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

身与心的关系

身与心,身体与心灵,生命与精神,不管用什么词汇,这两者的关系,一直是古往今来最热议的问题之一。
最经典的一个议论场景,是佛道之间的相互评论:佛家说道家整天炼丹修气,心里却晦暗如故,道家说佛家整天心壳子里打滚,身疲心必弱。
最现代的一个议论场景,是现代医学心理学的论题,心身医学因之而得以成立。

其实,关键的问题是,身与心的关联,是分层次分等级的,大家所争论的对象,是处于不同层次与不同等级的,不认识清楚这个等级制,是无法看清楚身心之真实关系的。

身心关系是分层级的。
第一个层级,就是现代身心医学所研究的那些现象,例如,

科学传播的关键环节-从伽利略的望远镜说起

伽利略记述了自己之所以制造望远镜的过程:他先是听到一个当时颇为轰动的传闻,说有一个荷兰人制造了一个望远镜,可以通过它看远方的东西,显得很近。有人信有人不信,不一而足。过了几天,伽利略接到一个巴黎朋友的信件,向他确认了荷兰人的那个发明是真的。
于是,伽利略“决心自己来探究望远镜的原理,然后思考用什么方法能够制造出类似的东西来。通过对折射理论的深入研究,不久以后我就如愿以偿”。(Shapley,a source book in astronomy)
我们后来都知道,望远镜到了伽利略手里,开启了整个科学革命的历史。

经济学构架

回到基本问题,何谓经济好?
我的朴素理解,就是先看一个简单封闭人群:
1,如果这个人群每个人都有工作,工作的成果又都被别人所享用,也就是生产和消费达到均衡,浪费保持在一定额度下;
2,这个人群具有技术创新的能力,创新的技术能够有条理地进入经济系统,从而有效改善生产效率和生活品质;

以上两点,是核心构架,也是我看待经济现象的出发点。

媒体与话语权的分配

比较一下两个场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报纸杂志业,和21世纪初这10年来的互联网网络阅读。
这两者正好相距100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报业概况
1815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马六甲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gine);
1850年,上海《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
1870年,王韬在香港开始中文报业;
1872年,上海《申报》;
1893年,上海《新闻报》;
1890年后,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傅兰雅(John Fryer)、李佳白(Gilbert Reid)在北京。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时务报》;

修行的平常心与“成功”的语境

这是两个话题,但是有关联的。
字面上,平常心,已经是很平常的词汇了,都知道意思,但深入体会与切实践行,总是不够的。“我已经很平常心了的啊”,这种话语,莫说为妙。
一个症象,是从平常心平常到散漫上去了,那就不是平常心,而实质上麻痹心,麻痹掉自己的敏感,从而耐受于散漫。
所以,所谓平常心,需要一个关键的判别标记,就是是否保持敏锐。
之所以说“敏锐”是很好的判别标记,是因为敏锐不涉及任何意图。“我要怎样怎样”不能保障你的敏锐,“我不要怎样怎样”也不能保障你的敏锐,敏锐,是一个单纯的生理状态,直接源于精神整体的状态。

信仰和法律

信仰是政治的重要元素。
这个元素,其真实性在于感召人,而不在于书面化。
信仰和法律,是互为表里的东西。
在法律运作不成熟的环境里,信仰是默认的主导者。
在法律运作成熟的环境里,信仰退回到和法律互为表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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