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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与意志的分界-从汪精卫聊起

真相与意志的分界这个题目,看起来似乎是非常枯燥的,但是,引发我给出这个题目的,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也肯定是会让大多数人都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曾经不怕牺牲去刺杀清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为何会在后来成立汉奸政权?
当然,这个事情连带好玩的是,张爱玲爱上一个汪精卫政府里面的汉奸之情事;而连带最好玩的,就是《色戒》里面,爱国学生们在香港摩拳擦掌准备暗杀汪伪汉奸易先生的时候,邝裕民激昂地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杀几个汪伪汉奸又算什么!”李安可能忘记了这么一个故事:汪精卫因剌杀清摄政王载沣而被捕,判终身监禁。汪精卫因此作绝笔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言归正传,汪精卫为何要去领头做汉奸?
汪精卫的一切汉奸行为,都来自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在当时没有可能抗战胜利,中国继续抗战下去的结局多半就是彻底亡国,至少,会是在战败前提下更严重的丧权辱国。
让我们都想象一下,在1938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已经撤退到了重庆,半个中国都已沦陷,全部出海口都已丧失,唯一的可以获得外援的云南至缅甸的公路也已被封锁。然后,假设你作为当时仅次于蒋介石的国家领导人汪精卫,还知道中国的军队、军工的更为具体的实力数据,等等等。。。然后,你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还有战胜外敌的机会吗?
实际上,这个判断可以说是一个纯粹客观的问题,但,又是一个需要高度历史洞察力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真相与意志的边界变得模糊,甚至两者交融起来。面对同样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其具体的认知与意志。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些典型。
促使汪精卫的决定,有一个比较大的契机,就是1937年11月德国大使陶德曼在中日间做调解,日方给出了停战条件。对于那些条件,国民政府的国防会议常务委员会议进行了讨论,大部分人倾向于接受日方条件,蒋介石也裁定可以之为基础,进一步谈判。但由于中方忽略了日方条件里面所定的答复期限,而致使日方以中方不同意那些条件为由,启动了下一步的侵略计划。
本来,这只是一个技术性错误,汪精卫,还有其他一些人,也都强化了这个印象:这么一个技术性错误,如果大部分人都倾向于接受日方条件的话,就不应该让该错误继承下去,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或者说,不该因为这么一个技术性错误,诱发日方更为肆意的侵略。所以,汪精卫决定以那些条件为基础,单独跳出来,继续与日方周旋。正是这样一个心理,我们就可以理解,汪精卫在私下离开重庆之前,给蒋介石留下的道别信件里面,最后写道:“今后兄为其易,弟为其难。”意思就是,以后你来坚持抗战,于情于理于大众,都是直接合理的行为;我则为了防备万一中国战败的情况下,给国家预备一些稍微好一点的战败条件,去走一条更为艰难的路。
然后,我们再来看当时共产党人的认知与意志:抗战是毫无疑义的唯一路。毛泽东当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来表达其对于抗战前景的分析与判断。当然,我们现在是事后诸葛亮,不能简单的以后来的历史事实来评判当时境况里面的每个人。但是,从这整个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领悟到一些客观的现象:一个可以令很多人共同认可的关于历史发展的真相,是不存在的,因为对于历史的未来,我们的意志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角色。而汪精卫,正是没有懂得此点:他没有看到自己的意志,人民大众的意志,可以在历史的未来发展里面,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于历史发展的真相,参与政治的人的意志,本身是一个明确的参与历史的角色。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人呢?同样的命题也是成立的。对于自我,对于个人命运,客观的发展真相,与我们自己的意志,是交融的,是不存在一个确定边界的。
至此,我们的论题似乎得花开两枝,分做两个方面来讨论:
1,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我们的主观意志可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在个人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的主观意志可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但,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息息相通的。继续来看汪精卫的例子。
在很多的记录里面,汪精卫最初离开重庆,抵达越南,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接受日本停战条件,先和平了再说。然后,他及其随从人员,是打算去法国,对国事做壁上观的。而重庆的政府也派人送来了护照和汪一行人的旅费。但1939年3月21日,突发的一件事打断了汪的这个计划。当日午夜,一个精心准备多日的杀手,执机关枪突入汪一行人的住宅,杀死了汪的情同儿子的助手曾仲鸣,而其目的本来是汪本人。这件事马上令汪改变了计划,他决定自己站出来担当“收拾残局”的责任,遂行其和平计划。这,就是典型的个人不当意志,促成改变其对历史的意志,并产生实际的历史后果的一个典型例子。这样一个暗杀事件,若出自重庆政府,也并非不可理解,因为蒋介石本人或其手下,一贯有这个政治风格,这样一个行为,完全只是历史的技术性细节,并不足以构成重要的环节。而就是这样一个技术性细节,导致汪走出实质性的一步,把其所谓和平计划付诸行动,那就是汪自己犯下的个人错误了。
这个错误很简单:一定要严守历史规则与个人规则的分际,不能因为个人情感的偏重,影响与干扰对社会历史的评估与作为。所以,汪精卫之所以走上一个可耻的位置,就是从这每一个错误走过来的:先是错误地理解了历史里面意志的重要性,然后,又以个人的私我意志,掺入自己对历史的判断与行为,如此大错,也就不得不以被控为汉奸,作为惩罚了。

插入一个关于“理解”的问题。这里,我拿汪精卫去做理解,理解其行为的心理动机,似乎,就会给人一个印象:如此被分析后的汪精卫,相比单纯指控他为大汉奸,是不是显得过于温和,甚而同情?
不然。不妨看一下这篇典型的汉奸指控类文章,那个认识张爱玲的作家沈寂写的回忆张的文章。显然,这篇文章是鲜明的敌视汉奸的角度。实际上,汉奸这个词,就是典型的反映主观立场的标签。如果,我们经过分析了解了汪精卫的心理过程,那么我们还可以站在主观立场对他表示痛恨吗?
当然可以,因为这是两码事。客观的分析,只涉及到历史的评估;而主观的评估呢,则是必须要有的,因为无法要求大众一致地对历史有客观层面的理解。那么,就只有给予一个黑白分明的图像,能够表达历史主要原则的图像,作为大众认知和大众意志的基础。这是另一个复杂的关于理解的问题,这里先不展开了。

补充:
蒋介石日记表明,蒋在抗战期间,好几次有过自杀的念头,因为对取得抗战胜利感到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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