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罗频多的这个意思，说复杂是复杂的，若逻辑地表达：

每一个时间的思想阶段用Nn来表达：

第一个阶段为N1，第二个阶段为N2，依次类推直到N

那么，N2包括它自己，也包括在它的位置审视出来的N1，这个N1称为复读出来的N1

N3包括它自己，复读出来的N1，复读出来的N2。如果要精细地辨析，还可以将N2还原成它自身与复读出来的N1

于是可以说，N1在N2那里被复读一次，在N3那里被复读一次，共复读2次

对于Nn，包括它自己，以及n-1个时间段上的那各个思想形态。如果仔细地辨析，还可以落实成：

N1，被复读一次的N1，被复读两次的N1，直到被复读N-1次的N1
N2，被复读一次的N2，被复读两次的N2，直到被复读N-2次的N1
……
N(n-1),被复读一次的N（n-1)

这中间的无数栏杆已经足够供学者们跨来跨去了

而直观地看起来，则是简单的一个感觉，这个感觉本身是没有时间的，就在一瞬间：

现在这里，包举了所有过去的都在新的这里！

当时看《乡土中国》，吃惊费有如此之目光把握中国的社会结构本质。现在要发现这本质很难，但是几十年前的他轻描淡写已经实现，洞察力实在惊人
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
可能，费面对的当时中国，与现在所谓的“现代化”有很长距离，工业化（西化的一个体现）仅限于几个大城市。由于保持了相当强烈的中国特质，估计在费幼年时更如此，所以很多问题的对照鲜明，比如《差序格局》中的问题
而现在，这种对照却已经很模糊，我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态有陌生的感觉，要想从中提出一个比照，困难加大了
是时间在捣乱

但是中国人的特质失去了吗？还保留在心中

费在魁阁的工作算苦，成就算大，由此想到两个和尚的故事
一个穷，一个富，都想去南海。富的要准备一艘船，所以待了两年没有动身，一直在储备财物，穷的却已经去过回来了
问穷的怎么去的，确是只有一支杖，一个钵

这个故事说什么

心想事成

那么，穷和尚和富和尚的区别在哪呢，只是敢想与不敢想吗？
为什么富和尚就不敢想？

功利心

功利心拘系惯了，心的力量则弱

王小帅自己说，开始拍《冬春的日子》的时候，和朋友加起来，手里只有两千块。后来等不及了，抄起摄影机就干！

因你的引用，我终于算有些明白了YIJUN平时所说的历史的态度。

在向上的努力中朝向“广大无边”，却内里有一种朝向这“广大无边”开放的欲。
这欲望欲望着她，并回身排斥着凡是与“广大无边性”相抵触的情事，从而更陷入一难以发觉的法执。一切立足于此“广大无边”而排斥其它情事、批评其他情事的言语活动仍旧是低等活动，与真“广大无边”相离。

本来以为，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那欲望。可能有人停留在虚妄的“广大无边”处就不再前进，因为他以为他已经得到了。

但是，阿罗频多给予了“法执”正面的意义。他说，“低等元素自然会参与的”，这是一条绝大多数人必经的道路。而我们要做的，只是在欲望中解散私欲，将此欲望转化为来自于她的力量。

"但只是为了可以将其转化",大体上,可以是对待自己的基本态度.

但是还是应勾勒出这个困境是什么，现在知道的是：

一、现代化的过程使理性占据了统治地位，神性和人对于自然的信靠已然失去。于是舍勒开始呼唤一种神秘主义，偶然主义，试图以彻底非理性的方式来抬高上帝。并且科学首当其冲被作为批判的对象。

对这一点的评价：

舍勒凌厉的批判态度来自于一种焦虑，焦虑来自于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残缺。他的批判与焦虑，不是发疯，是实在有这么一种残缺。但是科学不应该成为批判的对象，他对科学的把握是不真实的。羁押了人心的不是科学，只是被异化了的科学，过度的理性以及这种过度理性对社会的统治。
所以这种批判只是浮于表面的，歇斯底里的，甚至是愚蠢的，因为这种歇斯底里很可能和一些迷信的行为混融。
还需要继续穿透入本质。
穿透的开始是，取消那些常用的对立范畴，而试着用符合于人心的范畴来表达一种需要进步的渴望。

舍勒实际上是理性地诉说着一个非理性的渴望，这本身就是一个滑稽而痛苦的姿态。

这正如王阳明先生说的那段切中我的大弊病的话了。

以此互勉之。

我也是这样的，在思心上或许能认识“无上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在实践上，只是起初上路。某个时刻似乎清明，再换一个时刻似乎前方又是一片巍巍黑森林挡住去路。不说实践，就说思心，也是高高在上的，与下面没有关联。而成功的思心或许是这样，它可以自动地，没有强求地化身到极微末处极日常处。

有候遇事，瞬间则丧失了持守，头脑空白，不知如何举措。那“思心”把持的“无上者”则变成了“无上者“的三个铅字。

所以还不仅是实践问题，思心的大小开合，举轻若重，也难做到啊。

看周天集的感觉，越往后看越喜悦。
思量之下，应是我虽知一个所谓“大道理”，却缺乏真智慧与大勇力将其往下的方向灌，以至于充实支支末末处。
于是一旦阿罗频多在周天集之后，逐渐往具体落实方向走时，我只是惊叹得一处接一处。

不能贯彻，是我的一个非常弊端。

还应该再将其中重要的提出来讲一讲。就是阳明先生的话何以对我们有用？
或许，他对几个人是有用的，因为几个人可以深切地知会他的精神，并适切地把他放在他的那时那刻来看，无些微强求。
但是他如何对现在多数人，更多的人有用？要这个有用是现在更多人的有用，则这个有用要正好切合于我们的时代，此时此刻，不但切合于此时此刻，还要丝毫不扭转，不异化了阳明的精神。这个可能性有吗？

我相信是有的。

如YIJUN先生说佛经，里面一套戏码，是使得他们信。各个时代各有戏码，使得他们去信。所以首先得看看，戏码是什么，才把戏码和戏码后的精神分得开。不但分得开，还敢于去创造新的戏码。分得开就不会迷惑于戏码而对戏码之后的精神不敬信。敢于创造新的行动准则是精神的探险，而这个时代岂不是太多迷惑的复古调而没有开拓新路的勇力了吗？

新戏码创造出来，则给这个时代的“方便”就出来了，于是传统才可能被更多人接受。

并不矛盾

前一条，善是最高的有用性

后一条，善永不能是追求有用

对与个人，他的善不是追求一种“有用”。若是追求“有用”，则本质为私欲孱杂其中。

他的善的作为不是为他自己“有用”，却是朝着一种天地的最高的“有用”，不论他觉不觉知这一点。

比如，阳明先生说忠孝，不是为立个好名去忠孝，只是纯然地去忠孝。但是这个纯然的动作，实际上一种天地预设了的最大的有用。

客观地说，在那样的一个小农国家里，提倡那样的一种“仁”的文化，是有助益于这个民族国家朝向一个更加“有利”的地方行去。而为什么要使民族国家朝着有利的地方行去呢？则是天地的意思。

一句话说，所谓最大的用，落实在一个具体的历史时间里面，就是那个国家，那个世界的文化与那个国家，那个世界的社会结构是对位的，一致的；而个人的伦理追求，正在这个对位里面实现。

项梁本与楚廷无甚关系，立楚铺垫了项羽的成功。而陈胜是不立楚而自立的。

楚对秦的仇恨很深。秦虽夺去楚国之名，但是楚人未尝忘记。所以这里就准备了一个储蓄在历史/时间上的反动号召力量。而承担了这个号召力量的，是名，是“楚”这个字。这个“楚”的名相承担了对秦的反动。

项梁本可以自立而非立楚，但是他决定立楚，只有立楚才可能一呼而百应。所以我们如果在名相上去看，是项灭秦，更是楚灭秦。

所以我们退得远一点看事件，就将事件描述为“名相”与“力”的开合互动。秦这个名相攻击楚这个名相，种下一因，有个“力”过来，因为它发现“楚”的名里储存了对反“秦”的号召力，于是钻入“楚”里面，实现了“楚”对秦的反动，拾得一果。如果我们不去辨析那个力量的面貌，而只是将它看成一种力量，那么也可以将这种力量就看成是“楚”的名相本身所包涵的反动力。所以这就是范增知道“亡秦必楚”的原因，他知道天机，潜在者的力量。

历史是一盘游戏，与名相有关
力量为实现自身之故遵守游戏的规则

而规则已被制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