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与日志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每一个真正的诗人，都想过，甚至终生都要想。

陆游就是这样一个诗人。

在陆游30多快40岁的时候，喜欢文学的宋孝宗即位，某天，闲谈中这位新皇帝问周必大，当今诗人，谁可比李白？周必大一点不犹豫地回答，“惟有陆游。”

周必大这么推崇陆游，倒不是因为他与陆游私交好，而是当时大家所公认的。早在18岁时，陆游得遇恩师曾几，而曾几呢，是当时江西诗派唯一健在的诗人。曾几对于陆游多年的影响，使得他有了第一次诗学开悟：

忆在茶山听说诗
亲从夜半得玄机
常忧老死无人付
不料穷荒见此奇
律令合时方贴妥
功夫深处却平夷
人间可恨知多少
不及同君叩老师
--《诗稿》卷二《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近尝示诗》

而曾几呢，也亲口赞叹陆游，“君之诗，渊源殆自吕紫微，恨不一识面。”吕紫微，即吕本中，为江西诗派中，曾几最推崇的同辈诗人。

那么，陆游从曾几那里夜半所得之玄机，是啥呢？从陆游的一则记录里面，或可见一斑：

曾几有次跟陆游谈起，江西派大诗人徐俯，修改王安石的诗句“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为“细落李花那可数，偶行芳草步因迟”。刚开始，曾几还不是太懂，后来久了，才明白，徐俯是“专师渊明者也，渊明之诗皆适然寓意而不留于物，如‘悠然见南山’，东坡所以知其决非‘望’南山也。今云，‘细数落花，缓寻芳草’。留意甚矣，故易之。”曾几还进一步举王安石的例子，“荆公多用渊明语而意异，如‘柴门虽设要常关’，‘云尚无心能出岫’，‘要’字”、‘能’字，皆非渊明本意也。”
--《老学庵笔记》卷四

由文字，而得心思的揣摩与同情，究竟，是学习文字的调遣，还是接受心思的熏习呢？“我得茶山一转语，文章切忌参死句”，恍惚之间，在修辞用典音律形式的忙碌中，陆游从此，算是入门了。

然后，到48岁的时候，陆游的人生，无论从那个方面，都达到高潮：在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下，风云际会，眼看着就能够立下恢复中原故土的伟大功名、一生的心愿；甚至，有一人单矛奋臂刺死一头秦岭华南虎的壮举；其对诗学的领悟，也遽然而升：

我昔学诗未有得
残余未免从人乞
力孱气馁心自知
妄取虚名有惭色
四十从戎驻南郑
酣宴军中夜连日
...
诗家三昧忽现前
屈贾在眼元历历
天机云锦用在我
剪裁妙处非刀尺
世间才杰固不乏
秋毫未合天地隔
放翁老死何足论
广陵散绝还堪惜
--《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

全般地，把自己此前之诗学，否定了。
因此，在他66岁自选诗稿时，把自己42岁之前的18000多首诗（！），删到只剩下94首。

这一番反掌，用“力孱气馁”概括了自己的全部过去，确然，只要还在文字的调遣中染了意，就说明了自心自性的虚弱；用“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表达了自己崭新的体悟，宣示着，心的自由。

然后，80岁，到了该总结一生的时候，陆游说，诗，言志。

古之说诗曰，言志。夫得志而形于言，如皋陶、周公、召公、吉甫，固所谓志也。若遭变遇谗，流离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然感激悲伤，忧时闵己，托情寓物，使人读之，至于太息流涕，固难矣。至于安时处顺，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诬不怼，发为文辞，冲澹简远，读之者遗声利，冥得丧，如见东郭顺子，悠然意消，岂不又难哉？
--《曾裘父诗集序》

更直白的总结，是他给儿子留下的：

我初学诗日
但欲工藻绘
中年始少悟
渐若窥宏大
怪奇亦间出
如石漱湍濑
数仞李杜墙
常恨欠领会
元白才倚门
温李真自郐
正令笔扛鼎
亦未造三昧
诗为六艺一
岂用资狡狯
汝果欲学诗
工夫在诗外
--《示子遹》

诗，不是诗，而是心。所以说，“工夫在诗外”。
这就是陆游对于“何谓诗”的回答。

经历了一生的诗词练习，最后，陆游走上了圣道：

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此圣门一字铭也。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此圣门三字铭也。
其简且尽如此，学者苟能充之，虽入圣域不难矣。

我们需要居于一个诗人的心里，才能理解陆游这一生在诗学上的这几番进境。

最初作诗，有别于寻常文字，我们需要考虑形式，诸如结构与音律；需要考虑外境与内心感受，是何心思，如何表达；需要考虑文字的历史，引入典故，也就是引入历史里曾发生的情感；...这就是陆游学习作诗的阶段，江西诗派，把这些讲究，推到了一个极致。

王安石写下“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徐俯把它改成“细落李花那可数，偶行芳草步因迟”，这里推敲的，绝不仅仅是几个文字，而是心思的“如何”与“应该如何”。
这其实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落花、芳草，展布于眼前，我是要坐久而细数呢，还是叹一句“那可数”；是缓寻芳草呢，还是偶行而迟？

生活，每一刻的生活里，都只有一个自己；设想着多个可能性的心思的实验，只能在离开生活本身时，进行。那么，我们的诗歌，究竟是用来表达自己唯一的生活，还是用于进行心思的实验呢？
这是一个暧昧的问题，绝大多数的诗人们，对此问题，都持有暧昧的态度。学习阶段的陆游，正是如此。

一直到48岁，精神足够成熟而有力了，陆游才豁然醒悟，诗，并没有自己几十年来想学习的“藻绘”那样复杂，诗，仅仅只是我的一个工具，“天机云锦用在我”，我的内心，才是主人；而好的诗，不是籍由好的作诗技术，不是籍由辛苦“推敲”的心思实验，“剪裁妙处非刀尺”，而仅仅只是，一个精神强健者的自然言语。48岁处于其人生巅峰的陆游，籍由其强健的精神，领悟到了这一层“宏大”的境界。

但，如果体魄与境遇开始恶化呢？缺乏力量支撑的诗人，难道就无从作诗了吗？
从48岁到80岁，“若遭变遇谗，流离困悴，自道其不得志”，难道就只能写出“感激悲伤，忧时闵己，托情寓物，使人读之，至于太息流涕”的诗吗？不，陆游有了更高的标准，“安时处顺，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诬不怼，发为文辞，冲澹简远，读之者遗声利，冥得丧，如见东郭顺子，悠然意消。”诗，言志。心志的昂扬与高远，是不受境遇和肉体所制约的，只要此心志不灭，诗，就在这里。
所以，陆游告诉儿子，“工夫在诗外”，在心志上。

因此，诗学，最终，原来是心学，而不是“律令”“藻绘”；陶渊明之所以是陶渊明，不是因为他在“‘悠然见南山”里，用了“见”字，而不是用“望”字，而是因为陶渊明的心，“不留于物”。
那么，诗学的至为高深，乃在于心学之至为高深；而心学高深之途，乃前往“圣域”；而圣域之门径，简而言之，“思无邪”三字而已。
这不正是《诗经》之根本所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