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我的考古梦—《入山与出塞》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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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入山与出塞

我的考古梦——《入山与出塞》自序　　

我是一个按计划写作的人，即使单篇论文，也多半是照书的设想来写。可惜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层出不穷的学术会议、庆祝活动和各种约稿，常常把我弄得方寸大乱、手脚大乱，陷入焦躁，或者不如说，是狂躁之中。多少年来，我一直想摆脱这种运动周期，静下心来，像顾炎武提倡的那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读考古，享受考古，按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写点笔记和游记性质的东西。所以，我很感谢文物出版社给我这个难得的机会，让我把这方面的感想总结一下，希望就此开个头，从此走向轻松愉快。

　　这本小书，收入的是我讨论考古、文物的文章。这些文章，并不是全部：凡与我已出版的书重复，一般不再收入；已经写出，还凑不够一组(主题明确的一组)，也暂时搁置一边。它是以“入山与出塞”为主要话题，兼收其他作品，按讨论对象不同，分为八组。

　　我的第一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应《文物》月刊约稿，纪念《文物》创刊50周年，叫《入山与出塞》，可以看作全书的绪论。其实，它和我讲方术的两篇文章有关，即《秦汉礼仪中的宗教》，还有《秦汉祠田寺 通考》（收入拙作《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1年），思路是从那里延伸出来。此外，它还包含我对上两个世纪之交“五大发现”的历史回顾，也是用来纪念新千年的，同时具有展望的性质。所以我特别谈到了眼界的问题。

　　我说的“入山”，是道士热衷的话题(参看葛洪《抱朴子·登涉》)。李白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入山”本来是和寻仙、采药有关，但这里，我要讲的却是祭祀遗址的研究。因为考古工作者，他们要找的首先是有人的地方，要挖也是城邑、村落和附近的墓葬，多半人口密集、道路辐辏。而古代的居住中心也多是后来的居住中心，文化层一层压一层(比如郑州商城就是压在现在的郑州城下，洛阳和长安也是很多朝代的古都)。考古工作者从现代城市出发，从他们的研究所或工作站出发，主要还是去这类地方。随工清理更是如此。但我想指出的是，古代也好，现代也好，还有一些人，他们特别喜欢去的，恰恰是没人或人烟稀少的地方。比如古代的祭祀遗址，很多就是这样的地方，特别是名山大川。人类对这些地方的疏远和向往，一直是非常吸引人的话题。它们在考古学家的视野中，理应占有一定的位置。况且，从沙畹和凌纯声的思路来看，这类研究还能提供宗教地理的文化视角。没有这种视角，我们很难理解古人，对文明的探讨也不免流于浅薄。

　　“出塞”，我也不是讲昭君出塞，而是讲早期艺术中的外来影响。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新问题，我国的隋唐考古，本来就有这种眼光。比如石窟寺和金银器，前者是佛教艺术，肯定和印度、中亚还有丝绸之路有关；后者受粟特、波斯、罗马和拜占庭影响，也是谁都否认不了。只不过，我关心的是年代更早的问题。我讲这类问题，不是为传播论张目，也不是给外国人帮腔。我只想说，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古人的能力。他们没有飞机、火车、轮船，也没电报、电话和网络通讯，但他们是时间富翁，探险精神比我们强，乌龟和兔子赛跑，我们不能小瞧。特别是与艺术有关的奢侈品，它们的播散，更是如此。即使是石器时代，也会碰到这类问题。中国和外国都一样。

　　这两个问题都是属于“睁开眼睛看世界”。它是一种鼓励，不是一种贬斥，更不是针对哪个人的批评。

　　我的研究也许并不成功，但我相信，它的方向没有错。因为，即便研究中国，也是天外有天：汉族之外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外有其他国家。当我们承认中国艺术可能受到外来影响时，反过来的情况也一样。这不是现在才有的特殊问题。

　　我的眼界有限，水平有限，但学术本身是没有疆界的。

　　作为“入山”这个话题的个案研究，本来我想写一组祭祀遗址的调查记，包括喀左、宁乡、甘泉宫、后土祠和雍五田寺 ，还有八主祠。但有些地点没跑完（喀左和甘泉宫），这里留下的只是一篇有关“祭坛”和“祭祀坑”的读书笔记。我把这篇文章也收入第一组，算是第一篇文章的参考。

　　至于“出塞”，在《入山与出塞》中，我是举翁仲和有翼神兽为例，但没有机会展开讨论。这里的第二组和第三组文章，就是专门讨论这两个个案。读者不难发现，它们涉及的不仅是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传统，也包括中国古代动物造型和动物纹饰的有趣话题，甚至还谈到秦汉纪念性建筑的装饰，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可以归入艺术史的研究范围。

　　同样，在后面的两组文章中，我也讨论的是艺术史的话题。一类问题是“早期艺术中的宇宙模式”。这个问题不仅表现在秦汉以来的墓葬设计上（如壁画墓的设计），表现在明堂类礼仪建筑的设计上，也反映在很多随葬品，如生肖俑、墓志铭、铜镜和六博棋局的图案，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上。另一类问题是“早期艺术中的神物图像”，我讨论的主要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太一神，还有其他一些形象相似的神物图像。

　　我希望我的读者不只是关心考古学的专家，也包括关心艺术的公众，特别是像我一样有各种探讨兴趣的普通人。

　　本书的第六组文章是我对淅川楚墓(包括下寺、和尚岭和徐家岭的楚墓)的讨论，内容是集中于墓主和年代，即学界关心的问题。但对楚文化，我更关心的不是断代分期，而是地区差异。我认为，讲地区差异，恐怕不能太过分。因为商周时期，文化落差越大，文化倾泻越强，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面貌差异反而小；东周，特别是战国时期，强调文化个性的背后是彼此趋同，面貌差异反而大，有同异的假象。因为从情理上讲，楚国当周之南，越是早期，活动范围越偏北，比起吴越，比起巴蜀(更不用说楚国以南的纵深地区），肯定更接近北方。它是南方各国中，在文化上最接近北方的国家。楚国特色，以铜器和字体而论，是从春秋末期才冒头，越到后来越突出，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六国异制的真实背景是，它们在文化水平上比较接近，交流和融合非常活跃。楚国并不例外。如果对地方特色讲过头，不但后面的秦汉没法讲，前面的商周也架空。这个问题在考古研究上，和外来影响一样重要，而且是互为表里。我很希望讨论这一问题，但只在罗泰教授编译的文章中讲了几句，后来也没有回到这个话题。浅尝辄止，深入是谈不上了。

　　“楚国铜器研究”，和前者一样，对我来说，主要是“后《孙子》时期”的研究（这之前，我曾花过很多时间研究《孙子兵法》），即我当研究生时关心的问题。我把它放进了第七组文章。当时，我有一个看法，就是铜器的分类，还不完全等于通常说的类型研究。我理想的分类研究，是从总体上，把铜器和陶器，早期铜器和晚期铜器，兼顾铭文、器形、组合、功用，打通了研究。不光是强调眼睛和眼睛看到的差异，像新石器时代那种不得已的方法，还要考虑它内在的东西。我更强调连续性，而不是断裂性。因为有些东西，表面看，前后差异很大，但仔细考证，却是同一类东西；有些东西，表面看，前后非常相似，但认真研究，却是另一类东西。商代、西周，以迄秦汉，前后演变，或同类而异形，或异类而同形。自其变者而观之，固然是几十年就划一段落，但自其不变而观之，它们在类别的系统上却是万变而不离其宗。我们不能把茶缸和笔筒搁在一起排队。因此，对于分期断代非常重要的纹饰演变，我反而觉得是牝牡骊黄，并不留心。正是基于我在《铜器分类演变的研究提纲》一文中的理解，我对楚国铜器的分类和用鼎制度提出了一些和前辈不太一样的想法。对铜器和仿铜陶器，它们在组合上的意义，以及等级规格问题，我的理解，和很多专家也是大相径庭。

　　和很多年前一样，我希望我的读者理解，这是为了补充类型学，不是为了颠覆类型学。

　　本书的第八组文章，是一组读书札记。有些是讲器物，有些是讲中外比较。其中讲器物的几篇，有三篇涉及王莽，可以反映我的兴趣所在。我认为，中国历史大转折，有三个人特别重要，第一是秦始皇，第二是汉武帝，第三是王莽。他们所在的历史时期，都留下了不少和制度史有关的文物。前两位，大家毁誉参半，既嘲笑其迷信荒唐，又颂扬其统一之功，还多少有点好印象。但后一位，大家众口一词，都说是个大坏蛋。我觉得，这不是历史学家的态度。因为在我看来，作为制度创造者，这三个人是前后相因，互相反对，缺一不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贡献，不能都从道德(伪不伪)和正统（篡不篡)立论。我希望有人能搜集这方面的文物，从制度史的角度，对他们做比较研究。但时间、精力有限，我还无法深入。中外比较，我也只是拿同类现象，互相对照，开启思路，并不是说“像”就一定是传播的结果。这类文章，现在写得太少，今后看书多了，跑路多了，可能会多写一点。另外，我希望，对艺术和美学的话题，以后能有更多的关心。

　　一切为了好玩。

　　上面的介绍，尽管有自己的分类，但还是不免有家法混乱之感，让习惯成说的读者难以归类和定位。因为我自己根本就没有门派，也没有学术畛域和疆界的划分。前不久，有个朋友突然问我，你是干什么的。年龄已过“知天命”的我(认命吧），要是填表，我会毫不犹豫，但跟朋友讲真话，话到嘴边，还真犯嘀咕。就是呀，你到底算是干什么的呀，我对这个问题，确实有点糊涂。

　　我想说，我是研究考古的。因为从名义上讲，我的本行是商周考古，专业主攻是殷周铜器。但我知道，这肯定不对。因为我早就离开了考古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也离开了田野工作。而不做田野发掘的人是不能叫“考古学家”的。我只能说，直到今天，我还是一名考古学的热心读者。尽管由于行业的壁垒，讲起话来，难免壁上观与门外谈，隔靴搔痒。但我对自己流于边缘的身份，却并无羞愧。

　　记得当年，我刚到考古所，那时我的工作是整理金文资料，一门心思全在古文字。有一天，从外面进来一人，雍容而高大，我从大家迎送的气氛看得出来，这可不是一般人。等他走了，我问，这是谁呀。他们说，这就是著名的苏秉琦先生。然后，我问，他是研究什么的。他们告我说，他什么都研究。当时，我提了个傻问题：他懂古文字吗？大家说，懂，当然懂。但我从老同志的眼光看得出来，我的问题真是太蠢了。

　　1977到1983年，我在考古所，前后呆过七年，有苦也有甜。刚进这个门，我还真不知道，考古算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像圈外人照例会有的误解，我有数不清的浪漫幻想，还以为它是和探险寻宝有关，用艺术的手指触摸历史，用细密的考证印证文献，神得很（这是它让很多年轻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去的原因）。但我当研究生，头一堂课就是讲“划清界线”，第一是和历史学，第二是和民族学，第三是和古文字学，第四是和金石学。最后一条，还有文物研究。老师的讲法很合理(看得出来，是和西方考古学的家法有关），但令人不快，很有点自绝于学术之林的味道，让酷爱自由的我，好像当了弼马温。到了这步，我才明白，要学考古，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告别幻想，准备发掘”。1982和1983年，我参加过两次田野发掘，都在陕西：一次在西高泉，挖秦墓；一次在沣西，挖西周遗址。这些辛苦和我当年的其他辛苦一样，都是属于杨白劳，但它让我学到很多东西。尝过梨子，才知道梨子的滋味，原来考古主要还是和“土”打交道。

　　现在，我完全理解，凡是和“古”字打交道的人，都是“古”上长“草”，苦得很。考古是这样，古文字、古文献也是这样。对于所有受苦人，我都非常佩服。

　　但苦尽甘来，总要有些值得为之牺牲的目标，没有谁是为了受苦而受苦。“文革”的经验告诉我，为了受苦而受苦，不是愚弄就是欺骗。回想当年，嘴上不说心里说，我对我置身其中的学术气氛，确实有很多不满，特别是拉帮结派，偏狭狂妄，“刘项原来不读书”。因为，不知怎么一回事，干我们这行的人(当年我可以这么讲)，有人总是自卑完了又自大，唯恐别人贬之为材料和工具，但又无奈和自甘于这样的地位和命运，熬成婆婆之后，神气起来总是说，别人会的我都会，我会的他们都不会，一万年之内，皆可得而言之。

　　我心里想，考古学怎么会是这样的学问呢。

　　后来，当我几经磨难，终于回到我阔别已久，真正着迷的古文字研究，回到我原来下过很多工夫，一直非常醉心的古文献研究，想不到的是，十五年后，时过而境迁，我却突然怀念起我洒泪而别的考古学来。转了一圈的我，到现在才终于明白，考古是门很大的学问，而什么都学了一点的我，实在非常渺小。我原来崇拜的东西，古文献也好，古文字也好，跟它相比，只是今人叫做“工具”古人叫做“器”的东西。子曰：小道可观，致远孔泥（参看《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它们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恐怕都应融入考古学的视野，就像江海不择细流，大固不可容于小，但小却可以容于大。即使是历史学，按我们的习惯，好像可以包容考古学，但它的研究范围，受文献史料制约，从真正的时间跨度讲，还是没法和它相比。特别是，破石头，烂瓦片，原来看上去好像最枯燥乏味的石器时代，我相信，它们才是探讨“人类之道”的用武之地。我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感到，我和孳孳于一字之是非的古文字学家并非一伙。或者更彻底地说，我觉得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学者”，特别是真的能够守住一行一业，从一而终，现在叫“教授”（professor的意思是专家），其实是“专业从业员”的人(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也可以叫“学术工人”）。我相信，在本质上，和年轻时一样，我还是个读野书的人，或者也可以说，是个被革出教门，逡巡窗前，徘徊墙外，始终不忍离去的人，人称“学术流浪汉”者是也。

　　然而，我还能回到我的精神家园吗?

　　在这本小书中，我以《入山与出塞》为题，寄托了我当年的学术之梦。虽然和真正的考古相比，它只是零打碎敲。但“人不爱昆山之玉，而爱己之一苍璧小玑”（《吕氏春秋·重己》），我相信，这些小东西，它们来自考古，也能回到考古。小东西的背后，照样会有大问题（我们应该把小学问做成大学问，而不应该把大学问做成小学问）。它们也许出现频率不高，没有统计学的意义，不像陶器那样，可以结合时间谱系，参考地理分布，做类型比较，按前后排队。但我想，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们的研究，只要能相互补充，地上和地下，粗陋和精致，传世品和发掘品，奢侈品和日用品，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微缩艺术和纪念艺术，小学问和大学问，没有什么是我们应该加以拒绝的。

　　因为，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实在太少了，我们不能再存自残自杀的念头。

　　为此，我祈祷上苍，让它把考古学的精神魅力，它的博大胸怀和想像力，重新注入我的每一个细小研究。

　　人类的知识体系，落实到个人，落实到他百年期颐的短暂人生，其实都是千疮百孔。即使今天，我们也还是勉为其难，力图用几个精致的学术支点，撑拄粗陋的人生感悟，和古人并没有两样。朝好了讲，是悟性很高；朝坏了讲，是信口开河。这就像一个成天见女人，但拢共也不认识几个女人的男人，他不只是举一反三，举一反亿，而是开口就总结人类的一半，好像真有什么统计学的根据。因为女人可以按妈妈、姐妹、妻子、女儿、女朋友、女同事划分类型，他是通过类型来认识问题，和考古学一样。这很可怜，但没有办法。即使再大的学者，他和普通人也没有两样。

　　因为我们的眼界都非常狭小（特别是在分工已成天罗地网的今天），所以才特别需要博大。

　　博大可能带来粗疏，但粗疏并非博大之别名。在我看来，它只是不讲门户的意思。

　　王国维先生说，学问是没有“古今中外”的（见所撰《国学丛刊序》）。

　　张光直先生说，“三代的研究是没有学科的”(见李永迪《与张光直先生谈夏文化考古》，收入《四海为家》，三联书店，2002年，177-187页）。

　　他们都是没有门户之见的大家。

　　我很赞同他们的说法。

　　2002年6月30日

　　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补记：

　　我特别欣赏张光直教授的《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收入他的《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126-128页)。他讲了四条，第一是考古学前途无量，田野工作是精神享受；第二是研究考古，老是本钱，我们应敬老尊贤，但不要拉帮结派，只跟一个老师学；第三是不要只读考古书，作茧自缚；第四是不要以中国画地为牢，也要了解外国，了解世界。很多怀念他的人都着重提到他的第二条，即“我们因为多年来在一个小圈子里面一起工作，不免有种种的恩恩怨怨，人与人之间常形成派系关系。你们年轻人万万不可卷入。假如有人拉你入伙，便躲他远远的”。但他说的“如果有位老年考古学家，坚持你只许跟他学，或是不许你有自己的看法，我就建议你另请高明”，这条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