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法度——记贾勤《现代派文学辞典》
拒绝词语,让它们回到辞典。词语纷纭,必然使诗人的心灵受挫,然而纷纭的万物又使得词语受挫,究竟如何才能挫万物于笔端? 星光委地,而启示顿生,如同万物相遇之际留下缝隙,词语之间留出空白。书写之际必然有此情绪,“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必然有此停顿,一口气悬在胸中,屏息而立,提起来放不下,空隙之间空出气息,在虚空中停留辗转,周流九畴。辞典并非写作的法度,辞典只是形式,只是词语的某种宿命、写作的某种可能,写作的根本乃是为了安顿词语,以抵挡物的大规模降临与操纵,是词于物的妥协、安慰、照顾、护持,作者从中调停、斡旋。
有无数种写作的形式,但写作的法度只有三种。
一,追述往者,古典的法度。
其中的典范比如,《周易》、《说文》。《周易》远非辞典,它超越一切辞典,在纷杂的事态之中给定了君子的法度与物的秩序,在君子与物之间斡旋,比如《坤》之“君子以厚德载物”,《同人》之“君子以类族辨物”,《家人》之“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未济》之“君子以慎辨物居方”等等,这种给定来自于先贤对古典的追述,而绝非某人内心的发明,方圆动静,进退升沉,感应无端,连绵不绝,吉凶虽是物兆,而悔吝却在人情,《周易》的规划与承担正在于此,与物相刃相靡之际,君子可不慎欤。《说文》作为写作的典范,它通过字典的形式充当了近乎完美的斡旋者,使词与物相互追查、相互辨认、相互澄清,这恰好契合了《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的教导,最终建立起了文字与世界的古典秩序。这样的写作也包括大部分宗教圣典及史诗,比如佛经,众所周知,“如是我闻”作为所有佛经的开端,是绝对的开端,这是世尊的遗教,是对于开端的绝对律令而非教条,这一口耳相传、沿承不替的律令于僧徒法心涌动秉笔书写之际则转变为写作的法度,起初梵呗唱诵不啻佛口亲宣,而后来所有书写一归于佛。这种“如是我闻”、“述而不作”的写作展现了极度的耐心与冷静,优游不迫,它们由文本控制起全部的局面,作者隐藏其后以至于消失不见,不厌其烦同时惜墨如金,然而却不期待任何读者,不预先设想读者,而仿佛只是要追溯绝对之经验,移写往古之典章,绝非为写而写。这种写作之下,往往是词与物的周旋与较量,而使作者与读者都显得多余。
二,为写而写,设计的法度。
这一法度之下包括了大量的神作与劣作,同时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写作病的症结所在,可谓一言难尽。其中典范比如《源氏物语》、《红楼梦》、《追忆似水年华》。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作者以极大的精力与耐心对自己的写作作全面的控制,有效地掌握了文本所有的局面(《红楼梦》的结尾已不在作者的控制),在这里,写作是由物操纵的一个诡计、圈套,高明的作者调动此诡计,与它周旋,而低劣的作者则全部落入写作的诡计之中而不自知。这样的作品,作者与读者能够共同感受其起伏,通过不同的段落,调动起相同的情绪。比如《红楼梦》,它的(续写的)结局已远远不敌另外二书,这是时间所埋伏下的苦果,我们只能领受,通观全书,我只能(依着我日渐淡薄的经验)说,晴雯之死的段落是全书的巅峰,作者在这里极为高明地捕捉到了美丽死亡的声音,而通过对晴雯的祭奠完成了对美丽的祭奠。这一点,作者生前恐难逆料,但如起作者于九原,告之曰:君所撰之书惟余八十回矣!他想必定会恍然大悟。这是作者生前便有的设计,乃是题中应有之义。《源氏物语》,坦然说,《云隐》之后的段落我根本读不下去,而回目之下的一片空白,令人反复想起鲁迅,“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阅读之际,前所未有的压力凝聚在这空白中,胸中升腾起巨大的幻灭感,我要说,至今仍未消散,这是对读者情绪的强大控制。我相信,《云隐》是《源氏物语》最好的结局,同样也在作者的意料之中,作者高明地逃脱了写作的诡计,使词与物皆无从措手。而《追忆似水年华》,抛开翻译不论,作为中文读者,仍然能够体会出第七卷(尽管这里的翻译非常令人头疼)的高明,作者的全盘计划如同一个完美的诡计,这个诡计甚至连时间也无能为力,而只能由真实的瞬间来回应。此外,大部分的史书与哲学书皆从属于这一写作法度,高明之作不少,而低劣之作更是俯拾皆是。这一法度之下,乃是作者与物共同掌控了词语,然而词语的暗算又是惊人的,大量平庸之作的涌现便是明证,作者自以为掌控了全部词语,其实却被词语玩弄于股掌之间,其写作受到词语的百般阻挠、设计陷害、背信弃义、反复无常,最终落于全面被动的地步,成为词语之囚徒而不能自解。
三,由写而写,现代的法度。
何谓由写而写?就是说,写作由写作本身而启动,由写作呈现出写作的现场与反现场,在写作中引发真正的“现代性”。只有在写作中,写作的意义才得以全面发扬。所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正精准地响应了这种写作的步伐。这一法度的典范,我谨慎地指出李商隐的《锦瑟》、鲁迅的《野草》、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我选择这些作品完全不是由于它们凸显了作者的风格,风格只能成为写作的负累,而是,作者在这样的写作中在安顿词语,在抵挡物的操纵,他们发挥了“寫”的本义,完美承担了词与物之间的斡旋者。但是,我更愿意空出位置留给将来的作品。我们都还不能够彻底地了解写作,在写作之中,我们不断尝试写作的可能,探索写作的边界(《云隐》的空白仍然是写作的一种可能,但是它却触及到了写作的边界),我相信,贾勤的《现代派文学辞典》正是隶属于此一法度之下的尝试,它可能远未成为典范之作,但是它包含了一个青年写作者全部的热忱,以及作为一个斡旋者的努力。我相信贾勤所说的“个人写作的界限我已探到,不用成为作家,成为身份之驱动者,可以无憾”,以写作方能规划写作,以写作方能构建写作的法度,直接面对写作现场,这绝非对个人经验(包括记忆)甚至绝对经验的追溯,同时也超越一切设计与诡计。在此法度之下的种种尝试,它们试图突破写作的法度与边界,然而这也正是对法度的再次规划、对边界的重新勾勒。
2010年10月18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