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个反调。
从单纯思想的角度,我个人认为论语并不重要。
论语的重要,只是体现在社会学的角度上。
若从对社会的作用而言,其实管子远比孔子重要。我觉得孔子之所以在后来抬到如此高的地位,以至于有所谓儒家,被外国人不明就里地认为是中国之一门主体宗教,呵呵,其实是别有缘由。
我倾向于认为孔子在34岁或51岁时去找老子求学一事是真的,在《礼记.曾子问》《孔子世家》《孔子家语.观周》《庄子.天运》这些书里面都有记载。孔子对老子的崇敬也是可信的,因为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
唱个反调。
从单纯思想的角度,我个人认为论语并不重要。
论语的重要,只是体现在社会学的角度上。
若从对社会的作用而言,其实管子远比孔子重要。我觉得孔子之所以在后来抬到如此高的地位,以至于有所谓儒家,被外国人不明就里地认为是中国之一门主体宗教,呵呵,其实是别有缘由。
我倾向于认为孔子在34岁或51岁时去找老子求学一事是真的,在《礼记.曾子问》《孔子世家》《孔子家语.观周》《庄子.天运》这些书里面都有记载。孔子对老子的崇敬也是可信的,因为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
最近听了不少音乐,我对音乐的态度是完全开放的,只要能够打动自己,就算好音乐。
一个有点可悲的感觉,相比西方积累下来的那么多的音乐,得到继承,得到演奏,得到录制发表,能够找到的中国的音乐,就太可怜了点,一张碟又一张碟,总是那么点曲目,好不容易看到点新鲜的曲目,一听之下,不是伪作,就是恶俗之作,从音乐本身的恶俗,到演奏本身的恶俗,到整个唱片产品定位与包装的恶俗,大量的曲目都是现代人恶俗的伪造,只是假冒古曲而已。
哎,中国真的需要产生自己的音乐创作者。
偶尔也想,去掌握某种简单的传统乐器。
我们现在来看孔子这类所谓古代贤哲,最要紧的是必须有历史的观念。
当然,我也不反对悬拟一个自家定制的形象,称呼其为孔子,但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行径,终究只能用于最初级的阶段,不能总用下去。
孔子这个人,值得以严谨历史的观念来看一看,便于我们去追踪中国文化的一大源流。
其实历史地看,在春秋战国那个时代,类似孔子那样的人并非仅有,那么何以唯独孔子成为后世推崇圣人的标本呢?这个问题并不是特别有意思,反过来说才更有意义:中国的这个文化,可能总是会挑一个孔子这样的人,树作典型的。
不过,从概观上来看孔子的一些特点,还是有些意思的。
你听说过“修行”这件事吗?
听说过。何以有此问...
我肯定不会问你:听说过“吃饭”这件事吗。因为,修行,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件性质待定的事情。
说它性质待定,是因为:
1,我们并非一生下来就不得不去修行;
2,很多文化中的人终生都没听说过修行这件事;
3,我们周围多数人终生无需做修行这件事;
4,我可能尝试过做一些所谓修行的事情,但做不做下去似乎并不能对我的生活产生多大的影响;
5,日夜以修行为念,反倒是可能令我的生活复杂化,或者令我的生活失能;
6,我也想修行,但我常常忘记,没有信心;
7,创造了灿烂现代文明的西方人,大部分并没有修行的概念;
是什么和怎么办,这两种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差别。
而这种差别最重要的体现是,我们处理的方式必须很不同。
在性格倾向上,物理常常问的是,是什么;数学常常问的是,怎么办。
在个人问题上,有的人偏向于首先问,是什么;有的人偏向于首先问,怎么办。这既反映了性格的差异,也反映了认知性上的差异。
是什么,是关于“体”的问题;怎么办,是关于“用”的问题。
是什么,是无条件的观看,对于物理,我们惟有如此,越是虔诚,越蒙眷顾;
怎么办,是我们的认知任务,数学,正是要求我们不断地给出概念的方案,给出解答的途径,面对实在的提问。
《大乘起信論》,照流传下来的说法,是印度高僧马鸣写的,梁朝法师真谛翻译的。不过单纯从这本书的内容来看,我可能更倾向于认为,它是某位无名中国高僧写的,只不过后来被托名为马鸣写、真谛译。
到底是谁写的,在我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乘起信论有一个完整的阐述大乘的结构,正好可以给我用来改造为一个大乘要义之现代版。
好,下面就直接开始这个-重说大乘之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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