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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与意志的分界这个题目，看起来似乎是非常枯燥的，但是，引发我给出这个题目的，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也肯定是会让大多数人都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曾经不怕牺牲去刺杀清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为何会在后来成立汉奸政权？
当然，这个事情连带好玩的是，张爱玲爱上一个汪精卫政府里面的汉奸之情事；而连带最好玩的，就是《色戒》里面，爱国学生们在香港摩拳擦掌准备暗杀汪伪汉奸易先生的时候，邝裕民激昂地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杀几个汪伪汉奸又算什么！”李安可能忘记了这么一个故事：汪精卫因剌杀清摄政王载沣而被捕，判终身监禁。汪精卫因此作绝笔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言归正传，汪精卫为何要去领头做汉奸？
汪精卫的一切汉奸行为，都来自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在当时没有可能抗战胜利，中国继续抗战下去的结局多半就是彻底亡国，至少，会是在战败前提下更严重的丧权辱国。
让我们都想象一下，在1938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已经撤退到了重庆，半个中国都已沦陷，全部出海口都已丧失，唯一的可以获得外援的云南至缅甸的公路也已被封锁。然后，假设你作为当时仅次于蒋介石的国家领导人汪精卫，还知道中国的军队、军工的更为具体的实力数据，等等等。。。然后，你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还有战胜外敌的机会吗？
实际上，这个判断可以说是一个纯粹客观的问题，但，又是一个需要高度历史洞察力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真相与意志的边界变得模糊，甚至两者交融起来。面对同样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其具体的认知与意志。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些典型。
促使汪精卫的决定，有一个比较大的契机，就是1937年11月德国大使陶德曼在中日间做调解，日方给出了停战条件。对于那些条件，国民政府的国防会议常务委员会议进行了讨论，大部分人倾向于接受日方条件，蒋介石也裁定可以之为基础，进一步谈判。但由于中方忽略了日方条件里面所定的答复期限，而致使日方以中方不同意那些条件为由，启动了下一步的侵略计划。
本来，这只是一个技术性错误，汪精卫，还有其他一些人，也都强化了这个印象：这么一个技术性错误，如果大部分人都倾向于接受日方条件的话，就不应该让该错误继承下去，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或者说，不该因为这么一个技术性错误，诱发日方更为肆意的侵略。所以，汪精卫决定以那些条件为基础，单独跳出来，继续与日方周旋。正是这样一个心理，我们就可以理解，汪精卫在私下离开重庆之前，给蒋介石留下的道别信件里面，最后写道：“今后兄为其易，弟为其难。”意思就是，以后你来坚持抗战，于情于理于大众，都是直接合理的行为；我则为了防备万一中国战败的情况下，给国家预备一些稍微好一点的战败条件，去走一条更为艰难的路。
然后，我们再来看当时共产党人的认知与意志：抗战是毫无疑义的唯一路。毛泽东当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来表达其对于抗战前景的分析与判断。当然，我们现在是事后诸葛亮，不能简单的以后来的历史事实来评判当时境况里面的每个人。但是，从这整个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领悟到一些客观的现象：一个可以令很多人共同认可的关于历史发展的真相，是不存在的，因为对于历史的未来，我们的意志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角色。而汪精卫，正是没有懂得此点：他没有看到自己的意志，人民大众的意志，可以在历史的未来发展里面，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于历史发展的真相，参与政治的人的意志，本身是一个明确的参与历史的角色。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人呢？同样的命题也是成立的。对于自我，对于个人命运，客观的发展真相，与我们自己的意志，是交融的，是不存在一个确定边界的。
至此，我们的论题似乎得花开两枝，分做两个方面来讨论：
1，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我们的主观意志可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在个人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的主观意志可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但，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息息相通的。继续来看汪精卫的例子。
在很多的记录里面，汪精卫最初离开重庆，抵达越南，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接受日本停战条件，先和平了再说。然后，他及其随从人员，是打算去法国，对国事做壁上观的。而重庆的政府也派人送来了护照和汪一行人的旅费。但1939年3月21日，突发的一件事打断了汪的这个计划。当日午夜，一个精心准备多日的杀手，执机关枪突入汪一行人的住宅，杀死了汪的情同儿子的助手曾仲鸣，而其目的本来是汪本人。这件事马上令汪改变了计划，他决定自己站出来担当“收拾残局”的责任，遂行其和平计划。这，就是典型的个人不当意志，促成改变其对历史的意志，并产生实际的历史后果的一个典型例子。这样一个暗杀事件，若出自重庆政府，也并非不可理解，因为蒋介石本人或其手下，一贯有这个政治风格，这样一个行为，完全只是历史的技术性细节，并不足以构成重要的环节。而就是这样一个技术性细节，导致汪走出实质性的一步，把其所谓和平计划付诸行动，那就是汪自己犯下的个人错误了。
这个错误很简单：一定要严守历史规则与个人规则的分际，不能因为个人情感的偏重，影响与干扰对社会历史的评估与作为。所以，汪精卫之所以走上一个可耻的位置，就是从这每一个错误走过来的：先是错误地理解了历史里面意志的重要性，然后，又以个人的私我意志，掺入自己对历史的判断与行为，如此大错，也就不得不以被控为汉奸，作为惩罚了。

插入一个关于“理解”的问题。这里，我拿汪精卫去做理解，理解其行为的心理动机，似乎，就会给人一个印象：如此被分析后的汪精卫，相比单纯指控他为大汉奸，是不是显得过于温和，甚而同情？
不然。不妨看一下这篇典型的汉奸指控类文章，那个认识张爱玲的作家沈寂写的回忆张的文章。显然，这篇文章是鲜明的敌视汉奸的角度。实际上，汉奸这个词，就是典型的反映主观立场的标签。如果，我们经过分析了解了汪精卫的心理过程，那么我们还可以站在主观立场对他表示痛恨吗？
当然可以，因为这是两码事。客观的分析，只涉及到历史的评估；而主观的评估呢，则是必须要有的，因为无法要求大众一致地对历史有客观层面的理解。那么，就只有给予一个黑白分明的图像，能够表达历史主要原则的图像，作为大众认知和大众意志的基础。这是另一个复杂的关于理解的问题，这里先不展开了。

补充：
蒋介石日记表明，蒋在抗战期间，好几次有过自杀的念头，因为对取得抗战胜利感到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