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山海经》；

《汉书·地理志》《水经注》;

公元三世纪西晋裴秀用“制图六体”制成的《禹贡地域图》;

公元八世纪唐中叶 贾耽用古墨今朱法绘成《海内华夷图》（见存西安碑林伪齐时上石的《华夷图》和《禹贡图》是贾氏 图的缩本）;

北宋符中税安礼所绘《历代地理指掌图》共有图四十四幅，至今犹有翻刻本传世。税氏以后直到清末，传世的木刻本历史地图集不下十余种。

清代集舆地之学大成的杨守敬，在其门人协助下，于本世纪初，编绘刊行《历代舆地图》线装本三十四册，始于春秋，止于明代，古今对照，朱墨套印，见于《左传》、《战国策》和各史《地理志》的地名，基本上都上了图，这是历史地图绘制史上的里程碑，较前此诸图更为详细。杨氏之后民国年代所出版的几种用新法绘制新式装帧的历史地图，内容较杨图远为简略。

1954年冬，以范文澜、吴晗为首，组成了“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简称“杨图委员会”。1955年初，开始在北京展开编绘工作。当时设 想只是把杨守敬的图予以现代化，即：把杨图显著讹脱之处改正增补；把以《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的杨图的历史内容移绘到今地图上；把木版印刷的线装本三十四 册改制成几册现代式的地图。“杨图委员会”设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编绘工作由复旦大学谭其骧负责，制图工作则由地图出版社负责。

工作开始后，就发现原设想是行不通的，“重编改绘”杨图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在历次杨图委员会会议上，对原计划多次进行修改，主要是这么几项：

一、杨图只画中原王朝的直辖地区，甚至连中原王朝都没有画全，而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几十个民族共同缔造的，各少数民族在各个时期不论是隶属于中原王朝还是自立政权，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所画的地域范围应该包括各边区民族的分布地及其所建立的政权版图。

二、杨守敬是清朝人，他所谓的“历代”不包括清代，现在清朝已成历史，对这样一个重要的朝代的疆域当然不能不补绘。

三、杨图以刊行于1863年的《大清一统舆图》为底图，这个底图与根据现代测绘技术所制成的今图差别很大，想直接把杨图“移绘”到今图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根据历史资料重新考虑定点。

四、杨图内容的脱漏讹误处比我们开始时估计的要多得多，必须一一查检原始资料，仔细考核，并吸收近人研究成果和考古发现，在以最新测绘资料制成的今地图上定点定线。

五、各史《地理志》对断限一般都不够重视，往往混一朝前后不同年代的建制于一篇。杨图自汉以后各册全部径按《地理志》（或《补志》）编绘成图，一册之内，所收的往往不是同一年代的建制，相去或数十年，或百余年。为了提高图幅的科学性，不应受正史《地理志》的束缚，各时期尽可能按同一年代的政权疆界和政区建制画出，至少在同一政权的直辖区域内不容许出现不同年代的建制。

六、杨图把一代疆域用同一比例尺画成一大幅图，然后分割成数十方块，以一块为一幅，按自北而南，自东而西次序编排装订成册，一个政区往往分见于前后几幅图上，查阅极为不便。应改为按历史时期的大行政区（或监察区或地理区域）分幅，各幅按其内容的不同密度采用不同的比例尺。

随着原计划的逐步修改，工作量当然也就相应地成倍增加。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为各史《地理志》记载所不及，全凭从诸史有关纪传和有关群籍中搜集地名，考订方位，编绘的难度更有过于中原地区。同时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工作中的崎岖曲折远远超出事前的预想，光是底图，就改换了四次之多。每一图组开编时定的编例， 在编绘过程中一般都得作出若干改变。这样在探索前进中不得不用去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

随着工作量的增加，编绘、制图队伍也相应地逐渐扩大。1957年编绘工作移到上海，在复旦大学内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两三年内陆续增加到二十多人，从而在1959年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室。此后又陆续邀请了中央民族学院傅乐焕等、南京大学韩儒林等、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冯家昇等、近代史研究所王忠等、云南大学方国瑜等参加各边区图的编绘工作，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参加原始社会遗址图和其他图的编绘。编绘人员最多时达七八十人，长期参加者也不下二三 十人。制图工作在五十年代末曾改由武汉测绘学院承担，六十年代初又移交国家测绘总局测绘科学研究所负责。主办单位仍沿用杨图委员会名称不改，范文澜改任顾问，具体领导工作主要由吴晗、尹达担任。

最后一次杨图委员会会议召开于1965年夏，根据当时估计，全部编稿大致可在1967年完成。会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各单位的编绘工作全部被迫停顿， 测绘科学研究所撤销。三年之后才得复工，但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破坏之下，编者能够勉强坚持这一集体事业，所受到的严重的阻碍和干扰，是可以想象到的，这里就不一一缕述。终于在1973年完成编稿，交付地图出版社制印。自1974年起，用中华地图学社名义，分八册陆续出版内部试行本。

内部本发行后，在受到国内有关学术界热烈欢迎的同时，读者和编者也发现了它存在这不少缺点和错误，有些是必须予以改正或增补的。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虑到这一情况，及时作出决定，由编者对内部本进行必要的修订补正，争取早日公开出版。
现在这套公开发行本，就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支持之下，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央民族学院的有关同志，以内部本为基础，自1981年起用一年多时间修改增补定稿，由地图出版社就原版修补制成的。

为了尽快公开出版，我们不可能多做增改，公开本不同于内部本之处主要是：

一、内部本每一个历史时期不管历史长短，都只有显示某一年代疆域政区的一幅全图，看不到这个时期的前后变化。公开本对前后变化较大的若干时期都酌量加画几幅全图，南北朝增至四幅，唐增至三幅，宋金、元、明都增至二幅。

二、在唐图组内增补了一幅八世纪中叶的突厥图；将原来的741年吐蕃图改按吐蕃极盛时期的820年画出。

三、在内部本有些全图上，各边疆地区所画疆域或政区往往不是同一年代的情况，公开本一律按同一年代画出。

四、增改了经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证明内部本中的脱误之处。

五、内部本在着色、注记和边界线画法等方面处理得不够妥善之处，公开本酌情改正了一部分。

此外各图幅或多或少增改了一些点、线；增补了几幅插图。但文革中被无理删除的唐大中时期图组、首都城市图和一些首都近郊插画，被简化为只画州郡不画县治的东晋十六国、南朝宋梁陈、北朝东西魏北齐周、五代十国等图，以及各图幅中被删除的民族标记和一些县级以下地名，若要一一恢复，制图工作量太大，只得暂不改动。内部本有些图例定得不很妥当，有些点线定位稍有偏差，也就不再改动。

虽然如此，公开本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有下列两点：

一、历史上每一个政权的疆域都时有伸缩，政区分划时有变革，治所时有迁移，地名时有改易；各图组的每一幅图都按照这个时期中的某一年代画，这样做科学性固然比较强，但凡是这个时期出现过的与这一年代不同的疆界和州县名称、治所，除一小部分用不同符号注记或括注表示外，大部分在这套图上是查不到的，读者如要在图上查找这些地名，那就不免失望。

二、古代城址有遗址保存到近现代，曾经考古、历史、地理学者调查考察过而写有报告公开发表或见于著作，我们得据以在今地图上正确定位的，只是极少数。极大多数城邑只能根据文献上“在某州县某方向若干里”一类记载定位，因为既没有现成的调查考察报告，又不可能付出大量时间去做这种工作，因此，图中的点线和历史上的实际位置有误差的，肯定不在少数。特别是古代的水道径流、湖泊形状等，更难做到正确复原。

要消除这两项缺点，不是在短时间内所办得到的。这将伴随着我国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发展而逐步得到改正补充。

当然，除了上述两项缺点外，其他错误和不妥之处还很不少。在内部本发行后，已有不少读者提出了各种宝贵意见，有的在这次修改中已采用，有的碍于体例或其他原因，未能照办。对这些同志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现在图集公开出版，希望有更多的读者进一步予以批评指正。

全图集八册，二十个图组，共有图304幅（不另占篇幅的插图不计在内），549页； 每一幅图上所画出的城邑山川，或数百，或上千，全图集所收地名约计七万左右。从开始编绘到今天公开出版，历时将近三十年之久。先后参与编绘制图工作的单位 有十几个，人员逾百。

吴晗同志是编制图集热忱的倡导者和杰出的领导者，不幸在十年动乱中被迫害致死，这是我们深感悲痛的。

曾为图集的编制贡献过力量的白敏、冯家昇，傅乐焕、胡德煌、施一揆等同志都已先后去世，在此图集出版之际，谨表悼念！
谭其骧 198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