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爱因斯坦举家移民至美国，离开了他极度厌恶的，纳粹气焰日炙的欧洲，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回来。不过，当他伫立在横渡大西洋的邮轮甲板上的时候，一定没有预料到自己未来在美国生活的整个22年里，将会陷入另外一种惊涛骇浪之中，将会遇到另一种几乎是变态地仇视自己的权势力量。
不过爱因斯坦在生前，他即或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敌意和急欲加之以罪的威胁，但肯定无法彻底地了解到在他的背后，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一直有一双阴沉的眼睛，和一架庞大的国家机器，每时每刻都在蠢蠢欲动，要吞灭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和最卓著的代表人类良心的知识分子。幸好，历史没有给人类的罪恶势力以更多的机会，爱因斯坦总算于1955年在宁静中离开了这个世界，一切针对他的见不得人的秘密活动也就在他去世几天后嘎然而止，而从他登陆的那天就开始累积起来的至少厚达1800页的一份档案，也终于划上句点，合上封面，沉入历史的黑暗之中，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一直到28年后的1983年，一位英国教授获取了一份简略的经过严格审查的档案资料，并在《国家》杂志上面撰文加以介绍，这样才使得世人知道了这么一份针对爱因斯坦的见不得人的档案的存在。不过很快事情就没有了下文，黑暗又重新笼罩了那段历史。
然而有一位科学作家和记者杰若弥（Fred Jerome），却抓住了试图躲藏起来的这个线索。他在公民诉讼组织的帮助下，向政府提出诉讼，要求获取整个有关爱因斯坦的原始档案。他以信息自由法案为武器，顽强地在法庭上和国家机器进行了长达3年的缠斗，采访了好几十名曾经为联邦调查局的这个专案工作过的政府雇员，终于在爱因斯坦逝世47年后的2002年5月，在美国St. Martin's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书，把那双黑暗中的鹰眼-时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爱德伽.胡佛，暴露给了世人，全面地揭露了那场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延续了22年的秘密战争，使得这段丑陋的历史大昭于天下。而同时美国联邦调查局也终于在被要求执行信息自由法案的压力下，被迫把一份将近1500页的，仍然是经过审查和处理的名为“爱因斯坦档案”的龌龊文件公之于众。
这本令世人惊骇的书就是《爱因斯坦档案-胡佛针对世界最著名科学家的秘密战争》。它一面世，就轰动了全世界。也许很多人会觉得，一名记者通过挖掘历史上的密档，来从事这种注定具有轰动效应的写作，是司空见惯的，不过，对于杰若弥来说，却不能从一般的试图满足大众好奇心的角度，来理解他为什么对这段历史耿耿于怀，而花费如此大的精力，来写这么一本书，因为杰若弥本人具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背景，他正是属于40年代被称为“红色尿布婴儿”的一员，因为他父亲是美国共产党的一位领导人，在40年代受到思密斯法案的迫害而遭到监禁。而在这本书里面，杰若弥所讲述的正是一个相同历史背景下的故事：胡佛以一种近乎本能的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仇恨，对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观点的爱因斯坦进行无孔不入地监视和冷酷的围剿。因此我们可以想像，当杰若弥沉浸于蒙尘的历史档案之中的时候，在他内心，除了涌动着挺身而出替爱因斯坦作历史控诉的激情之外，也一定常常隐现自己丧失了父爱的童年记忆。
确实，那是一个发生邪恶时代的邪恶故事的真实纪录，整个所谓“爱因斯坦档案”，可以说就是一场暗地下进行的充满刀光剑影的战争的原始纪录。这场战争，就是在当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主导下，联合其他7家联邦机构，从1933年爱因斯坦踏上自由的美洲大陆的那一刻开始的，胡佛启动了一个残酷的，所谓“污点信息收集”行动，以达到“捏住爱因斯坦”的目的。于是一个高效的国家机器开始悄然运转起来，处心积虑地，使用一切可能的，甚至是卑鄙恶毒的手段，包括非法拆阅爱因斯坦的私人信件，监听他的电话，甚至收集他的所有垃圾，来试图寻找爱因斯坦与共产党，以及各种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组织的关系，特别是与前苏联的关系，和作为一个间谍的捕风捉影的所谓证据，然后阴险地试图破坏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伟大科学家的公众声誉，最好是能够通过无所不用其极的监视与情报工作，希冀获得使爱因斯坦名败身裂的把柄，以便名正言顺地剥夺爱因斯坦的美国公民身份，从而最终达到把爱因斯坦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而逐离美洲大陆的目的。
感谢杰若弥的不懈斗争，使得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在联邦调查局的网站上面下载已经公布的全部“爱因斯坦档案”。不过真正要让自己去翻阅这份动用了无数人力积累起来的原始档案，除了要求我们具有直面人类险恶的勇气，还要求我们能够承受那份历史的沉重。
翻开档案的第一页，扑面而来的就是一种寒意。早在1932年的11月，就有一份长达20页的关于爱因斯坦的政治观念和社会活动的详尽报告，被递交到了华盛顿。那时，爱因斯坦还并没有正式移民到美国，而只是在1930年至1932年间，到美国进行过3次学术访问，此前，也只是在10年前的1921年对美国进行了首次访问。对于爱因斯坦这么一个非常古典的学者来说，原本欧洲是更为惬意的居所，如果不是纳粹已经公开威胁爱因斯坦的生命，他是很难下最大的决心举家奔赴新大陆的。即便如此，似乎华盛顿的有关当局早就预料到了将要在美国本土对付这个一向似乎左倾的“大人物”，所以对爱因斯坦的各种资料的收集可谓极其的细致全面，针对他个人的专题档案，也是以他所具有的将来对美国政府的危害为主题。因此第一份报告在引用了足够的法律依据之后，就开明宗义地提出：
“我们被告知，并且相信，而指控爱因斯坦教授，基于以下的缘由，不得获许进入美国：
1.爱因斯坦信仰，倡导，并且宣讲…无政府主义，并且声称政府只能在名义上存在；
2.爱因斯坦信仰，倡导，宣讲，并且参与和发起一些主张以激进武力的非法斗争来推翻有组织政府的团体；
3. 爱因斯坦信仰，倡导，宣讲，并且参与和发起共产主义团体，宣扬以暴力推翻美国政府组织；他还宣扬以暴力行动来推翻一切有组织的政府….”
报告人随后引用了有关爱因斯坦的各种社会活动的证言，以及大量言论片断，作了洋洋洒洒的几万言的分析判断，以便支持上面的应该说是极其严重的指控。在报告的最后，以一种意味深长的口吻，一个全部大写的句子问到：
“爱因斯坦难道只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吗”
显然，远在有迹象表明爱因斯坦将要移民美国之前，在欧洲大陆从不忌讳表达对人类事务的看法的爱因斯坦，已被华盛顿有关当局视为洪水猛兽。
可以想像，当1933年由于科学界与知识界的全力营救活动，而使得爱因斯坦真正降临北美大陆后，那些早就对他充满敌意的集团该是多么坐立不安，急欲驱之而后快。特别是负责剿灭国内意识形态敌人的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立刻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监视爱因斯坦的一举一动和一言一行的影子网络，以便收集爱因斯坦的任何可以纪录的言行。所有的监视报告，不管是对新闻媒体报道的裁剪，还是对爱因斯坦只言片语的串解，以及从爱因斯坦的家用电话线窃听来的通话纪录，甚至从爱因斯坦私人信箱和他家门口的垃圾桶里面“收集”来的五花八门的复印件和其他信息，汇集在一起，就成了现在臭名昭著的“爱因斯坦档案”。
也许我们得感谢胡佛这么大规模的，这么持久的行动，使得我们今天能够对爱因斯坦的政治与社会观念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同时对当时的美国政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而此前我们大多数人只是知道一些有关这位伟人的种种逸事，例如有记者问他，“有可能发明消除重力的机器吗？”，他严肃地回答，“那种机器名为电梯。”
在这份珍贵的档案里面，我们更多地是体会到了爱因斯坦的那些脍炙人口的言论，曾经给仇恨他的人们带来多么严重的恐慌；相比那些躲在阴暗当中的窥探者，在连篇累赘的报告里面，把爱因斯坦的每一个字眼，都成百倍地放大为炸弹的行径，更加显示出了爱因斯坦的坦荡和无畏。在1500页的档案里面，其实反复回响的就是这样一些已经广为人知的声音：
“我从未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如果我曾经是的话，我决不会为此感到羞愧。”
“如果世界政府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那么我们的未来就只有一个前景是现实的：人将完全地毁灭人。”
“我的政治理想是这样一种民主，每个人都得到作为个人的尊重，谁也不该受到崇拜。”
“战争可以赢得，和平绝非赢得。”
“如果我知道德国并不能在制造原子弹方面取得进展，我绝不会为原子弹计划说半个字。”
“我不止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我还是一个好斗的和平主义者。我愿意为和平而战斗…一个人能够死于他所信仰的和平，难道不比他在他所不信仰的战争中受难更加好过些吗？”
“我相信一种简单而谦逊的生活是对任何人都有好处的，无论是从肉体上还是从精神上而言。”
…
以及这样一些广为人知的行为：
被纳粹悬赏2万马克对他进行刺杀，因为他的相对论被认为是反德国的犹太科学，而他淡然地表示愿意象布鲁偌和斯宾若莎那样为真理而战。
一天爱因斯坦走进办公室宣布他的好友哥德尔真的疯了，因为哥德尔居然参与投票选了艾森豪威尔作总统。
在麦卡锡主义最猖獗的时期，他公然号召每一个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拒绝到“非美活动委员会”作证，“准备坐牢和破产”。
…
当然，还有大量不未人知的历史也被联邦调查局的侦探们纪录了下来：
爱因斯坦在从1937年到1954年间，参与，发起，或联络了34个共产主义团体，还担任过3个共产主义组织的名誉主席；
他是著名的美国非裔人士Paul Robeson和W. E. B. Du Bois的好友，其中作为左翼演员和歌唱家的Paul Robeson正是胡佛黑名单上面的第一号人物，爱因斯坦则忝居其后。他积极从事人权运动，反私刑运动，反军国主义运动，反麦卡锡主义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运动，常常去黑人教育中心作演讲；
爱因斯坦和Paul Robeson（右1）
甚至还有一位名为Howard Rushmore的侦探，报告说爱因斯坦与后来著名的涉嫌泄露美国核机密的前苏联间谍Fuchs有联络，而胡佛也深信这点，尽管一直拿不到半点证据。实际上，攒集了22年之久的爱因斯坦档案总是缺乏足够的力量，可以拿出来作为驱逐爱因斯坦的武器，否则就不会有1955年爱因斯坦在美国安静离世这一幕了。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得再次感谢胡佛，因为他代替爱因斯坦接收了不少的信件，而爱因斯坦最烦恼的就是大量的来信，所以爱因斯坦以充满感激的口吻说：
“我的狗特别地聪明，他看到我不得不看那么多的信件感到很难过，所以他总是要跑到外面去咬邮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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