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与日志

所谓古典，其最初的形成，与历史中对其进行再阐释的沉积，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个现象中，最主要的人类心理现象，是所谓“崇古”。

崇古，起先是一种学习心理，后来演变为一种社会心理。
我们的学习，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学习长辈的、过去的知识。如果知识的扩张比较缓慢，那么，由于一代代人之间的向上学习，就形成一个递归，从而容易导致人产生一个错觉：我是向父辈学习的，父辈是向祖父辈学习的，...越早人们的学问是越大的。
这是一种导致错觉的学习心理，这种个体的学习心理，在知识扩张缓慢，特别是，在人群中的知识精英过分集中，也就是相对而言，大众在知识领域极度缺乏生产力的历史条件下，就很容易形成一种社会心理：崇古。
这种社会心理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
1，有决定性意义的知识进步，总是由少数人生产出来，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所有的人们，都只需要学习和继承，即可。崇古的社会心理，能保障这一知识演进之必然阶段的稳定性。
2，之所以称之为知识演进的必然阶段，是因为知识需要一个量的累积阶段，单纯按照时间来比较，这种累积阶段，占据了历史的主要部分。也就是说，知识扩张缓慢，是历史主要部分的特征，而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崇古能够保障基本的学习压力。

正是这样一个背景，导致了中国思想史上最常见的命题之一：尊先王之制与变法之间的关系，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关系。

历史发展到今天，几乎所有的经典，都受到程度不等的质疑。是因为历史条件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1，工业革命后人类新知出现了几乎是颠覆性发展。当然，还只是几乎，而不是绝对，因为，这一轮新知的产生，仍然不足以实质威胁人类过去的精神成就。
2，新知的生产力尽管在人群中变得远比过去普遍，但是仍然遵循一个统计原则：决定性的知识进步，只能由极少数人获得；其余的绝大部分人们，主要的角色是学习和数量的扩增。

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群体，都有必要反省自己的崇古心理，做一适当的调适，使得其更为符合新的历史环境：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古典，尽可能站在我们能够抵达的高地。

在实际的历史里，崇古，并非单纯的掌握古义的现象，而是一个复杂的，再阐述的沉积过程。
知识，特别是尚未达到充分数学化的知识，在传播过程中，肯定是要发生变异、甚至演进的。
这就使得，所谓掌握古义，变得本性上不可能：我们对一个知识的全部感受，肯定不是古人对于该知识之全部感受的完全复制品。我们有可能做到完全理解古人对于该知识之全部感受，也有可能还没做到，但，绝对不是完全复制品，因为，即使我们做到了完全理解，我们也会在那个完全理解之外，有更多的感受。

那么，在一个崇古的社会心理氛围下，就出现了再阐释的现象：
1，如果我们做不到完全理解，我们的再阐释，就会歪曲古义，这时，我们追求的方法，一般都是我注六经；
2，如果我们做到了完全理解，由于我们总是有超出古人的更多的感受，那么我们的再阐释，就会扩张古义，这时，我们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六经注我；

如此，一代代的学术流衍，就在这种再阐释的沉积中进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