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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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知新】一场豪戏：金门炮战（时间备忘） [ ★陈郢客 ] 于:2009-04-13 05:49:34
【真实的人生往往比戏剧还戏剧，比小说还小说。
外交大戏亦远比美剧港剧精彩。恫吓和试探，最终点到为止，各得其位。】

演出时间表：

【山雨欲来】
1958年5月美成立“美军驻台协防军援司令部”
8月11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关于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政策的备忘录”
蒋介石：“反攻大陆”（悲哀的是：最合美国胃口的是“两个中国”方案。或曰台湾独立。蒋介石之梦绝非美帝之梦。）
并于8月7日宣布实行紧急状态
中国对策：
使中东和台湾海峡地区的斗争互为后盾
太祖大局观:见廖心文《1958年炮击金门决策内幕》
“我总觉得，它（指美国）是霸中间地带为主。至于我们这些地方，除非是社会主义阵营出了大乱子，确有把握，一来，我们苏联、中国就全部崩溃，否则，我看他是不敢来的。”
“我们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每天总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
“人心就是力量，我们这边的人多一点，他们那边的人少一点”。从这个意义上比较，美国“力量有限，困难甚多”。
周公细致处：“每个环节都是我和总理搞的。美国第七舰队护航，杜勒斯战争边缘政策，这样的事不能粗枝大叶，要很准确，很有纪律。”
“那时，每天两大本参考资料都要看完，不然你不了解情况，如何决策？全世界一切舆论都要了解。”

【开幕了】
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
8月27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命令部队协防金门、马祖。
“美军当年的行动倒是十分迅速，不到10天，台湾海峡的美国海空军力量便大大增强，计有航空母舰7艘、重巡洋舰3艘、驱逐舰40余艘；第九十六巡逻航空队、第一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和其它好几批飞机。另外，美国第一批海军陆战队近4000人在台湾南部登陆，还有部队陆续到达，在中东地区的第六舰队的一些舰只也驶向台湾海峡。 ”
——叶飞:《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载1993年1月24日《人民日报》

我方目标：边打边谈，争取使美方入谈判桌
9月3日，暂停炮击三昼夜
9月4日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
积极呼吁恢复中美和谈。

9月4日杜勒斯发表声明，威胁要把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军事行动的范围扩大到金门、马祖等中国沿海岛屿，并宣称以为此做了军事上的部署。（恫吓与矜持）

9月6日，太祖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我们这一打，打出美国想谈来了，他敞开了这张门了，看样子，他现在不谈，也是不得了的，他每天紧张，他不晓得我们要怎样干，那好，就谈吧，跟美国的事就大局说，还是谈判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是爱好和平的人嘛。” （吓不住我！）
9月6日，周恩来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 ：“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如果美国政府悍然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 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美国政府必然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吓人谁不会？）
“中国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谋求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和消除”（一张一弛，有定而缓）
9月7日，美国海、空军为国民党运输队护航。太祖指示:打蒋舰，不打美舰（分寸感啊）

【果然谈判了】
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谈判于华沙复会。周恩来指示中方代表:“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方针”，为配合华沙谈判，福建前线指挥部对金门白天黑夜打零炮。
1958年9月30日，杜勒斯声明：“我们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我们也不想承担任何这种义务。今后我要说，如果美国认为放弃这些岛屿不会对可能的保卫福摩萨和条约地区的工作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我们就不会考虑在那里使用部队。”（刷卡时为零读史太少，车轱辘话几十年不变，你还掉坑，怪谁？叹叹叹）
蒋介石：杜勒斯的谈话“只是单方面的声明”，台湾当局“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

【太极精髓】
10月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以国防部长名义发布的文告，《人民日报》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太祖手笔，以彭将军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10月13日，我国防部再次发布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文告
太祖：“开始我们想打金马，后来一看形势，金马收回就执行了杜勒斯的政治路线，还是留在蒋介石手上好。要解决，台、澎、金、马一起解决，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

【幽深回味处：一个中国，中国人所愿也；两个中国，美国人所愿也】
“炮击金门就是要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门”。
太祖对台湾回归祖国提出许多重要原则，即“一纲四目”
一纲:台湾必须回归祖国；
四目：
（1)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介石定；
(2)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
(3)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协商解决；
(4)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论50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
从历史上讲，美国有一些人对中国领土台湾的“兴趣”，和企图夺取或控制台湾，从而控制中国东南沿海、控制中国的想法由来已久。１９世纪５０年代的美国海军少将佩里就是其中一位。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一直在策划分离中国领土台湾和就“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进行活动。一位长期鼓吹台湾独立的美国海军中校乔治•克尔说，他头一次听到“两个中国”的想法是在１９４５年。当时一位国务院高级官员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中提出以长江为界，将中国一分为二，由共产党统治北方和由国民党统治南方〔３９〕。
杜鲁门政府在战后不久就开始散布“台湾地位未定”，鼓吹由联合国“托管”台湾，企图再次分离中国台湾。国民党政府台湾省长魏道明在１９４７年１２月讲话中严正驳斥了外国分隔台湾的这一阴谋。他说：“这些谣言”是“有人有目的地指导的”。“说台湾人民希望与他们的祖国分离，愿意由一个外国来统治。我认为这不仅是对台湾人民的严重侮辱，也是对整个中国人民的严重污辱”。魏道明指出，这是“一个国际阴谋”，“他们的目的是分隔台湾，把台湾同祖国隔断”。他指出，有人利用对日本和约还未签订，就“意图利用这个机会再一次把台湾从中国分隔出去，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４０〕魏道明没有点明“他们”是哪个国家，但是人们都清楚，魏道明这里指的是美国。
（注：即使台上是国民党，人家一样要搞你的）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年半，当中国人民革命在１９４８年底进入胜利转折时，美国政府将控制台湾提到了日程上来。李海海军上将在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３７号文件《福摩萨的战略重要性》中说，“通过采取外交与经济的步骤，福摩萨能够不为共产党所统治，这就可以保证有一个对美国友好的福摩萨政府 ”。〔４１〕当１９４９年初，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中国人民革命走向了全国胜利之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９日第３７／１号文件《美国对福摩萨的立场》提出，“美国应当准备利用福摩萨自治运动”、“美国基本目的应是不让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落入共产党之手。要做到这点，目前最实际的办法就是使这些岛屿孤立于中国大陆之外。”
国家安全委员会于１９４９年２月３日提出的第３７／２号文件《当前美国对福摩萨的立场》继续重申，“美国应当发展和支持（台湾）本地的非共产党中国人政权 ”，“我们也应当使用我们的可能影响来阻拦大陆中国人进入（台湾）”。美国要准备“在将来的某一天利用福摩萨自治运动”〔４１〕。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１９４９年３月１４日提出的ＯＲＥ第３９－４９号文件《台湾的可能发展》中强调，“美国如不采取行动，台湾将最终处于中共的统治之下”，而“只要还没有控制台湾，中共就不能最后肯定他们在中国胜利的前景”。文件说，“在最近将来，成功地进行一场反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台湾人起义不太可能”，它建议，美国应采取措施“不让台湾落到中共手里”。文件强调在实行这项计划时，要特别注意“时间与措施的选择”〔４２〕。
杜鲁门政府首先想到的是企图通过托管台湾来达到分割台湾的目的。１９５０年５月３０日，助理国务卿腊斯克与尼采、杰塞普、杜勒斯一起开会研究决定压蒋介石接受福摩萨中立化，由联合国托管台湾。会后，由杜勒斯写的这个备忘录说，“在应当采取强硬立场的动荡地区中，福摩萨最为重要”，美国应当“宣布福摩萨中立化”，不要怕“冒战争的风险”〔４３〕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继续杜鲁门政府的分离和控制中国领土台湾的一贯作法，同时逐渐向“两个中国”方向发展。

首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１９５３年２月２日向国会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宣布撤销杜鲁门政府在１９５０年７月１９日宣布的台湾“中立化”的决定。对美国来讲，解除台湾“中立化”的同时也解除了它对美国政府自身的约束，从而为美国推动和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取得了更大的行动自由。

国务卿杜勒斯在１９５３年６月２８日写给腊斯克（按：腊斯克在６月１６日写信给杜勒斯提出了解决“红色中国难题”的想法，即：北平取得联合国普通成员国资格，不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取代中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福摩萨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成为联合国普通成员国）的回信中说，“在新德里时，我向尼赫鲁暗示了由印度来取代（中国）在安全理事会的（地位）的一些想法。如果这件事发生了，那么，联合国大会就可能有两个‘中国’席位了。”〔４４〕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自１９５１年起开始在亚太地区缔结多边和双边的军事条约，以便建立起西太平洋“岛链防御体系”，形成对苏联、中国的军事包围圈。１９５１年，美国与日本、菲律宾分别签订了《安全条约》。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美国同南朝鲜于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日也签订了《安全条约》。唯有对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签订这类条约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一直拖到１９５４年当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也已召开，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有所借口以实现其分离台湾、长期控制、将台湾纳入美国的岛链防御圈这一战略目标，故此时已需要签订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对美蒋双方来说，对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想法大不相同。蒋介石想的是如何利用这个条约，让美国帮他“反攻大陆”，恢复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而美国目的是为了分离台湾，将台湾置于美国军事控制之下，根本无意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更不想卷入一场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中去。

到了５０年代中期，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和国务院在“两个中国”政策上已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对在“两个中国”基础上来解决“中国难题”的想法也进一步明确下来。国务院内开始接连提出有关“两个中国”的方案，国务院官员署名文章也公开宣扬和兜售“两个中国”的政策方案。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７日，艾森豪威尔在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对杜勒斯说，他相信，“从长期来看，除非出现难以预料的情况，（美国）可能得接受‘两个中国’的概念 ”。艾森豪威尔说，这可能要等“５到１０年或１２年的时间”〔４７〕。杜勒斯在１９５５年５月１４日对莫洛托夫讲，“美国对华方针是中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 ”，“和亚洲其他分裂国家朝鲜、越南一样”〔４８〕。

１９５５年８月１日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对美国来说，实际上是它推行“两个中国”政策的一项外交行动。美国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主要目的是企图诱使中国政府同意在台湾地区“放弃使用武力”，实际上这是要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参加会谈的美方比姆大使对此并不讳言，他写道，“他们（指中国）面对两类困境。接受我们的建议，就要承认我们有权留在台湾。然而，对他们来说更大的危险是，两个中国应当和平共处这一思想的成长。”〔４９〕对美国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局面，国民党台湾当局也看的很清楚。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在１９５６年２月１日就此对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说，“看来，在远东持久的会谈明显地暗示了，美国并不反对这种事实上承认中共政权”。顾维钧进一步说，国民党“政府”认为，“这是某种暗中意图在奉行两个中国的理论” 〔５０〕。

１９５７年国务院加紧了对“两个中国”政策的研究与策划。国务院政策计划处罗伯特•麦克林陶克于１９５７年２月８日提出的备忘录《接受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最终承认（中国）》中说，“北京进入联合国的时刻将不可避免地到来”。在美国承认了中国时，“就能使联合国成员国比较容易地按台湾自身的权利来安排台湾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了。这样，我们也就要有一项‘两个中国’的政策”，这就是“台湾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５１〕麦克林陶克在１２月３１日再次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说，“最终”，“我们的盟国与未承担义务的国家将一起投票赞成由北京取得由台北占据的（联合国）席位”。他认为，“美国应当修改政策，承认现实，与大陆中国谈判解决办法，这对我们有利。”他建议：美国不再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但不投赞成票；台湾作为独立的、中立化的台湾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西藏独立、中立化进入联合国〔５２〕。

负责政策计划的助理国务卿鲍维在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９日提出建议认为，搞“两个中国”对美国有利。他“不相信将共产党中国像孤儿一样地孤立起来会成功”。一旦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失败，“后果将是可怕的”。他说，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有三：（１）“保证一个独立的台湾，及其在联合国的成员国地位”；（２）“自由世界对我们的对共产党中国的基本立场的更大支持”；（３）“在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时，将对美国的影响与利益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我们应当走向‘两个中国’政策”。“两个中国”政策“将使美国能永远保卫福摩萨”。“每一个‘中国’都不愿意接受另一个‘中国’为永远的实体，这将帮助我们买到时间。” 〔５３〕
国务院中国事务官员、参加过朝鲜板门店谈判的大使阿瑟•迪安撰写了一篇题为《美国外交政策与福摩萨》的文章，刊载于１９５５年４月一期的《外交季刊》上。这篇文章公开鼓吹兜售“两个中国”，反映了国务院内主张搞“两个中国 ”的人们的意见。迪安写道，“美国在处理福摩萨问题上，有三种政策选择”。第一种是“将福摩萨放弃给共产党中国人”；第二种是“无视大陆”；第三种是“一种中间立场”，为了“稳定远东……需要与北京政府谈判”。迪安说，“开罗宣言和日本和平条约”都“没有使福摩萨变为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实行（‘两个中国’）那个理论变得符合我们的利益了，那么，‘两个中国’政策也没有由于美国同中华民国之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使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的法律地位有所改变，从而将‘两个中国’排除掉”。迪安认为，“即使福摩萨在法律上已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为了获得两个分离的中国的政治结果，最完善的办法就是承认共产党中国为一个与中华民国脱离了的新国家。与此同时，承认中华民国通过占领而具有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或者，如果需要，就正式将这些领土割让给中华民国”。 “当制订出一个保证和平的有效停火安排时，两个中国的安排就一定随之而来”。迪安说美国“应当是强硬的现实主义者”，他主张美国在不让中共进攻“福摩萨的自由、友好的中国人”情况下，与中共谈判，以妥协换取对方妥协，以便“在远东取得一种稳定的暂时解决”。否则“只有打”，但那对美国“不利”。

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分裂中国领土的手法中国人民是十分熟悉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并不是美国的发明。早在３０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制造了一个“满洲国”，所使用的手法就是“两个中国”、“一中一满”。５０年代中期美国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只是在幻想步２０年前日本的“ 两个中国”、“一中一满”的后尘。

５０年代中期，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美国开始公开宣扬和兜售“两个中国”政策时，周恩来总理在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０日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严正指出，“所谓‘两个中国’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周恩来总理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５日在谈到“美国为什么要转到制造‘两个中国’上来 ”时，明确地指出，“问题的焦点就是美国要把台湾掌握在它手上，以便在远东制造紧张局势”。“因为中国是存在和发展的，而且要永远存在、发展下去。美国就想在这一天来到之前搞成‘两个中国’，把台湾掌握在它手中。”〔５７〕


【今日台独不如蒋家处】
对美国实属不幸的是，不仅新中国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就是蒋介石本人及国民党集团在台人员也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１９５５年１２月１４日，蒋介石在台北对中外记者说，“‘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在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５８〕蒋介石在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２４日指出，“台湾和大陆本属一体，骨肉相关，休戚与共。”〔５９〕
（注：金门炮战，两岸中国人心知肚明，感同身受。这场戏，懂得的中国人，会承情；亦会哀矜。）
在中国政府和台湾蒋介石国民党当局都反对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终其任内难以实施。美国国务院于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１日公开发表的《关于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政策的备忘录》无可奈何地承认，“北平和台北都激烈反对‘两个中国’的主张。因此即使可以由外界的机构强行实施这样的一种办法，它也不是一种稳定的解决办法。”〔４９〕

[guo]

“杜鲁门政府在战后不久就开始散布‘台湾地位未定’，鼓吹由联合国‘托管’台湾，企图再次分离中国台湾。国民党政府台湾省长魏道明在1947年12月讲话中严正驳斥了外国分隔台湾的这一阴谋。”据西西河该网友引用之材料，蒋未撤退至台湾前台独论即已开始。

[Lee]

自郑成功始，台湾就是一个问题，对大陆具离心倾向的问题。郑母乃日本人，郑本人即出生并幼年时生活于日本。国共均推郑为民族英雄，而日本誉之为大和英雄。问题之复杂，可见一斑。甲午战后，清廷割台，当地一则不愿臣服日本，再则亦有被弃之感，遂推末任台湾巡抚唐景崧为台湾public国总统，唐旋败逃回大陆（唐即陈寅恪之妻唐筼之祖父，陈名其长女曰流求，次女曰小彭，即寓琉球群岛澎湖列岛之意以纪念唐景崧与台湾）。1972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随后又遭美国断交，再逢小蒋开放党禁，台独遂勃然而起。故为今之计，必施以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之威逼困诱之总体攻势以使就范，当然一直都在这样做，顾如何做得更好耳。

[Wuzhideren]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 ... 2008-21-36
【2008年评论之二十一：台湾“独立”或台湾利益，由台湾民意看和平统一前景】
　　
　　在本帖之中，已经多次对台湾问题做出评论，近来因为南奥塞梯冲突及陈水扁洗钱案一事使得台湾问题也成为我们关注的一个话题，有网友谈及了台湾民意一事，并因为这种民意而对和平统一前景抱有疑虑，小民在这里谈一下个人的看法，与各位网友交流。
　　我们要分析台湾和平统一的前景，有一个问题是无法避开的，那就是台湾民意到底是什么？
　　民意的书面含义是指：人民群众的共同的、普遍的思想或意愿。民意并不是一个绝对的词，而是相对的，民意不是绝对的，我们看到的民意与实际的民意往往是不能划等号的，民意是可以被操弄的，民意也是可以被引导的，政治家利用民意为民族的整体利益做贡献，政客操弄民意为自己谋私利，同样的民意，却有不同的意义。
　　对于台湾的民意，小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超过半数的台湾民众希望保持现状没有统一意愿这一现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就是一种支持“台湾独立”的民意，台湾的民意调查之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冠于全球，不同的机构，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操作手法，就可以导致同一个调查题目得出截然不同的结果，对于各种纷乱的台湾民意调查结果，小民认为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并不是拥护“台湾独立”，而是拥护“台湾利益”，拥护可以为自己带来幸福安定生活的“台湾利益”，前者是可以被操弄的，而后者则是实实在在的，台湾民众追求的是幸福安定的生活，这是永恒不变的最基本民意，台湾在历史上从来未曾做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存在，在未来的历史中也会同样如此，这是一个大势，这种大势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的。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民意就不会成为阻碍两岸和平统一的因素，我们确信这种阻碍的确是存在的，但是这种阻碍也是可以改变的，甚至是最终会对和平统一起到推动作用。
　　这其中的关键就要看大陆如何来做了。
　　台湾要实现统一，无非武统文统两种方法，在台湾并没有实现“法理台独”的情况下，武力统一显然是不适合的，所以我们现在的首要选项是通过和平方式统一台湾，但是，这不是我们想实现就能实现的，台湾如果没有统一的意愿，我们的意愿再强都没有用，所以我们要采取措施推动台湾愿意走向统一，也就是说，不仅仅要台湾“口服”，还要“心服”。
　　过去几十年里，在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上方面，我们一直处于探索之中，我们寄希望于国民党，寄希望于台湾民众，寄希望通过港澳“一国两制”的模式实现台湾统一，但是，却收效甚微，为什么？
　　很简单，我们的方式有些粗线条以及想当然了，在处理对台问题上，我们往往缺乏换位思考，以居高临下的姿态面对台湾，许多具体的处理措施往往只从本身的角度出发，没有考虑到台湾民众的感受，所以，我们所采取的诸多措施往往起到了反面的效果，台湾感觉不到统一对自己的好处，反而先感觉到所受到的威胁，在一种政治不透明、交往不密切、两岸经济相差巨大的前提下，这种反面的效果越发被放大了出来，甚至为台湾的政客们利用，在这一方面，我们过去的做法可用一个俗语来形容，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2003年之后，我们对台湾的策略有了明显的变化，且不说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单就对台湾的具体策略方面就由震慑及压服为主的硬策略阶段改为“一手硬、一手软”的阶段，媒体将这种新的策略称之为“硬的更硬，软的更软，”其实小民认为这个政策的核心其实在后者，我们更注重软的策略，“硬的更硬”只是为了让“软的更软”有效达成既定目标。
　　在此，小民放下“硬的更硬”这部分内容，重点结合“软得更软”发表一下个人的看法。
　　在大陆实力日盛的前提下，我们有足够的信心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这种方式的最重在的表现就是创造一切条件，推动大陆与台湾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交流，消除两岸的思想隔阂，加强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存，让普通台湾民众从大陆的经济发展中获益，小民认为，中央政府对台湾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方面，有四个亮点：
　　一是建立起中国大陆与台湾政治精英阶层之间的联系与沟通平台。2004年以后，通过邀请连战、宋楚瑜等人对大陆的访问建立起两岸之间即时的联系渠道，在两岸互动的官方机制没有建立起来之前，这些渠道起来促进两岸理解与互动之功，即使在马英九上台两岸政治交流启动之后，这种平台仍有辅助及影响方面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并没有将这种交流对象仅限于泛蓝，而是希望这种交流是开放性的，即便是泛绿一方，同样是我们争取建立联系促进交流的对象。我们期待台湾是作为一个整体社会而统一，要避免处于社会分裂的情况，就首先要做好政治精英的工作。
　　二是在台湾培养了一个依赖大陆的经济精英阶层。在民进党执政的八年时间里，无论民进党如何对大陆恶语相向，如何推动“台湾独立”，我们均未对台湾采取经济封锁政策，放任对台湾每年几百亿美元的逆差，其实就是希望强化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性，通过单向的大幅开放以及对台商投资大陆的种种优惠，我们已经在台湾培养出一个离不开大陆的既得利益阶层（这个阶层在大陆有一个组织，叫作台企联），我们最成功之处在于，对于这个经济阶层，我们是没有根据台商的蓝绿属性来分对待的，因为蓝绿标签背后都是对于稳定环境的向往及对于最大利益的追求。台湾以选举闻名于世，但凡是选举就需要选举资金，而提供政治献金的财团就必然会要求当选者执行符合本财团利益的政策路线，如果多数台湾经济精英阶层要都要依靠从大陆市场获得经济利益，台湾有可能产生一个走两岸对抗路线的“政府”吗？
　　三是推动两岸文化交流，避免台湾产生一种“去中国化”的新文化体系。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使用同样的文字，使用同样的语言，同文同种，但是这不代表在这一方面就可以掉以轻心，我们应该站在更客观的立场上看待涉及两岸的共同历史，比如对于国民党在抗战中的正面作用应该给予肯定。通过各种文化研讨的方式促进两岸间的文化交流，吸引更多台湾学生到大陆高校就读，邀请台湾青少年前往大陆访问。在两岸文化交流方面，文艺界走在了前面，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应该避免区分蓝绿，因为区分的结果就是帮助“台独势力”推动台湾的族群分裂，正是这个原因，张惠妹和林志玲可以继续活跃在大陆的舞台上，交流就意味着放弃对抗，总有一天，涓涓细流会汇成巨大的海洋。
　　四是采取实际措施让普通的台湾民众从大陆的发展中获益。台湾南部成为深绿的大本营，台南农民喊出“肚子扁扁，票投阿扁”的口号并非完全是民进党政治操弄的结果，二二八血案造成了台南民众与国民党的政治隔阂，在台湾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受益的是资产阶级及中产阶层，以经营传统农业主的普通台南民众未从经济发展中获得足够的经济利益，在民进党的操弄下，台南民众容易将对国民党的不满转化为对国民党所奉行促进两岸交流的路线的不满，于是就出现了台南成为“台独大本营”这一情况，这看似一个死结，其实却并不是没有解决办法，我们在台湾经济交流过程中，就要想办法创造条件让台南民众从经济交流中获益，避免大陆农产品对台南的冲击，单向开放台湾农产品进口就是基于这样一种选择，在大陆游客赴台观光路线中，我们也应该注意增加台南地区的比重，而不要因为民进党的故意找事而回避，逐渐消除台南民众对于大陆的敌意，为最终实现和平统一奠定民意基础。
　　如果台湾的多数精英阶层（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及普通民众都可以从两岸交流中获得巨大利益，那么就不会产生一个要求台湾走向“独立”的主流民意，这使得任何政客都会缺乏推动“台湾实质独立”的底气，这就使得台湾问题的解决进入我们希望的轨道，小民眼里的和平统一的路线图是这样的：中止敌对-经济交流-经济整合-政治谈判-实现统一，目前，我们处于第一与第二阶段之间，希望两岸交流有序推进，最终实现两岸统一，这将是中华民族真正崛起的最明显标志。（谁为谁狂于2008年9月1日）

[Wuzhideren]

在论坛里看帖子，发现个有趣的新情况，给大家说说，不知道我的感觉是不是对，也请各位指点迷津。
以前台湾社会以“蓝”“绿”笼统分之，而且因为李、陈两任作为，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蓝”是统的，“绿”是独的，所以自然大陆人民对绿没有什么好印象。而我在论坛里看到一个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吵架，那本省人不承认现在的民国政府，认为他们是四九以后的窃金贼余孽，打输了死不认输，并认为自己这个地道的本省人才是中国人，台湾列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支持大陆政府统一台湾，承认北京政府对台湾的唯一合法管辖权；那外省人统独立场模糊，总的说是不想打仗，愿意看到两岸快速推进和平谈判并且实质推进统一进程，但同时又幻想北京政府给予台湾党派更多政治空间，比如国民党在大陆发展党员之类，同时对于台湾自身社会经济发展报有高度优越感，想最大限度的保留自身的经济社会的生活模式，并且不惜为有可能出现的大陆武力统一政策顽抗到底。
不知道这是不是在演戏，但是看得我这个大陆人很眼花，这个无间道的意味太浓厚了，请明眼人分析分析。顺便，此二人在论坛里似乎多个帖子里都针锋相对，看发帖跟注册信息相互对骂应该至少有一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