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宗教进入一个成熟社会，是一个分层次的过程。中国内地的接受环境，迥异于西域和西藏，也因此，佛教在内地环境的流播，才有了独特的中国化演变。
内地接受环境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单一宗教性，并且，人群的精神生活被分做泾渭分明的两个部分：一个是纯思辨化的义理部分，由少数知识精英分子遂行；一个是持实用主义的大众，把一切宗教视作大神，追求其效用。因此当佛教传教士来到内地，所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友好的社会，知识精英视之为与黄老一派略同的学理，大众视之为又一个大神，而大神总是越多越好。反之，佛教本身所具有的非排他性，也使得其马上适应了中国环境所赋予它的角色：一种中国式宗教。
一个典型就是《后汉纪》所载楚王刘英的故事。
这个刘英“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喜黄老，修佛屠祠”，算是一个当时的知识精英分子，热衷黄老的同时，也遵行一些佛教的礼仪，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么其他人怎么看他这么干的呢？当时的皇帝明帝，在永平八年（公元65年）诏令天下死罪可以通过交纳缣来赎罪，于是刘英也拿了一堆缣交给明帝，明帝就奇怪了，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有何嫌惧而赎其罪？”
明帝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在他看来，这个刘英敬佛，一点都不觉得怪异，佛教，被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既有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几乎没有任何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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