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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关系史

抗日战争结束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才开始进入现代史。所以,所谓中日关系的近代史,就是以此为下限的这段历史。其上限,则不妨取为明治维新。

甲午战争

侵华战争

对于侵华战争的缘起,日本人自己的经典观点是: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
明治维新使日本民族从锁国和封建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尽管还不充分,但毕竟沐浴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恩惠,使其天赋的生活能力旺盛起来,生产发展,人口增长。这些因素同民族性内在的向外发展的欲望相结合,便企图向海外,特别是向亚洲大陆寻求民族发展的出路。英国不在欧洲大陆上谋求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却专门依靠大陆上列强间的实力均衡,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掠夺殖民地,剥削文化落后的弱小民族。与此相反,苦于土地狭窄、物质贫乏、人口增多的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和亚洲大陆保持紧密的联系,这是它为谋求生存绝对必要的。
可以说那个时代本来就是一个野兽丛林的时代,因此可以说,日本侵华无非是模仿了当时作为一个强者之所当为而已。
但,一个政治集团的外部行为,出现象在一个人身上常见的那样,各系统不协调、反应迟钝、甚至目标不稳定,都很容易理解,也因此,才有如下的观察:
李宗仁《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
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田中义一并认为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阶梯。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例如沈阳“事变”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数中下级军官搞起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后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随少壮派军人之后,为其越轨行为作辩护。此实非文明国家应有的现象,然日人行之,不以为怪。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所有这些表现,都不足以影响一个政治集团在在外部行为的连贯性,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被某些现在日本人所称为“中国事变”的实质。

战前日本国内态势

财阀
派阀
军队(天剑党)
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大川周明(大行会)
作樱会

随着当时的潮流,明治的藩阀外交站在所谓富国强兵主义的立场上,运用了日本的发展政策。然而,日本的发展鉴于当时周围的状况,只能是向邻近地区即事实上唯有向东亚大陆发展。日中、日俄两次战争之后,日本终于经过朝鲜把势力伸张到满州。这又是解决日本人口问题的一个方法。
-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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