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与日志

方舟子打假，如果知道把自己限制在秘书型打假，也就是学历简历文凭这一类作假的范围，举报而不是裁判，就是中国舆论监督的一股健康力量；如果他把打假延伸到学术评判的范畴，籍由他业已掌握的媒体力量，不仅举报还要裁判，就必然成为阻碍中国科学发展的一大反动力量。

道理是非常简单明了的：任何对学术争议问题的评判，都不能由行业外人士进行，更不能由公共大众媒体进行，在科学发展已经相对成熟的西方社会，任何把学术争议诉诸大众媒体来进行的结果，都只是闹剧。

但在中国，方舟子掀起一幕又一幕这样的闹剧。

学术争议，理论情形下，只能是发生在同行之间；那么，目下中国何以普遍发生着外行参与学术争议的事情呢？

主要的原因是，学术在中国，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利益，而一旦涉及到利益，普通公众就有理由关注学术争议。

理论情形下，这种关注是应该有规范的，就是可以监督利益的合法性，可举报，而不能充当争议的裁判。同时，行业内有完善的机制，确保这种争议有助于科学本身的发展，而不是恶化为窒息创新。

但现实的情况是，所有这些应该清晰的边界，都非常模糊，甚至越界成为常态。很像是现在中文网络上遭到普遍嘲笑的印度，印度的路面就是这样，行人，自行车，机动车，畜生，大小便，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界限。

方舟子就是这样一头完全没有界限意识的印度神牛，他可以很自在地淌徉在任意的路面，若在高速上被后面的车冒犯，他身后的粉丝媒体，可以蜂拥而上，拆了你车。

有一种理由支持方舟子的越界行为，就是科学被定义为可证伪。很多人的逻辑就是，只要能给出证伪，任何人都有从事科学打假的资格。
科学，或者说知识，有简单的知识，有复杂的知识，有深刻的知识，也就是说，知识，是分深度层级的。
而，把可证伪，作为科学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仅仅限于、适用于简单的科学，简单的知识。
你不要急于搬出某“科学哲学家”来反驳俺，那不构成反驳，我不得不指出，那个给出这定义的科学哲学家，本身就是幼稚的。

好了，板砖尽管飞，我先搬一个非耶阿笨的来，竖在这里，我自己，选择，偷懒了。

其实让一步，即使可证伪是科学的要件，外行人也没法使用这把尚方宝剑，很简单，外行连真伪都无法判别的情况下，何以能靠自称找到证伪事例，来打假呢？

还有一个支持外行打假的理由，就是，没有外部监督，科学界的内部腐化，无法解决。

外部监督，并不是完全没有价值。但是，界限必须明确，行为必须规范。怎么明确？并不复杂，如下。什么规范？就是可举报，而不可裁判。
对于纯理论类的，完全可以根据社会财富的富裕程度，划出一定比例的投资，交给那些理论家们，随他们去花，怎么花，花的效果如何，根本不要关心。社会财富多，就多给他们点，社会财富少，就少给他们点。纯理论的学术如何评判，随他们自己内部去评，去分蛋糕，就够了。
对于可以看到实际效果的，那就根据实际效果来定目标或标准，就好了。
这是与利益相关的部分，是外部可以监督的地方。
对于与利益无关的部分，外部，根本无权，也无任何合理性，来谈论学术评价问题。

最后，方粉们最常见的理由，是方舟子至少以一人之力，对整个社会的作假之风，产生了威慑力。

本质上，这种信仰，与文革的“打倒权威”是同一个心理源头。
就是为了达到一个正义的目标，宁可选择破坏体制。

他们根本不懂得，正义的根本保障，恰恰就是人人遵行体制。

体制，在传统社会，就是礼，在现代社会，就是法制，就是规范，就是规则，就是契约。

社会出现作假，当每个人都为以破坏体制为代价而涌现的某位“打假英雄”而鼓掌时，这绝对是一个因作假而进一步走上歧途的社会。

方舟子的历史作用，就是控诉诚信体制的缺失，在我们呼吁诚信体制之建设的同时，恭请方舟子之流走下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