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和怎么办,这两种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差别。
而这种差别最重要的体现是,我们处理的方式必须很不同。
在性格倾向上,物理常常问的是,是什么;数学常常问的是,怎么办。
在个人问题上,有的人偏向于首先问,是什么;有的人偏向于首先问,怎么办。这既反映了性格的差异,也反映了认知性上的差异。
是什么,是关于“体”的问题;怎么办,是关于“用”的问题。
是什么,是无条件的观看,对于物理,我们惟有如此,越是虔诚,越蒙眷顾;
怎么办,是我们的认知任务,数学,正是要求我们不断地给出概念的方案,给出解答的途径,面对实在的提问。
-为了解决对象计数问题,我们发展了算术,就可以解决各种情况之下的计数问题:数系、初等计算、代数方程、...
-为了解决在日常的物理空间中发生的几何问题,我们发展了几何学。
-为了解决无限排序的问题,我们发展了分析学。
。。。
是什么,怎么办,分别代表两种提问的方式。
对于物理的问题,采用“是什么”的提问方式,常常是最有效的;
对于数学的问题,采用“怎么办”的提问方式,常常是最有效的。
Quote:
由 Lee 在 Mon Jun 23, 2008 1:27 am
推而广之,举一反三,哲学问的是,是什么;政治问的是,怎么办?
马 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去摧毁”。海德格尔则强 调如何改变世界端赖于如何解释世界。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列宁都写过《怎么办》,尤其是列宁,无论一个概念在哲学上是如何抽象,他总是考虑它在实践之中的现实 涵义。就哲学家和政治家这两个词最严格的意义而言,他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他是一位深刻的实践思想家,一位热情的将哲学变为政治的人,一位总是将哲学 变为政治,政治变为哲学的关节点上的人。真如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熊十力的“体用不二”了。
马克思一生都在解释世界,没有机会去参与改变世界; 海德格尔一度涉足政治,但结果很尴尬;柏拉图以哲学而欲作帝师的叙拉古之行被弄得灰头土脸。是什么和怎么办,哲学和政治,如何认知把握呢?西洋哲学学神, 中国哲学学圣,而神和圣开创了人类的政治,如此说来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非同小可,于是“是什么”和“怎么办”这个问题...呃...还真是个大问题。
世间的学问,皆分为两个取向:描述性的,规范性的。
描述性的,就是叙述你所看到的事件;
规范性的,就是叙述你所设计的事件。
政治就是典型的规范性学问,固然,某些人的政治学,是以描述已有的人类政治实践与政治历史,试图从历史里面挖掘出人类不得不遵循的规律,但,政治学的主体,还得是基于对政治的理解,而设计出可行性不等的种种解决方案。
经济学是一个稍微特别点的例子,它的描述性与规范性几乎是对半分的。确实,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人是否可以被规定为经济理性人模型。构成了对于经济学的基本挑战。
这两种不同取向,就对应着是什么和怎么办这两种提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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