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每一个真正的诗人,都想过,甚至终生都要想。
陆游就是这样一个诗人。
在陆游30多快40岁的时候,喜欢文学的宋孝宗即位,某天,闲谈中这位新皇帝问周必大,当今诗人,谁可比李白?周必大一点不犹豫地回答,“惟有陆游。”
周必大这么推崇陆游,倒不是因为他与陆游私交好,而是当时大家所公认的。早在18岁时,陆游得遇恩师曾几,而曾几呢,是当时江西诗派唯一健在的诗人。曾几对于陆游多年的影响,使得他有了第一次诗学开悟:
忆在茶山听说诗
亲从夜半得玄机
常忧老死无人付
不料穷荒见此奇
律令合时方贴妥
功夫深处却平夷
人间可恨知多少
不及同君叩老师
--《诗稿》卷二《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近尝示诗》
而曾几呢,也亲口赞叹陆游,“君之诗,渊源殆自吕紫微,恨不一识面。”吕紫微,即吕本中,为江西诗派中,曾几最推崇的同辈诗人。
那么,陆游从曾几那里夜半所得之玄机,是啥呢?从陆游的一则记录里面,或可见一斑:
曾几有次跟陆游谈起,江西派大诗人徐俯,修改王安石的诗句“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为“细落李花那可数,偶行芳草步因迟”。刚开始,曾几还不是太懂,后来久了,才明白,徐俯是“专师渊明者也,渊明之诗皆适然寓意而不留于物,如‘悠然见南山’,东坡所以知其决非‘望’南山也。今云,‘细数落花,缓寻芳草’。留意甚矣,故易之。”曾几还进一步举王安石的例子,“荆公多用渊明语而意异,如‘柴门虽设要常关’,‘云尚无心能出岫’,‘要’字”、‘能’字,皆非渊明本意也。”
--《老学庵笔记》卷四
由文字,而得心思的揣摩与同情,究竟,是学习文字的调遣,还是接受心思的熏习呢?“我得茶山一转语,文章切忌参死句”,恍惚之间,在修辞用典音律形式的忙碌中,陆游从此,算是入门了。
然后,到48岁的时候,陆游的人生,无论从那个方面,都达到高潮:在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下,风云际会,眼看着就能够立下恢复中原故土的伟大功名、一生的心愿;甚至,有一人单矛奋臂刺死一头秦岭华南虎的壮举;其对诗学的领悟,也遽然而升:
我昔学诗未有得
残余未免从人乞
力孱气馁心自知
妄取虚名有惭色
四十从戎驻南郑
酣宴军中夜连日
...
诗家三昧忽现前
屈贾在眼元历历
天机云锦用在我
剪裁妙处非刀尺
世间才杰固不乏
秋毫未合天地隔
放翁老死何足论
广陵散绝还堪惜
--《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
全般地,把自己此前之诗学,否定了。
因此,在他66岁自选诗稿时,把自己42岁之前的18000多首诗(!),删到只剩下94首。
这一番反掌,用“力孱气馁”概括了自己的全部过去,确然,只要还在文字的调遣中染了意,就说明了自心自性的虚弱;用“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表达了自己崭新的体悟,宣示着,心的自由。
然后,80岁,到了该总结一生的时候,陆游说,诗,言志。
古之说诗曰,言志。夫得志而形于言,如皋陶、周公、召公、吉甫,固所谓志也。若遭变遇谗,流离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然感激悲伤,忧时闵己,托情寓物,使人读之,至于太息流涕,固难矣。至于安时处顺,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诬不怼,发为文辞,冲澹简远,读之者遗声利,冥得丧,如见东郭顺子,悠然意消,岂不又难哉?
--《曾裘父诗集序》
更直白的总结,是他给儿子留下的:
我初学诗日
但欲工藻绘
中年始少悟
渐若窥宏大
怪奇亦间出
如石漱湍濑
数仞李杜墙
常恨欠领会
元白才倚门
温李真自郐
正令笔扛鼎
亦未造三昧
诗为六艺一
岂用资狡狯
汝果欲学诗
工夫在诗外
--《示子遹》
诗,不是诗,而是心。所以说,“工夫在诗外”。
这就是陆游对于“何谓诗”的回答。
经历了一生的诗词练习,最后,陆游走上了圣道:
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此圣门一字铭也。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此圣门三字铭也。
其简且尽如此,学者苟能充之,虽入圣域不难矣。
我们需要居于一个诗人的心里,才能理解陆游这一生在诗学上的这几番进境。
最初作诗,有别于寻常文字,我们需要考虑形式,诸如结构与音律;需要考虑外境与内心感受,是何心思,如何表达;需要考虑文字的历史,引入典故,也就是引入历史里曾发生的情感;...这就是陆游学习作诗的阶段,江西诗派,把这些讲究,推到了一个极致。
王安石写下“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徐俯把它改成“细落李花那可数,偶行芳草步因迟”,这里推敲的,绝不仅仅是几个文字,而是心思的“如何”与“应该如何”。
这其实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落花、芳草,展布于眼前,我是要坐久而细数呢,还是叹一句“那可数”;是缓寻芳草呢,还是偶行而迟?
生活,每一刻的生活里,都只有一个自己;设想着多个可能性的心思的实验,只能在离开生活本身时,进行。那么,我们的诗歌,究竟是用来表达自己唯一的生活,还是用于进行心思的实验呢?
这是一个暧昧的问题,绝大多数的诗人们,对此问题,都持有暧昧的态度。学习阶段的陆游,正是如此。
一直到48岁,精神足够成熟而有力了,陆游才豁然醒悟,诗,并没有自己几十年来想学习的“藻绘”那样复杂,诗,仅仅只是我的一个工具,“天机云锦用在我”,我的内心,才是主人;而好的诗,不是籍由好的作诗技术,不是籍由辛苦“推敲”的心思实验,“剪裁妙处非刀尺”,而仅仅只是,一个精神强健者的自然言语。48岁处于其人生巅峰的陆游,籍由其强健的精神,领悟到了这一层“宏大”的境界。
但,如果体魄与境遇开始恶化呢?缺乏力量支撑的诗人,难道就无从作诗了吗?
从48岁到80岁,“若遭变遇谗,流离困悴,自道其不得志”,难道就只能写出“感激悲伤,忧时闵己,托情寓物,使人读之,至于太息流涕”的诗吗?不,陆游有了更高的标准,“安时处顺,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诬不怼,发为文辞,冲澹简远,读之者遗声利,冥得丧,如见东郭顺子,悠然意消。”诗,言志。心志的昂扬与高远,是不受境遇和肉体所制约的,只要此心志不灭,诗,就在这里。
所以,陆游告诉儿子,“工夫在诗外”,在心志上。
因此,诗学,最终,原来是心学,而不是“律令”“藻绘”;陶渊明之所以是陶渊明,不是因为他在“‘悠然见南山”里,用了“见”字,而不是用“望”字,而是因为陶渊明的心,“不留于物”。
那么,诗学的至为高深,乃在于心学之至为高深;而心学高深之途,乃前往“圣域”;而圣域之门径,简而言之,“思无邪”三字而已。
这不正是《诗经》之根本所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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