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广茂-一个当代文人人品低下的典型

[yijun]

这个季广茂不得不被记录下来，因为实在是一个当代文人恶劣人品之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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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广茂：1963年生。1984年毕业于山东聊城师范学院中文系，获学士学位。1987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艺学专业硕士学位。199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艺学专业博士学位。2002年7月前任教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9月调往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主要研究方向：中西比较诗学
开设课程：文艺心理学、当代文艺思潮等

论文信息：

《有话好好说》，《文学自由谈》 1998 年第 2 期；
《从辉煌到没落——后现代主义的中国命运》，《山东师大学报》 1998 第 4 期；
《在保守主义的旗帜下》，《山东文学》 1998 年第 5 期；
《义旗下的哭泣》，《书屋》 1998 年第 5 期；
《隐喻视野中的政治修辞学》，《文学评论》 1998 年第 6 期；
《马眼中的骆驼──关于中国诗学的几点印象》，《山东师大学报》 1999 年第 3 期；
《泾水流，渭水流——殊途中的东西方诗学传统》，《文学理论学刊》 2000 年第 1 辑；
《一桩小小学术公案的了断》，《中华读书报》 2003 年 1 月 8 日 ；
《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国外理论动态》 2003 年第 2 期。

著作信息：

《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 ( 论著，博士论文 )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16 万字）；
《潮来天地青——意识形态视野中的现代思潮》 ( 论著 )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35 万字）；
《思想的激流—— 20 世纪社会思潮概论》 ( 论著 ) ，泰山出版社 1999 年（ 32 万字）；
《情感的天空—— 20 世纪文学艺术概说》 ( 论著 ) ，泰山出版社 1999 年（ 32 万字）；
《异样的天空——抒情理论与文学传统》 ( 论著 ) ，花城出版社 2000 年（ 24 万字）；
《隐喻理论与文学传统》（论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28 万字）。

获奖信息：
1999 年，《隐喻视野中的诗性传统》获得国家优秀博士论文奖及第十四次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2000 年，《潮来天地青 -- 意识形态视野中的现代思潮》获第十五次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情感的天空》获山东省委宣传部第二届 “ 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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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他的一篇典型谩骂文章，来自其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375eee01007we7.html

【稍息】屎壳郎搬家——走一路，臭一路

虽然钟华副教授及其《从逍遥游到林中路——海德格尔与庄子诗学思想比较》纯粹是“棺材里放屁——臭死人”，但臭来臭去，慢慢也就习惯了。久入鲍肆，不觉其臭。习惯成自然。读者如此，想必“钟副”更是如此。因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甚至对“golden shower”如醉如痴，都是“钟副”的“惊天”强项。自古惊世骇俗之人，自有惊世骇俗之举，不必对此大惊小怪。
　　话虽如此，随手一翻，看到“钟副”大作中不断花样翻新的低级错误，还是顶不住阵阵袭来的尸臭。没办法，谁叫他屎壳郎叫门——臭到家了呢？如若不信，且看下面的例证：
　　（1）“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将是许多不同文明文化的相互并存。”（p.1）
　　“文明文化”的问题已经说过，此外不赘。要问的是：何谓“相互并存”？难道还有“非相互并存”？按词典，“并存”即“同时存在”；如此说来，“相互并存”即“相互同时存在”，不就是“并存”吗？一个“并存”足以表达的意思，为什么一定要“相互并存”呢？如果“钟副”与其太太做爱，是否要称之为“相互做爱”呢？如果“钟副”与其“令尊”吵架，是否要称之为“相互吵架”呢？
如此床上摞床、屋上架屋的蠢举，大概只有“钟副”这类智障或智残人士，才会一本正经地写进自己的大作，而且很可能伴之以洋洋得意之色。也难怪，什么时候蠢人知道自己愚蠢，蠢人就不蠢了。“俺娘说了，俺不张嘴，没人知道俺蠢。”“钟副”的老母实在失职，竟然没有把这样简单的道理授之于儿。当然，如果愚蠢涉及遗传基因，自然另当别论。
　　类似的叠床架屋之举，可谓比比皆是。“钟副”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有例为证的：
　　（2）“同样的道理，不同的文明和文化若要‘在世界中’‘相互并存’，其前提基础也是学会与‘异质文明’和‘异质文化’相互‘对话’。”（p.4）
　　“相互‘对话’”？不免要问：世界上还有什么“对话”不是“相互”的？非“相互”的“对话”是怎样的“对话”？能够看到“非相互对话”的人，除了是世界上智商近乎于零的头号傻波衣，还会有谁呢？
　　再看“钟副”大作的注释，那就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了。
　　（1）在第5页的注释②中，“钟副”竟然把人人皆知的“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写成“Heidegeer and Asian Thought”，即把“Heidegger”写成“Heidegeer”。一部连海德格尔的名字都写错的“专著”，又能“专”到哪里去？一个连海德格尔的名字都写错的“海德格尔专家”，又能是什么狗屁“专家”呢？战斗在建筑工地上的“砖家”们都不会如此滥竽充数吧？顺便模仿着“钟副”那付楚楚动人的嘴脸问一句：碰上这种货色的“海德格尔专家”，如果海德格尔地下有知，他当作何感想？播下龙种，收获跳蚤？面对此情此景，不知道研究海德格尔的真正的专家们会作何感想？与“钟副”这种“专家”为伍，岂非奇耻大辱？
（2）还是第5页的注释②，钟副声称：“1988年德国纳斯克出版社出版的Erinnerung an Martin Heidegger（《回忆海德格尔》）一书中……”凡对海德格尔略有研究之人都会知道，由德国纳斯克出版社出版出版的“Erinnerung an Martin Heidegger”（《回忆海德格尔》）只有一个版本，即1977年的版本。除此之外，再也查找不到由德国纳斯克出版社出版的“Erinnerung an Martin Heidegger”。此书国家图书馆有藏，版权信息如下：

　　题名 Erinnerung an Martin Heidegger. [monograph]
　　出版 Pfullingen : Neske, 1977.
　　描述 315 p. ; 21 cm.
　　附加款目 Heidegger, Martin, 1889-1976.

　难道“钟副”握有德国纳斯克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Erinnerung an Martin Heidegger？那可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的稀世珍宝，不仅在学术上属于千年不遇的旷世奇迹，还有不可低估的商业价值。可惜，所谓“1988 年”云云，只是“钟副”的杜撰而已，用香港人的话说，不过“爆肚”而已。在这方面，“钟副”可谓吃柳条拉筐子——真能编。
　　（3）还是第5页的注释②，钟副断言：“1996年，Routledge又出版了R.May所著的Heidegger's hidden source［《海德格尔（思想）的隐蔽来源》］一书……”。
　　错误之一：因为是著作名称，“hidden source”的正确写法应该是“Hidden Source”。
　　错误之二：查原书，可知“source”应该是复数形式的“Sources”。
此外还有一个疑问：这里使用了方括号（即“［］”），但类似情况，在同一个注释中，前面一直是使用圆括号的，这里突然改成了方括号，不知道钟副想以此表达何种深意？或许又是愚不可及的蠢举？
　　难免一再感叹：如此低级的错误，如果低档的蠢举，也只有“钟副”这类弱智、傻波衣才会一犯再犯。
　　（4）还是第5页，在注释①中，“钟副”提到了张庆熊的“博士导师”（而非“博士生导师”）Iso Kern先生。他肯定不知道，这位“Iso Kern”先生有自己的中文名字——耿宁，否则依“钟副”喜欢卖弄琐碎知识的天性，他是绝对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展示自己花拳绣腿的机会的。
　　两三页文字，一两个注释，就有如此之多的低级错误，作为读者，除了一再问候“钟副”的老母，还有什么办法？
　　洋洋400余页的大作，臭了这么久，才臭到第5页。看来还要一路臭下去。真可谓，屎壳郎搬家——走一路，臭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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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情的原委：

学术批评招致谩骂


记者　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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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最近，京城某重点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上连续发表了四篇批评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钟华的文章，其中一篇充斥没有指名的谩骂。

　　这位教授为何如此“失态”呢？原来，钟华在国家核心期刊《文艺研究》2007年第11期上发表了《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的迷失——评某某〈意识形态视域中的现
代话语转型与文学观念嬗变〉》一文，批评了这位教授的国家级课题。但这位教授坚持认为，该文除了指出两处硬伤确实存在之外，其他大部分是在歪曲事实。对于四篇博客文章，他也承认自己是有些过激，但这些批评只是体现在网络上，他希望大家都去看看他的博客。

　　钟华在接受读书报采访时说，写那篇批评文章纯属偶然。“我的批评是否公允、客观，认真读过全书的局外人都有资格评论。”对于这位教授的回应，钟华感到“震惊”。

　　就本次事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曹树基谈了自己的看法：学术批评肯定是超越作者本人的预见的，批评有比较温和的，也有严厉的，可能为作者接受，也可能不为作者接受，但不管怎样，如果是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就应该就批评文章中所涉及的问题和观点来做回应，批评得不对的地方据理反驳，批评得对的地方就接受，“这位同仁有点反应过度”。

　　在阅读了双方争执文章后，清华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肖鹰教授表示，一位学者，当自己的论著意外遭到严厉批评，一时发表一些愤激的言论，所谓做过激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像那位教授这样极端的例子在学术界来说确实比较少见，但类似的事件并非个案，持有这样心态的学者也并不少见。很多被批评者都把严厉的学术批评视为一种出于私心、或出于某种目的（如借批评出名、借批评打击他人等等）的行为，把批评变成个人恩怨。这样对待批评，当然就不会正确回应批评，而批评，自然也变得相当的艰难，这种现象在学术界是比较普遍的”。

　　其实，在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下，批评和被批评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学术批评对学术活动来说应该是一个基本的研究工具和研究手段。但是，在当下学界，成熟而正常的批评与反批评的学术环境显然还没有建立起来。

　　《文艺研究》杂志主编方宁告诉读书报：“现在的大环境是学术批评很难。流行于市的要么是同行学者之间相互捧场；要么是在底下做愤青状，而一旦要他们写文章，将看法或批评公开化，很多人甘愿选择沉默。从事学术批评，就要承担相应的风险，因为你批评了别人，同时也可能把自己的短处暴露出来，自然也要接受别人的检验和批评，甚至要面对可能发生的人格侮辱和挑衅。为此，很多人不愿意写批评文章，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说批评是一种挑战，就是因为太多的人看到了批评的后果而自愿放弃批评的权利，这使那些少数的批评实践者不得不承担着本该由多数人共同肩负的学术责任。在我看来，这种承担具有很强的道义感。”

　　批评变得如此之难，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文艺研究》副主编陈剑澜告诉记者，就在数十年前，学术批评还是自由展开的，比如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李泽厚、蔡仪、吕荧、朱光潜等之间的相互争议；直到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早期，学术界的争鸣和批评还是非常严肃和严厉的，可以说是毫不留情，正面质疑，虽然当事人当时也有“动气”的，但那些批评与反批评在今天看来，都是严肃认真的，也是很有价值的。

　　那么，严肃的学术批评的传统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消退的呢？肖鹰认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文化大环境开始了市场化的转换。在这种转换中，学术论著开始需要广告、或者说类似于广告的评介，在这个前提下，即使是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也被认为是拆台、使绊子，导致学界对批评的普遍拒绝，于是，中国的学术随着中国文化的市场化、产业化而被裹挟到了一种只有赞誉、没有批评，只有表扬和自我表扬的学术状态下。

　　一位学者告诉读书报，高校现行的对高校教师的量化的考评机制，使学术产品与学者切身利益挂钩，现在的学术批评已经不再纯粹，很可能涉及被批评者的权力之争、利益分配等问题，很容易激起被批评者的过激反应，而学术思想之争，自然很容易就变成意气之争与利益之争，门户之见，甚至是人身攻击，所以挺身而出的批评者也越来越少。

　　一位学术期刊的主编告诉读书报：“学术批评真的很难。比如，当被批评者是一般人不太愿意得罪的尊者长辈，或者批评所涉及的内容需要做大量案头工作（可能得查找大量原始资料，可能需要核对不同语种的文本，可能会触犯某些定式和教条，等等），或者批评对象曾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对刊物做过某种贡献，诸如此类，无法一一枚举。”

　　肖鹰认为，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风气的缺失，已经对中国学术界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真正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会为学术质量的保障提供机制。”陈来表示。“文人自己关起门来研究的东西必须要接受别人的质疑。学术界理性的判断的标准，要在不断争鸣交锋中形成。”陈剑澜称，学界不可能有一个高于一切的法官，也不可能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学者之间互相承担监督的职责，则学界才会形成良性的监督机制，学术才会在这样一种良性的监督下获得真正的创新和发展。“批评不是打棍子，也不是宣判某人的学术生命”，在陈剑澜看来，学界重新树立正确的批评观，是重建正常批评氛围的前提条件。

　　针对这次事件，还有一位学者提出了两点看法，其一是批评要力求客观、严谨，其二是被批评者对待批评要有宽容之心。只有批评和被批评双方都表现出诚恳和理智来，良好的学术批评氛围才能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