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记述了自己之所以制造望远镜的过程:他先是听到一个当时颇为轰动的传闻,说有一个荷兰人制造了一个望远镜,可以通过它看远方的东西,显得很近。有人信有人不信,不一而足。过了几天,伽利略接到一个巴黎朋友的信件,向他确认了荷兰人的那个发明是真的。
于是,伽利略“决心自己来探究望远镜的原理,然后思考用什么方法能够制造出类似的东西来。通过对折射理论的深入研究,不久以后我就如愿以偿”。(Shapley,a source book in astronomy)
我们后来都知道,望远镜到了伽利略手里,开启了整个科学革命的历史。
有意思的问题是,在荷兰人没有发明望远镜之时,伽利略是完全掌握了折射理论(也就是折射定律)的,鉴于折射理论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相当成熟,那么我们可以问,为何伽利略在没有听到荷兰人的消息之前,没有首先发明望远镜呢?理论上,他是有这个能力,也应该有这个兴趣。实际上也是,因为他在自己制作望远镜时,唯一从那个荷兰人那里知道的,仅仅是,那样一种仪器是可以做出来的。
这是科学传播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换到另一个场景:在伽利略制造望远镜的1609年后不到10年,有传教士携带一架伽利略式望远镜进入中国,徐光启曾向朝廷建议,建造天文望远镜,但不了了之。可以肯定,已经传入欧氏几何的康熙时代,知道望远镜的中国人肯定是有的,但是何以就没有谁能够自行制造望远镜呢?类似的例子,可以一直推到的维新运动中,中国人制造热机、枪炮之类的事例。
这是科学传播的又一个典型案例。
再引一个现代案例:中国在50年代制造核武器时,可以说,手头有的资料里面,最重要的只是一点:知道核武器这样一种装备是可以实现的。苏联一开始就极端防备,没有给中国留下任何具体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可以做的,只能是反过来推导,依据当时他们已经完全掌握的核物理知识。最后,足够迅速地造出来。
在对这几个不同的案例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科学的传播,有两条很关键:1是理论的掌握,2是存在性断言的重要性。
伽利略即使掌握了理论,也只是由于获得存在性断言,才做出决定性成就;而康熙时代的中国人,则即使知道了存在性断言,但缺乏理论的掌握,也无法成就科学的一个阶段。
科学传播的这两个关键,正是科学发展的两个关键环节:理论与该理论的实现。这两者链接在一起,构成科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性单位的完成,而整个科学的进步,就是无数这样的单位垒积起来的。
这个结论,可以用来解释科学史的很多事情。
例如,现在常见的所谓科普,如果只是传播见闻,就根本不构成实质的科学传播,因为既没有传播理论本身,也没有导致理论在学习者手头的实现,就好象清朝人看轮船,突突突,瞧了个热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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