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笔记主要是在阅读唐德刚的相关著作时而写的,记录可堪感慨者。唐氏据有大量晚清民国史料,也是顾维钧回忆录的主要撰稿人,故其史料堪称富有,唯独好发愤青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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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之后,各省都督通电建立民国,一致以美国政体为蓝本。显见其时西方政治知识的普及已经达到一定火候。马克思主义则是随后一些年才猝然燃烧起来的。
孙文非常敏感,在美国打工的时候听说了武昌起义,就立刻意识到机遇来了,迅速且执意回国赴宁,在袁世凯按照他自己的节奏尚未到位、黄兴黎元洪相争之际,成为最恰当的民国第一任总统。
然孙文面临的是,只能基于旧有的权力分布来组织新的权力机构,必然是妥协到底--一直到电请袁世凯出任总统。因为旧实力分布图中的最高点,正是袁世凯。孙文上任后才45天,袁世凯就做到位了:逼迫傅仪母子下诏退位,一举夺得首功,孙文也因之让位予袁。
袁世凯跪在傅仪母子前面,在连蒙带恐吓劝其退位的同时,与太后相对而泣,真是好戏子!
一省九督。。。清军与革命军的博弈对峙结束后,就开始了军阀混战的时代,构成了中国20世纪前半的主轴。
插一句,唐德刚真是个不谙事的老愤青,还纷纷然把一些不要紧的中文词组夹注上英文,简直莫名其妙。
从现实政治力量的角度,当时举国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袁世凯应该做民国总统,这就是一个极其有意思的事情。
继续,一个同样有意思的事情是民主共和国的第一届国会。
袁世凯于民国元年8月27日颁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该法几乎照搬美国体制,不可谓不完备。该法一出,不久全国大小政党政团达到6百多个,考虑到当时4亿人口中百分之80为文盲,只知道辫子剪了来了革命,这个态势真是,只好说是一个崭新局面,就从那吵吵嚷嚷摇身一变的800议员开始。
国民党第一任党魁是谁?
不是孙文,是宋教仁。
宋教仁真是大人才,其时也就30左右,一手制定了民主共和国的从临时约法到各种组织法,一手把同盟会改造为国民党,基本上,他才是袁世凯当时最值得注意的对手。相比之下,孙文,则主要热衷于做思想家、哲学家、启蒙者、宣传者。在袁世凯看来,远不是够量级的对手。
1912年8月25日,应袁世凯之邀,孙中山抵京,随后居留一月。
这一个月内,孙袁密谈13次,几乎是隔日一会,每次自下午4点谈到晚10点、12点甚至凌晨2点。一般都是纯两人密谈,或者仅梁士诒在座。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场景,孙,主要是凭借书生意气,对政治经济等等并无实作经验,于真实的治国基本是外行新手;袁,则是在复杂真实的权力环境中爬摸滚打出来的幸存者和杰出者。
想一想袁曾经多么娴熟地在傅仪母子面前痛哭流涕,就可以了解袁在面对侃侃而谈治国方略倾心而出的孙,会是何心态。
因此,一个老狐狸要修理一个稚鸟,太容易了。
孙幼稚之一例:试图引入日本势力来抵抗俄国对外蒙的觊觎。
之二例:因宋教仁被刺,孙力主战,但无兵无卒,竟然再一次想引入日军来打袁,真是昏到顶了,若真成事,现在评价孙,就是民族罪人了。
一个问题,放眼当时全国,可以做一个令我们后人满意的民主共和国总统的人,是谁呢?
很遗憾,我觉得没有。
所以,历史的偶然,没太大的意义,欠下的债总得要还。
这同一个道理可以用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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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简单化很多时候是必要的。
你可以想象对一个不大通世事的人说清楚历史的复杂真相吗?
就好像,你可以要求袁世凯当面对孙说这个吗?你那个一提计划就上10万20万英里的铁路是想法是幼稚的不具有可行性的。
历史简化得对比度更大一点,就是便于大家面对历史能够有说辞。
当然,这是一个互补的需求,我们唯有更了解真相,才能学会增进自己的智慧,张口说话之前该有的智慧。
孙文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痛定思痛,一举把美式憧憬,改为中华革命党之绝对独裁制度。
为什么说当时的孙文是极其的幼稚呢?就是在孙文风风光光做临时总统,后来又怒不可遏地闹二次革命的同时,日本在和俄国私下把满洲划分为南满与北满,视为囊中之物;又进一步和俄国把内蒙划为东蒙与西蒙,只等下刀。如此豺狼,孙文竟然想到引入中华腹地,帮他向袁世凯复仇。最可耻的是,孙竟然向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偎重信发出密函,声称如果日本帮他出兵,一旦成功灭袁,就把满洲和内蒙的全部利益许给日本!
(孙文致大偎重信密函日期为1914年5月11日,致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的密函日期为1915.3.14。此两密函在二战后才在日本老档案中被发现,然后相关人员一直以为尊者讳的态度予以沉默。)
吾国之近现代史真的是一部泣血之史!
遥想当年为政者,每每接到列强送达的强盗条约,以刀枪逼迫签字,如何面对与应付,真是何等之难事!
联想到自己,每次遇到一点不平之事与不平之约,都愤然不已,真是弱啊!
泣血完了之后,就得想,吾国近现代史的主题是什么?
主题是一种稳定的形式不得不终结之后,吾国下一步该走向何种稳定的形式?显然,答案迄今尚不清楚。
回到我原始的论题:社会的基本状况制约了其中的种种作为,教育是整个社会进步最主要的根基。但教什么呢?所以不得不进一步追究到精神的根基:人类的精神,藉由社会的作用,如何走向?也就是,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什么?
以个人而言,每一个人深缚其中的,是生存,然后更好的生存。
而,个人之所以自愿组织为社会,目的就是要令此社会更好地服务于我们每个人的此目的。
这个解答的开头总是好写的,但越往下,分歧就开始出现,问题本身也开始变得困难。
现代国家该如何组织,其实正是袁世凯所面临的最致命的问题,对于袁这样一个古典权力环境下锻造出来的古典人物来说,基本是回答不了的,这就导致其前后失据,甚至最终闹下恢复帝制的尴尬剧目。
假设,我们在思维的试验里面,用一个更有担待也更具有中国传统智慧的人,例如曾国藩一类的人,来替换袁世凯,那么故事的结局是否会更好一些呢?
如果说偶然并非历史的要紧事务,那么人才则是历史非常要紧的事务。一件事要成功,这件事本身得吸引足够的人才来参与。
比方说太平天国,这个颠覆清王朝的任务,如果是由另一些更有才具的人来从事,历史当然会有不同。实际上,太平天国最重要的结果反倒是延缓了旧王朝的覆灭,因为它激起了一代经世人才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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