代表把国内政治斗争带到团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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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德西拳乱记》
瓦德西是德国军队总参谋长，被任命为八国联军总司令。该书为从其回忆录中所摘译，基本由日记和他与德国威廉皇帝的来往信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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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战后德皇深信使馆区外国人已经全部被杀，顺水推舟之情绪就是，一定要复仇，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在此次八国联军世界列强之集体出动之瓜分行动中，占到最大利益。因此，在瓦德西临行前，接报北京很快被攻克，外人并未被杀，顿然有失落之情。因此，德皇的落脚点，正在于瓜分的结果，可否籍由各国之损失，而达到最高程度。

德皇在瓦德西临行前叮嘱：
1，要求中国赔款，务必到最高限度，且必彻底贯彻主张。因为德皇急需此款，以制造战舰。
2，扩张德在山东的利益，占烟台。

1900年，瓦德西衔命出征，一路沿途受到国内人士的欢送，场面盛大。“一种巨大爱国波涛，经过德国全境。”

瓦德西途中与意大利国王会晤。意王谈及意大利之所以少量军队参与，只是不愿缺席此种世界列强共同抢食之行动。有利益一定要分沾。并仁慈地希望瓦德西作为联军司令，多加照顾意军，尽量减少损失。
谈及李鸿章，意王及其外交大臣，都非常了解李鸿章的外交策略，就是瓦解列强同盟，通过在列强利益间隙制造矛盾，以为中国尽量减少赔款和利益损失。

从结果看，这个目的是部分达到了，因为八国之中，尤以俄国最不同调，俄国的原则最原始也最有效，就是攫取土地。而其他国家主要是1，现金；2，商业优势地位；3，才是租借地。这个区别，主要也是地缘政治所决定的，除了俄国和日本，（日本最狡猾，另有小算盘，但不做出头鸟。只需要戒备即可。）其他国家都深知攫取中国领土从长远看是一步臭棋，因为都不和中国接壤，考虑到中国之未来潜力，长久据有必然得不偿失。另一重要因素就是，一旦大家都试图攫取土地，各国必然由此爆发直接的利益分配冲突，谁都不想引爆这个结果。
李鸿章应该是深知列强之内在矛盾，因此主力打俄国，诱导俄国的不同调，以有限松动八国联盟。

北京沦陷之后，瓦德西尚在途中，8月26日在波塞接到德皇来信。时德皇与英皇子会晤，英皇子与驻德大使，提出要拘留李鸿章，作为人质。并会商出后来扬子江条约之要件。
德皇尚提到俄国与其他国家之不同，其意趣在领土，北方领土以及满洲已经无虞；其他国家更有商业目的。

瓦德西与俄国皇子Engalitschew之谈话。俄谈到对于满洲的规划,“我们希望西伯利亚铁路之建筑，不为（战事）所阻。在10年或20年以后，满洲将如已熟之果，落在我们手中。”
在谈到因此战事而直接付出与间接因西伯利亚铁路修建受阻而致之损失，甚为巨大，而忧虑“究竟中国是否有此能力，赔偿参战各国费用？”可知当时国际政治中对于行使战争的逻辑：对外侵略战争是国家掠夺利益的合理与自然之手段。

威廉于9月21日电抵达上海的瓦德西，“制止中国一切继续反抗行动，勒令中国承认各种赎罪条件，然后始能着手外交谈判，只求中国恢复秩序，立于一种具有充分强力的本国政府之下，允许外人得着和平文化工作之稳确机会。”因此威廉的基本战略意向，是类似目前美国对于伊拉克之意向，一个驯服于国际丛林规则的国家，无论是作为国家的代表的政府还是其人民。而德国能够在其中具有尽可能大的利益。

大沽经天津到北京，沿路民居全数被毁，估计至少50万人失去家园，流散避战，特别是俄国与日本军队最为残暴。

瓦德西的总体原则：“至于对待亚细亚人，只能行使威权，只能毫无顾忌地行使威权，方足以使其驯服。此种信念，仍将为余以后一切行动之指南。”

瓦德西前往北京，要驻扎在中南海，俄国极力反对，理由是该地由俄国保护。瓦德西则坚持己见，并洞悉俄国反对之别样内情：该处之大部分贵重物品，尤其较大之件，都已经被洗劫一空。因此瓦德西要求自己的部下，在从俄国手中接收该驻地时，必须让中国官吏参与，并制作物品清单，以免让德军受到偷窃的怀疑。俄军显然心虚，于是先把中南海交给华人，36小时后，再由华人转交给德军。

联军展开途中，瓦德西命令，所到之处必须尽力搜捕拳民，捕到之后，一律立即枪毙。

瓦德西的感慨：我们所最不能了解者，即素称怯懦之华人，而能如此安然就死，无动于怀。在此无数处死华人之中，余尚未听见一人曾经略为表现一点恐惧或动情之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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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关注晚清民国史，是为了[url=http://krsna.lamost.org/bb/viewtopic.php?f=37&t=612&start=0&st=0&sk=t&sd=a&sid=63a8afddfa1d661f25076368e28ba473]走向一个全球时代[/url]，此为其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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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德西不是一个单纯的军官，而是一个在政治上有谋划有历练有观察力的人，所以他的这个日记就具有了独特的价值。

他最后形成的概念是，长远而言，中国不是一个可以完全殖民的对象，也不是一个可以完全瓜分的对象，像俄国日本这样大肆侵占其土地，只会导致更大范围地和中国做邻居，而和未来中国做邻居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必然是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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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遇到的，不知来源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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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晚年对日认识的变化：日本不可不戒备

　　梁启超和日本的关系可谓深矣。“戊戌政变”以后，是日本公使馆的主动援救，他才得以流亡海外，旋以东京为据点，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十四年后，他回到祖国，仍与日本多有交往。袁世凯称帝，蔡锷将军在云南奋起护国，梁又是在日本的暗中帮助下，南下助蔡讨袁成功。也就是在此时，他彻底认清了日本奉行军国主义，妄想吞并中国的野心，从而改变了对日本的认识。当年先父吴其昌在天津师门，亲见每有日人来访，梁先生则蹙眉，连呼讨厌讨厌，可怕可怕；但仍不得不冠带出迎。一九二七年新秋，梁先生曾对先父详述其认识转变之过程，通夕不寐。
　　　　
　　梁先生说：“我在护国之役前，脑海中全无反日的思想。不但不反日，但觉其可爱可钦。护国之役后，方觉彼可畏可恨又可怖。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我亲见明治维新后一个新国家的兴起，朝野上下，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居然将一个千古无闻的蕞尔小国，变成新兴的现代文明强国，真如呼吸清晨晓风，脑清神爽。回视满清政府的老大腐朽，疲癃残疾，肮脏邋遢，相形对比，越觉日人可爱可敬。当时他们说彼等真心希望中国复兴，愿与中国并立为世界强国，我亦深信不疑。」日人的确救了梁的命，但它是否真希望中国复兴、并立东亚呢？直到后来，梁才恍然大悟：那时的日本，正跃跃欲登世界文明诸国之列，处处想模仿西欧各国，见欧洲现代政治，有保护他国政治犯之事，故也想照行，既可以夸耀其文明程度，又可以插足控制中国。这才是其真实目的。
　　
　　但梁启超真正看清日本军国主义的狡猾阴毒，还是在护国之役前后。他说：“后来日人有贺长雄怂恿袁世凯盗国称帝，我开始觉得其可恶。随后日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迫袁承认，以换取彼对帝制的支持，我此时已知彼凶狠可恶，但尚未觉其狡毒可怖也。”及至松坡发动护国之役，梁决定南下襄助。袁世凯派人日夜监视，把守门口。一九一六年的春天，梁只好购胶皮（天津人呼人力车）车夫著衣，易服夜逃。袁发觉后，杀了便警，并发布“务获梁启超，就地正法”之命令，上印有像片，缉捕较清廷更为严密。令梁奇怪的是：“我自津经沪至港，一路惴惴不知将死于何处，但暗中似有天神护卫，化险为夷，逢凶化吉，反覆思索，不得其解。”到了香港，日人明目张胆公开援助，此时，他“方恍然沿途暗中保护者非天神也，乃日人也。由香港至越南，彼等更是全体动员，举凡官商军民、间谍浪人，均全力助我，虽子孙之事父祖不能过。试问彼为何厚爱于我，又何求于我，而奉我如此？”经过反覆思索，他自称“不禁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方觉日人之阴狠毒辣，喻之为猛虎贪狼，犹为未尽。”自此得出结论：“他日欲亡我灭我者，必日人也，不可不戒备。”
　　
　　日本明治维新后，实行军国主义，向外扩张，侵略邻邦。面对清末民初中国政治的混乱局面，未知鹿死谁手，它便多方下注，期在必得。故一面支持袁世凯称帝，一面暗中协助反袁斗士，用心无所不及，此所以梁先生感觉阴森可怖也。梁先生自述其对日本政策的认识过程，我以为是真实可信的。后来蔡锷死于日本，更加深了他的戒心。每与先父谈及时事传闻，他常怀疑是否“东洋人”造谣，连蒋介石下野去日，他也耽心会遭日人暗算。梁谈话时，或被日人拜访打断，辄连呼：“讨厌讨厌，又来『保卫』我了，可怕可怕！”一九二八年，北伐军逼近北京。由于历史的原因，他曾萌发出国避难之念，对先父说：“我无力赴美，将暂去朝鲜隐居，作朝鲜理学史或朝鲜学案研究，你能随我去协助否？”而不再考虑他所熟悉的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