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海外抢救楚地出土的战国中晚期简册回归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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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珍贵战国竹简入藏清华大学,专家鉴定后赞叹——“这次挖到了一个历史学家”
记者　丰捷　刊发时间：2008-10-23 04:11:51　光明日报

　　本报北京10月22日电(记者丰捷)　前所未见的《尚书》佚篇和乐书,与《春秋》、《史记》等传世文献相比独具新内涵的编年体史书——一批“ 两千余年无人见过的”“经、史”典籍在流散于境外的2100枚(包括残片)竹简中惊现。清华大学今天宣布,这批由校友捐赠的珍贵竹简已经入藏该校,全国 11位权威学者专家
鉴定后认为,“这批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一项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这次挖到了一个历史学家”,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今天这样向媒体描述自己见到这批距今两千三四百年前的 “ 书籍”时的惊喜。清华简专家鉴定组组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则表示:“从重要意义上讲,其价值怎么估计都不过分。”

　　经专家鉴定,这批极为珍贵的竹简从形制和文字看,应为楚地出土的战国中晚期简册。竹或木制作的简,是纸发明以前我国用以书写的主要材料。此次清华所藏竹简,其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有46厘米(战国时的2尺),最短的不到10厘米。较长的简都是三道编绳,借以固定编绳的切口及一些编绳遗迹清楚可见。文字大多书写精整,多数至今非常清晰。

　　据了解,目前已发现的古代竹简,大致分为书籍和文书,并以文书居多。专家组鉴定认为,这批简内涵丰富,初步观察以书籍为主,其中有对探索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经、史”类书,大多在已发现的先秦竹简中是从未见过的,具有极高学术价值;在简牍形制与古文字研究等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

　　李学勤特别指出,从目前检视结果看,这批简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古代历史文献汇编、位于六经之首的《尚书》,且其中很多篇都是前所未见的佚篇,传世本《尚书》里没有。这些佚书是真正的“古文尚书”,对古史研究的意义难以估计。同时,竹简中一篇编年体史书,所记历史上起西周初,下至战国前期,与传世文献《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此外,类似《国语》的史书、类似《仪礼》的礼书、前所未见的乐书, 与《周易》有关的书等,都是两千余年无人见过的。

　　据悉,清华大学此次入藏竹简是今年7月由校友自境外抢救而来的。与竹简同时入藏的,还有传为同出的漆绘木笥残部,纹饰带有楚国艺术风格。

　　据介绍,由于经历流散,竹简到清华时部分已发生菌害霉变。清华为此迅速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开展了对竹简的紧急抢救和保护工作。同时,该校成立了校级研究机构——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聘请专家学者参与竹简研究和保护。至10月初,第一阶段保护工作基本完成。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今天表示,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出土文献研究工作的开拓者和重镇,清华大学将以这批战国竹简的收藏为契机,把竹简等出土文献的研究和保护作为学科建设和学科交叉的重要平台。他强调,这批竹简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瑰宝,清华将本着开放的原则,吸收国内外专家学者共同参与。他说,出土竹简的长期保护目前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清华将联合多单位、组织多学科专家进行科研攻关,力争完善地保护好这批珍贵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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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都是盗墓者干的，不知道的，还不知毁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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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报网讯(记者刘昊)挂上特殊胸牌，穿过警卫把守的大门，借助放大镜，隔着玻璃保护罩，终于得见浸泡在防霉变药水中的战国竹简的“芳容”。这2100枚距今已两千多年的珍贵竹简昨天入藏清华大学。据该校历史学家透露，两千多年国人从未见到过的古文《尚书》就在这竹简之上。
流散竹简终回国内
竹或木制作的简，一支一支用丝绳编连起来，成为册，是我国在发明纸张前的主要书写材料。此次入藏清华的竹简已流散海外多年，是清华校友赵伟国自境外抢救入藏，今年7月捐赠给母校的。按惯例，这批由清华收藏的竹简被称为“清华简”。
竹简抵达清华时，部分存在菌害霉变的危险。经过紧张的抢救保护工作，至10月初，基本完成了对竹简的第一阶段保护清理。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历史教授李学勤告诉记者，这批极为珍贵的竹简，年代应在公元前三至四世纪，属于战国中晚期，距今约2400年。由于竹简上的文字类似楚国文字，再加上同时入藏传为同出的漆绘木笥(装竹简的箱子)残部上有楚国艺术风格的纹饰，判定该批竹简应出土于战国楚国境内。
“清华简”包括残片在内约有2100枚，形制多样，最长达46厘米，最短的不到10厘米。较长的简都是三道编绳，固定编绳的切口及编绳遗迹清楚可见。简上文字精整，少有潦草。“这应该是迄今为止发现数量最多的战国竹简之一，经过保护整理，估计应能整理出竹简1700多支。”李学勤表示。
真本古文《尚书》再见天日
现已发现的古代竹简大致分为书籍或文书。“清华简”属于极为珍贵的战国古文书籍，且多为对探索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极为重要的“经、史”类典籍。让不少专家心跳加快的是，这批竹简中出现了古文《尚书》，这是自秦始皇焚书之后，首次出现的真本古文《尚书》。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中的书指的就是《尚书》，是古代历史文献汇编，是研究古史的最重要依据。据称，先秦时《尚书》有百篇之数，但在秦始皇焚书后大多遗失。汉朝初年，一位作过博士的儒生，凭借记忆默写出29篇《尚书》，得以传世，即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今文尚书”。至汉景帝末年，又在曲阜孔子后人宅屋的墙壁中发现焚书时隐藏的竹简书籍，里面有16篇古文《尚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16篇《尚书》流散，如今看到的古文《尚书》已被明清以来的学者论定为伪书。
据李学勤介绍，“清华简”中发现的多篇《尚书》均是焚书以前的写本。《金縢》、《康诰》、《顾命》等部分篇目有传世本，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都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篇章。例如《尚书》中的名篇《傅说之命》，即先秦文献引用的《说命》，和传世伪古文就并不相同。这意味着对“清华简”的研究可以使现代人得以重见古文《尚书》真容。
竹简中有《史记》未有的史事
这批竹简书中还有一篇编年体史书，体裁类似西晋时在今河南汲县战国魏墓中发现的竹简书籍《竹书纪年》。《竹书纪年》中所记载的很多史事与传世文献并不相同。但《竹书纪年》也已流散，今日所见的“今本竹书纪年”被认为是伪书。
“清华简”中的编年体史书，所记历史上起西周初，下至战国前期。记载了很多《左传》、《春秋》、《史记》等未有的史事。此外，竹简中还有类似《国语》的史书，类似《仪礼》的礼书，前所未见的乐书，以及与《周易》相关的书等，均为两千余年无人见过。
1926年，王国维曾认为西汉“孔壁中经”和西晋“汲冢竹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两次最大发现。在李学勤看来，记载着孔壁中经和汲冢竹书的“清华简”足以与这两大发现媲美。
11位专家学者评价极高
上周，清华大学特邀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上海博物馆、荆州博物馆的11位学者专家，对“清华简”进行观察鉴定。对竹简的研究和释读是十分庞大的工程。清华将邀请国内外的学者共同完成对“清华简”的研究，并计划到2011年该校百年校庆时，能够出版第一卷有关“清华简”的研究报告。
“这批竹简的发现，将对夏商周断代史研究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清华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张国刚说。清华大学特别成立了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专家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将对这批竹简的保护和研究列为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给予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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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而今已非刘逢禄庄存与廖季平康有为皮锡瑞之时代，否则此真本古文尚书的发现在学术上必大有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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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清华简

李学勤　
发布时间： 2008-12-01 06:55　
来源：光明日报

战国竹简入藏清华

　　清华大学最近入藏的一批战国时期的珍贵竹简,现在已经广为学术界以及社会公众所知了。

　　这批竹简是由清华校友捐赠抢救回来的。记得竹简来到清华的那一天是7月15日,天气很热,暑假业已开始,我们本来想只加以基本的维护,等到开学再展开工作,但是经过仔细检查,发现若干简受有污染,请化学家分析,证明有霉变损坏之虞。校方对此非常重视,决定立即组织专家清理保护。大家放弃假期,全力投入,在白手起家的条件下建成符合要求的实验室。这项细致而又繁重的工作,直到10月中旬才告一段落。

　　据在清理中的初步统计,清华简共约2100枚,其中整简的比例很大,而且简上一般都有文字。简的形制多种多样,最长的达到46厘米,最短的仅有10厘米左右。简上面的墨书文字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大多结体精整,至今仍很清晰。有少数简上,还有红色的格线,即所谓“朱丝栏”。

　　10月14日,清华邀请了李伯谦、裘锡圭等11位专家,对这批竹简进行观察鉴定,“一致认为,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这是鉴定专家们在《鉴定意见》中作的论断。

　　由于集中力量做简的保护工作,还来不及详细审视简的文字内容,更谈不上释读研究了。不过通过清理间的大致浏览,以下三点是可以确定的:

　　第一,这批简的性质是书籍。大家了解,已经发现的战国竹简(还有帛书),总的来说可以分成书籍和文书两大类,还有多见的遣策,即随葬物品的清单,也可附于文书类中。清华简初步观察都是严格意义的书籍,没有找出文书以及遣策。

　　与这批竹简同来的,还有一件漆木容器的残块,上有美观复杂的彩绘图案。经过试行拼合,显示可能是原来贮放竹简的书笥。在一块残部的侧面,粘贴着一小段竹简,简上有字可以辨识,这加强了容器与简相关的可能性。

　　第二,这批简中的书籍大多与历史有关。如果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有的属于经部,但其内涵仍是富于历史价值的。这与过去发现的战国竹简书籍,如著名的郭店简、上博简以儒、道著作占多数不同。

　　作为随葬的书籍,总是和墓主的身份与爱好有一定关系的,比如说1972年出土的银省山汉简主要是兵书,墓主显然是位军事家,所以我曾戏言“这次是挖到了一个历史家”。

　　第三,这批简里有《尚书》。《尚书》本为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列于经典,是研究古史最重要的依据。秦代焚书,禁止《诗》、《书》、百家语,《尚书》大多佚失。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滕》、《康诰》、《顾命》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在传世本里没有,或虽见于传世本,但后者是伪古文,如《傅说之命》,即先秦不少文献引用过的《说命》,和今天流传的《说命》伪古文不是一回事。

　　清华简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一种编年体的史书,所记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战国前期,与《春秋》经传、《史记》等对比,有许多新的内涵。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种史书体裁和已看到的一些文句,都很像《竹书纪年》。

　　《尚书》和类似《纪年》的史书,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是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都知道的,其重要确实难于估计。写到这里,我不禁联想到前辈学者王国维先生80多年前的一次讲演,很可以作为评价清华简的参考。

王国维的著名讲演

　　这里要提到的,是王国维1925年7月在清华作的一次讲演,题目是《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这一讲演非常著名,文稿发表在《清华周刊》,后收入赵万里先生所辑《静庵文集续编》。

　　王国维在讲演开头就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接着，王国维举出历史上三项新发现,即孔壁中书、汲冢竹简和宋代出土的青铜器,然而在讲演的后面,他不再提及宋代青铜器,只说“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两次,“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为什么他把这两者推为学术史上的“最大发现”,需要在此简单说明一下。

　　孔壁中书,是西汉前期在曲阜孔宅壁中发现的竹简书籍,事见《史记》、《汉书》、许慎《说文》、王充《论衡》、荀悦《汉纪》及《孔丛子》等书。如《汉书·艺文志》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委得其书(指《尚书》),以孝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发现的时间,学者或依《依衡》校正为景帝末,献书朝廷者,依《汉纪》修改为孔安国家,是合乎情理的。这些书籍应该是在秦代焚书时藏匿壁中的,其内容以《尚书》为主,其中有十六篇是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没有的,由于系以战国古文书写,称为《古文尚书》。

　　《古文尚书》和当时出现的其他古文典籍一样,长期未能列于学官,没有取得官方认可的地位。西汉晚年,刘歆为此移书责让太常博士,开启了经学的今古文之争,成为学术史上的大事。有关今古文,特别是今古文《尚书》的讨论争辩,一直延续下来,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孔壁中书发现影响的深远于此可见。

　　汲冢竹书,是西晋之初在汲县一座战国时魏国墓葬里发现的竹简书籍,事见《晋书》等文献及汲令卢无忌所建《齐太公吕望碑》。发现的时间,有武帝咸宁五年 (公元279年)、太康元年(280年)、太康二年(281年)等异说,清代雷学淇论为咸宁五年,较为可信。竹简献上朝廷,有学者束皙、荀勖、和峤等多人受命整理,共有书十九种,七十五篇。其中最重要的,是魏人所撰史书《纪年》十三篇(有学者校正为十二篇)。

　　汲冢书发现的意义也很重大。王国维前述讲演说:“惟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然同时杜元凯(即杜预)注《左传》,稍后郭璞注《山海经》,已用其说,而《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实际上《纪年》的影响远不止此,即以从钱穆到杨宽等先生利用《纪年》校正《史记·六国年表》一事而言,贡献就已很大,这些成果自然是王国维不及见的。

　　王国维讲的这两项“最大发现”都是战国时期的竹简书籍,都在学术史上造成了重大影响。但是,不管是《古文尚书》还是《纪年》,其原貌今人都看不到了。《古文尚书》在东汉已归散佚,东晋时梅赜所献,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所收,如今见于《十三经注疏》的,前人已论定是“伪古文”。《纪年》同样于唐代散佚,明以后整本流传的所谓今本《纪年》,如王国维等先生论证,也是伪书。朱右曾、王国维等学者辑录的古本《纪年》,尽管定贵,保留的佚文究竟不多。这久已成为学术界似乎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

　　今天,幸能在清华简中又看到了真正原本的古文《尚书》和近似《纪年》的史籍,给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一定会在学术界造成深远长久的影响。有关《尚书》、《纪年》的一些悬疑不决的问题,很可能由于新的发现获得解决。

　　清华简还有不少来不及深入了解的内容,比如类似《仪礼》的礼书,前所未见的乐书,与《周易》有关的占书,近于《国语》的史书等,只能留待今后介绍。

整理考释任重道远

　　专家们对清华简所作《鉴定意见》着重指出,这批珍贵竹简“由于年代久远,简质脆弱,又经过流散,清华大学已做的清理保护,是及时和必要的。建议继续吸取其他单位经验,提高技术水平,将这批竹简的保护工作做得更好。”专家们还“希望清华大学积极稳妥地推进这批竹简的整理研究工作,及时编辑出版整理报告, 提供学术界研究。”这是对我们参加清华简整理工作的人员提出的严肃要求,使我们倍感所负责任的沉重。

　　简的清理保护工作,还需要继续进行,如何保护得更好,本身就是一项科研课题,应该以多学科结合的方式来探索和实施。尤其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是否脱水,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手段,都须极为慎重地考虑。

　　适应文物收藏入库的要求,每枚简,包括整支和残片,都必须登录编号。简上的种种现象,都必须记录下来,至于形制、尺寸、字数等要素更不必说。

　　照像要尽快开始。这些年整理出土简帛的经验,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都是依靠照片进行的,而最后的整理报告,更需要有高质量的图版。因此,对竹简的拍摄应有足够的要求。一部分不够清晰的简,还须采用红外线摄影等等方法拍摄,尽可能使文字显现出来。

　　为了将简文提供大家考察研究,整理者要做好简的缀合、编排、录写和释读等一系列工作,这些工作步骤是交叉进行的。当然由于能力和时间的限制,每个步骤都不可能做得尽善尽美,但总应提供读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

　　在所有保护和整理的工作环节上,我们都期待大家给予支持帮助。我们会以适当方式,尽快向各方面报道整理工作中的发现,也一定做最大努力编写有关简报,并分卷出版竹简的整理报告。

　　虽然已有几个月了,我初次看到这批珍贵竹简时心中的强烈震撼感还没有过去。限于个人学力,以上所谈不过是几点初步认识,敬希大家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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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还证实了《逸周书》的可信度，当年吕思勉就说《逸周书》对于考索商周之际历史有莫大意义。希望《逸周书》除了那几篇有关克殷前后史事的经过认真考辨的文章具有可信度之外，其他的那些偏思想性的文献也能被证实并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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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周书》里面的很多记载与儒家的史观大相冲突，导致被删的命运，成为文献中游离于经、子之外的孤魂野鬼，被《班志》列到最不重要的位置。但此书的一些篇章在先秦秦汉广为流传还是很明显的。荀子、太史公都大量引用。《逸周书》里很多记载十分详细生动，不同于《尚书》的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与儒家的圣人观和道统史学有诸多冲突之处，却正反映出史官对史事的忠实记录。很多学者认为《逸周书》是兵家的书（如吕思勉、顾实），还是有可能性的。此书不像经书有明确的传承体系，导致其源流不清，成为来历不明的文献。希望清华简能澄清源流，给《逸周书》恢复尊严。可以进一步通过《逸周书》的命运来反思古代经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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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清华简还想到了古代所谓伪书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在中国文献学当处于显著的核心位置。其实中国古代的伪书问题都与经学有莫大关系，比如古书的造伪和辨伪，与今古文之争关系莫大。当时可以说文献学是经学的附庸，文献的伪造和辨伪的目的是为了经学，而经学又反过来推动文献的伪造和辨伪。我认为脱离经学背景来看待文献的真伪问题是不可能的出正确答案的。而现在的好的方面是，出土文献的增多，已经直接绕过经学来对古书进行证实和辨伪，可以说二重证据法的功用是让史学帮助文献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而获得自己的尊严。不再纠葛于经学的纷争之中。而文献学的独立又能更好地推动史学与经学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