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与日志

记得大巴伊始，我就说到过要谈一谈自己对冯友兰的看法，但我对冯友兰的判断，只是来源于早年的翻几页的掠影，他的东西也就只值得翻几页，所以，一直手头没书，今天偶然从电驴下载到一本，也就可以说几句了。

1982年，他很高兴地到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头衔，并做了一个自己一生学术的总结性演讲。演讲的主要内容是：
他一生主要关注的问题框架是，在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背景下，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历史，以及发展。
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说，之所以发生，是受到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强烈提示：西方的哲学传统背景下，首先，如何理解中国的相应事务。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框架性问题，所谓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的实质，是什么？
他归纳出自己一生所经历过的三个逐步深入的答案：
最开始，是按照通俗的地理观念来理解，就是东西方地理区隔导致文化的面貌不同。这个观念的代表作就是其1922年的论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实质上，这个理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何所谓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内涵上，尚且混沌的情况下，拿出地理区隔来做答案，根本是答非所问。

随着阅读的增加，冯友兰后来意识到，可能更好的答案是历史本身。也就是说，他开始认识到，我们今天在这个历史断面上所体验到的两个文化的差异，要追溯其差异的实质，就得顺着这个历史往前探查。他在其《中国哲学史》里面尝试了这个努力。其结论是，中国的哲学史，前后的历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分别对应于西方哲学史上的古代和中古时代。而对应于西方哲学史的近代哲学，在中国则阙如。
冯友兰的这个观察，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考评的话，是不及格的，因为把中国的所谓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只是盯住了中国精神历史的一个非常表面的现象，就是早期的一些主要思想流派，尚不具备政治上的特别意味，因此也就还只能都是作为百家争鸣着，大家都平等地属于*子；然后，由于政治的发展，一些思想流派开始具备明确的政治地位，这就导致曾经的子书，一摇身而变为经书。
而这，只是一个政治现象，并不足堪任为思想的历史区分标志，因为本质上，所谓思想，是人类的内在知识，其历史的演进，有意义的历史标记，只能来自人类的内在精神变化。

既然冯友兰一头扎入历史就没及格，其后在其一生的对历史观察的经历中之漂浮就相当自然了。
历史分期更进一步的说法，就是冯友兰所谓的第三阶段答案：社会类型的差别。
思想和精神的差异，被追溯到更为社会化的层面来之后，冯所需要考虑的对象也就越来越跳离其思维能力的范围，在20世纪40年代写完6本书之后，紧接着就是面临一个疾风骤雨的社会大变化，正是在这个大变化中，冯进一步地被拔离了其思维所能掌控的地域，进入了一个几十年在反复修改中“摇摆踌躇”的历程。
最后，这样一个飘零的人，找到了黑格尔的“奥伏赫变”，所谓辨证的概念，（该词详尽的意涵参见钱钟书《管锥篇》第一节），来全盘理解他眼中的中国哲学史。这就是他花了一生精力尝试着从一个哲学史家转变为一个哲学家，所交出的最终答卷。

这是一个轻巧的悲剧。
而，如果再考虑到冯之后，时人推举其为所谓“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则又使得那个悲剧更抹了点油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