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历史学

若我们要真正理解一个事情，就一定需要理论。
历史正是这样一个事情，而且是你所能遇到的最大的事情，一切事情的总和。

但，不幸的是，很多人认为，历史就是故事，就是是非判断，至多，就是一番历史道理或教训、经验。
这些，都不是历史，而仅仅只是历史的个别材料，个别现象，而已。我们所需要理解的历史，绝非这些个别的材料或现象，而是由不断增多的历史遗存材料所支持的抽象理论。
所以，历史理论，既是我们理解历史的起点，也是理解历史的终点。1

人群的基础理论

历史的唯一舞台与载体，就是人群。2
对于抽象的群体，我们目前并非全无经验，最简单的例子是气体动力学以及逐步复杂起来的凝聚态物理学，都是针对群体现象的作用理论，更接近人群个体的，是动物群落生态当中的群体动力学。但所有这些，都无法照搬到人群，而是需要我们进一步针对人群本身，来发展关于人群的基础理论。

人群的状态指标

人群规模

人群的规模，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人群的个体数量。
人群规模，是一系列的状态变化的临界指标。
【例1】
一个相互熟识的人群，其规模大概在1千甚至1百以下。这里的相互熟识，定义为，你对该人群的每个他人，都常见，能够轻易不经回忆地进行面孔辨识，并能够大体了解其性格，也就是有过交往。
这样一个人群，是一个依靠基本交往，就能够维系自我群体意识的最大临界规模，超过这个规模，就需要依靠基本交往之外的其他范畴，来维系其群体意识了，例如，地域，血缘，利害关系，等等。
这个人群的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就是权力分配。当一个领导者进行权力分配时，其首选策略是在这样一个人群当中进行分配：你绝对不会把某项职务授权给一个你从未见过也无熟人引荐的陌生人，特别是在缺乏简历公信制度的时代。
【例2】
当一个村寨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会有一部分人迁移出来，另立村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自然的临界值，就是维系一个村寨人群规模的临界值。
这个临界值，首先在经济层面，取决于该村寨生境的生态容量，最简单的，就是一个生产者的生产基地，距离其住宅，最远不要超过每天能够往返一次。
然后，在人际交流层面，如果村寨规模过大，导致大量陌生人出现，也会产生复杂的政治问题。3
【例3】
人群基础理论的最好实验材料，是包括新西兰和夏威夷的分布在整个太平洋区域的波利尼西亚群岛上的社会。

交通指数

有点类似于气体的分子自由程，人群的交通指数，也是用来衡量个体与群体的交通能力的，只是，这个指数有必要具备结构性，而不能只是一个单独的标量。

信息传播矢量

人群中的个体间相互作用，主要载体就是信息的交换，或者说传播。

思想平衡理论

1. 1. 通过本文，我希望开始人类历史学的科学化进程，所以，这里所谓的理论，是指定量抽象理论，而非传统的单纯概念性理论。
2. 2. 孤立个体的自我实现，与其说并非不具有历史的意义，毋宁说具有存在的意义。参见存在本身的意义。
3. 3. 古希腊城邦政治的复杂度显然远低于同时代中国大统一王朝的政治，正是因为这个关键的指标相差悬殊，在忽略这点的前提下而进行这两者的比较研究，必然错误。

理论考古学

缺乏相对超然的理论研究的考古学，必然堕入博物、分类、鉴赏、标签...
有人会说，考古学不是早已有蛮多的理论了吗？地层，器物分型分类，文化概念，...现代考古学蔚然大观矣！
然则非也。

考古学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整个历史场景里面，哪些信息可能留下，哪些信息没法留下。这是我们站在每一个存在过历史的地方，所不得不思考的首要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接踵而至：历史的整个场景里头，于我们有意义的信息是哪些？然后，才能在此背景下，来考虑在考古学的范畴里，我们能够做哪些事情？有此分际，才好进入如何做的地域。
这，就是理论考古学最具挑战的框架性理论问题。

要评估历史场景里面每一个对象的意义，是一个极其庞大的事业，但又是不得不进行的事业，因为，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的考古挖掘在进行中，而每一个挖掘活动，就意味着对一处历史遗存的不可恢复之破坏，如果由于我们对于考古理论不够周详，而导致信息的流失，那就是永久的流失。
例如，20世纪早期，对近东遗址的挖掘，往往聚焦在寻找带有文字的遗物，而丢弃了其他遗存所具有的历史信息。

首先，我们划出一个界限：人工的世界，自然的世界。
所谓人工的世界，就是由一切人力影响与制造所产生结果组成的对象物集合；
所谓自然的世界，就是一个时空位置在完全没有人类存在情况下的自然对象物集合。
这 个界限并非极端分明，有些情形下我们并不具备鉴别力。例如，某处原始生境，由于一个几百人规模的人群的迁入，并且开展农业种植活动，导致该生境出现一些优 势禾本科植物，相对抑制该生境本来有的其他禾本科植物，这种因人类农业种植导致的物种种群变化，大多情况下无法在考古现场获得信息，也就难以进入我们考虑 的视野。

有了这个界限之后，我们再来勾画出一个历史场景的必备结构，采取从顶层到底层的顺序，也就是按照抽象的程度，从高处走向低处。

一个人群，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生存。在这点上，人群与任何其他动物种群，是完全没有差别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采用与处理动物种群生态位的类似方式，来考察一个人群的生态位，这是人类历史场景的基础要素之一。

我们已经肯定地知道，在目前人类的地理分布弥散度早在人类演化初期即已成形，也就是人类这个物种稳定下来后，就开始了全球的扩散，使得目前所知的旧石器遗址的分布弥散度，在随后的历史里面并没有跳跃性增长，只是密度有一个持续增长的过程。

关于人类的起源，大体可以有两种看法：多源头的，和单一源头的。
我不知道是否有某个物种，在进化的机制内，可以出现多源头产生的情况，特别是在极大间距的地理分布上。所以，我们只能尽量谨慎地去看待世界各地所出现的最古老的石器以及其他人类遗迹。
但，有一点是完全明确的，就是最古老的石器在全球分布甚为广泛。
因此，我们不妨假设，一开始，人类就在非常不同的各种地理环境当中，启动了各自的文明之遥旅。

东亚史前史

所谓史前史，就是指有历史记载之前的历史。历史记载，包括所谓传说，只要有历史遗存能够和既有记载对上号，例如，如果能够找到夏代的历史遗存，那么有夏一代，就属于历史时期了。
史前史，就是指这样的历史时期之前的人类历史。
而东亚史前史实际上就是，东亚如何形成中国，以及位于中国地区的人群及其文化，如何溢出，从而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各个附属文明区域的历史。

东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其史前史至少发生了两件大事：
1，在整个东亚地区，人种以及农业文明形态的相对统一。这种统一，肯定是伴随着人的扩散、交流，而形成的。
2，以黄河长江流域为核心的东亚地区的人群，从东北地区向西伯利亚、乃至跨过白令海峡大陆桥向美洲大陆的扩散；从云南广西向东南亚，以及从台湾向太平洋诸岛屿区域的扩散。在美洲开辟了人类的新家园，并随后发展了有特性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在东南亚乃至太平洋岛屿区域，东亚人替代了距今3～4万年最早到达当地的土著1，籍由农业文明成为当地的优势人群，形成现代分布在从马达加斯加往东，经马来半岛、菲利宾、印度尼西亚、新几内亚2，直至波利尼西亚等太平洋东南深处的诸岛屿的所谓南岛人。
这两件大事，一方面使得东亚本地形成中国，成为人类一直以来持续繁盛的一大文明演进基地，一方面使得东亚成为持续的文明输出基地。

参考文献:
植物种植3；
动物驯养456;
语言演化与分布；

1. 1. 那些土著由于热带环境的地理隔离，为黑色肤质，卷发。他们在现代的孑遗大体上有马来半岛上的塞芒族矮小黑人，菲利宾山区矮小黑人，斯里兰卡维多依族矮小黑人，安达曼群岛土著。
2. 2. 在新几内亚出现了南岛人与土著黑人混杂的现象，而不是像其他地方那样，几乎完全替代了土著居民。
3. 3. Fire and flood management of coastal swamp enabled first rice paddy cultivation in east China
4. 4. Study Reasserts East Asian Origin for Dogs
5. 5. mtDNA Data Indicates a Single Origin for Dogs South of Yangtze River, less than 16,300 Years Ago, from Numerous Wolves
6. 6. Complex population structure in African village dog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nferring dog domestication history

中国先秦古籍

以书的形式呈现的先秦古籍，主体是传世文本，现代考古出土之简帛抄本，除了给予强大的年代学支持之外，更提供了不见于传世系统的古籍。
下面给出一个已有先秦古籍单目。

人类早期进化历史

可能的线索：

灵长目的比较动物学

把目光延伸到灵长目这个更大的范围，显然是增加了我们对于进化所进行之观察的时间深度，可以说，那是提供给我们一个人类的动物舞台背景。
灵长类发生于紧接在新生代之前的中生代之白垩纪晚期，猿发生于渐新世，人科发生于晚中新世。

灵长目（Primates）分为两个亚目：
-原猴亚目（Prosimii）
-类人猿亚目（Anthropoidea）
一般认为，最早期的灵长目动物就是属于原猴亚目，其中一部分进化变异很少，延续到现在，就是少数几种低等灵长类动物，另一部分后来获得大的进化，构成类人猿亚目，也就是现在的高等灵长类。

原猴亚目有几个进化要点：
-作为主角在7,000万年到4,000万年分布于欧亚非北美洲，现残存于马达加斯加等地。
-树栖性，攀援树木，灵巧大拇指/趾
-双目重叠成像，分辨颜色，听力
-社会群生活
残存三个下目：
--狐猴（Lemuriformes）
----狐猴类\Lemurs
----大狐猴类\Indris
----原狐猴类\Sifakas
--懒猴（Lorisiformes）
----懒猴类\Lorises
----婴猴\Bush babies
--跗猴（Tarsiiformes）
----跗猴\Tarsiers

大概3,500万年左右，高等灵长类开始出现，构成类人猿亚目。
类人猿亚目分为两个下目：
--阔鼻下目\Platyrrhini
----------新大陆猴类
--狭鼻下目\Catarrhini
----猴总科\Cercopithecoidea
----------旧大陆猴类
----人猿总科\Hominoidea
------长臂猿科\Hylobatidae
----------小猿类\Lesser apes
------猿科\Pongidae
----------大猿类\Great apes
------人科\Hominidae
----------人类\Men

基于古生物学

对于上述灵长目的研究谱系当中：
------人科\Hominidae
----------人类\Men
的中间细节，目前只能依据化石的直接研究和分子生物学的间接研究，而其中分子生物学的概念，仍需进一步核实。
化石记录所提供的人科粗略年表：

一些大体的时间点：
400万年BP，1开始直立行走；
250万年BP，开始普遍使用石片工具；
200万年BP，身材变高，脑容量增大；
180万年BP，完全的直立人，身材接近现代人，脑容量只有现代人一半。在非洲、中国蓝田均出现。
50万年BP，头骨接近现代人，但脑容量仍然显著小于现代人。被称为智人；
40万年～13万年BP，非欧亚一些地点均出现分支。欧洲和西亚出现大量尼安德特人；东亚出现北京人；
10万年～5万年BP，在可能是已经分布于非欧亚三个大陆的一系列分支中，其中有一个或多个分支突飞猛进，成为现代人，具有基本完备的狩猎采集生产方式，而正是这种生产方式，促进了他们随着人口的增加而迅速进行的地理扩散。
如欧洲的克罗马努人：壁画，首饰，专用工具，骨器。很可能正是他们，替换了欧洲大陆广泛分布的尼安德特人。
4万～3万年。现代人成立之后，就开始了其全球性扩散：首次进入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3.5万年，新几内亚东面的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的一些岛屿上，已开始出现人类遗存。
人类进入澳大利亚-新几内亚的时间，与当地所有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时间巧合在一起。客观上，这可能导致进入该地的人群一直未能驯养本地家畜。
2万年，掌握了御寒技术的人群进入北欧和西伯利亚
1.4万年，美洲阿拉斯加出现证据可靠的人类遗存。
1.3万年前的几百年间，整个美国和墨西哥地区开始出现大量人类遗存，被称为克罗维遗址。代表器物：巨大的石制矛头。
同样巧合的是，人类进入北美洲并大量繁衍的时间，与当地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时间，一致：
沙斯塔的地懒与大峡谷地区哈林顿的石山羊，灭绝于距今1.31万年前后2百年的时段内。
当然，最近一次的冰期也是在这个时期结束，并带来气候的紊乱。

基于单一起源理论的人类扩散史的一种说法：

人类学与语言学

对于保持为狩猎与采集原始生活状态的部落的科学记载，例如对非洲Kalahari沙漠的Bushmen人与澳洲土著的观察记录。
狩猎这种行为方式，对于早期人类一些关键特征的形成，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而且其时间深度（time depth）可能需要追溯到古猿时期。

语言本身，是天然的历史记录载体：同一个事物，你我是类似的发音，那最大的可能是，你我受到同一个来源的传承。以此，我们就能够整理出语言的谱系，使得任何一个小人群的言语，都在该谱系中，找到其位置，历史的位置。

参考文献:
2

1. 1. “距今”缩写为“BP”
2. 2. http://pin.primate.wisc.edu/factsheets/index/taxon/latin/pr

元音的成型

人类进化历史中，元音的稳定成型，是非常关键的节点。因为，只有元音成型后，才能进一步伴随辅音的变化，而组合出足够多的语音，用于意义表达。
元音在任何一个语音系统中，最重要的特点，是稳定性。正是元音，支撑起了一个语音系统的构架。

鉴于我们已经无从直接观察人类早期所经历的元音成型过程，那么现在所能采取的研究手段，也就非常有限。

比较人类语音

比较动物语音

冰块贸易与东西方的殖民差异

在二十世纪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发明电动制冰机器之前，所谓制冰，只能是针对天然冰块如何隔热保存的问题，而面对这个问题，是否掌握热力学，并不具有多大的意义，因此，2千年前汉朝人用地窖藏冰和2百年前波士顿人图德经由实验发明最佳隔热冰库，是同一技术层面的事情，但有意义的区别在于，地窖藏冰一直只是富人的爱好，而图德依靠其冰库技术，发展出了全球性的冰块贸易：在冬季把新英格兰地区大小湖泊池塘的冰块切割后，船运到世界各地卖高价。要点是，冰块的长期绝热保存技术-其实，也无非就是试验锯末棉花等等各种材质来作为绝热材料构筑冰库而已。

同一个性质的比较是，新英格兰人在美国东北地区的殖民，与同一时期甚至更早时期，中国人移民东南亚地区的活动，何以有如此重大的差异。

欧洲人在北美的殖民历史，大概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末的一次以反人类的灭绝土著为条件的殖民史。一则地球上已没有重复这个过程的可能性，再则未来可能的星际殖民，我们面对的肯定不会是人类。

历史学的宇宙学原则

这个名词有点绕口，其实只是借用了宇宙学原理：对于这个宇宙的任何一个观察者来说，其所观察到的物理规律及相关物理量，都应该是一样的。
这个原理实际上就是哥白尼日心说的精神延伸：否定人类所居之地球在宇宙之中的特殊地位。
借用到历史学当中来，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并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中心人群，历史观察者依据这个“中心”人群的价值观所进行的历史观察，相对依据其他人群之价值观所做的历史观察，具有任何意义上的优势。例如，更客观，更理性，更真实，更有价值，等等。

这个原则，其实是直接与大部分历史学者所秉持的观念相逆反的。不管是目前最盛行的西方中心主义，还是或多或少流行着的各民族自我中心主义，都是违反了此一原则的。

历史的比较

当比较历史的问题提出的时候，就会感受到我们迫切需要历史的元理论。

比较历史的目的

拿两个人群做比较，甚至就拿一个人群的不同历史时期做比较，都是很自然的、也是有效的认知行为。

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历史的目的，我们预期是什么呢？ 当然不会就是一个谁比谁更先进之类的结论，那属于庸俗史学的简陋范畴。

比较，本身无非就是一种认知方法，，其目的是为更好地认识某对象而提供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能够用于验证历史理论的抽象范畴。

如何比较历史？

两个人群，要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上做比较，是需要多层面进行的，依据理论进行结构性比较。

最底层的，是技术层面的比较，是相对容易的。

所谓技术，无非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案。那么你就可以比较不同的方案，特别是，方案当中，问题解决者所面临的条件和技术思路。例如同样是木工，从原木到家具到最复杂的木制器具，问题是一样的，怎么加工，怎样考虑工具的制作，约束条件是什么，再来看各自的解决方案。

单纯技术的比较，也是可行的，因为一直到近代科学发展之前，世界上所有的技术，都并没有强烈依赖科学。反而是某种前科学形态的东西，倚附在多种多样的技术解决方案里面，所以，撇开科学思想，单纯比较纯技术，是合理可行的。

在这个角度上，古罗马和中国汉代，各自依据自己的技术能力，构造了庞大的经济社会体系，只能说是各具特色。因为如此庞大的社会体系，从技术支撑的角度上看，是有门槛的，显然古罗马和汉代都迈过了这个门槛。

至于物质文明的概念，则需要从技术的概念延伸出去。因为，技术所表达的，就是人的需求和欲望，若是再更多的把人及其社会的心理与精神需求添加一些进来呢，一起来驱动技术和物质生活的构作，就可以被很多人称为物质文明了。

那么，拿什么做比较呢？ 技术上，可以很方便地拿技术方案的积累历史。技术是可以积累的，也就是具有其历史的，这条线，是非常方便做比较的。也是比较容易得到很多人最喜欢得到的谁比谁更先进的结论的。

所谓的物质文明的比较呢，那就没那么简单，要复杂些。因为物质文明，不单纯是问题的解决方案，更主要的是适应人群的心理与精神需求的。所以比较的标准，就得根据物质文明的结构，来设立。

古埃及文明史

几个明确的历史事件都可以用来标记古埃及文明史的结束：
1，公元前332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随后是2百多年的托勒密王朝；
2，公元前30年罗马占领埃及，随后是4百多年的罗马帝国统治时代；
3，公元395年至公元641年，为拜占庭统治时代，或被称为科普特基督教时代；
4，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开始了直至今天的阿拉伯时代。
以金字塔为代表的古埃及文明，就是在1千年的时间里，经由这一系列的武力征服事件，被消磨殆尽的1。

这个下限的年代易于确定，再往上追溯的年代学问题，则困难得多。

古埃及文明史的年代学

一般的，古代史的年代学分为两个方面：文献的年代记录，考古材料的年代记录。这两个方面总是平行的，因此需要有互证的证据，才能把两者编织起来。

古埃及的传世文献

古埃及本土的主要文献：托勒密一世和二世时代马捏托（Manetho）的《埃及史》
外部文献：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

考古材料中的文献

碑铭，纸莎草纸文本

本身属于考古材料的文献，是极其珍贵的考古与文献的互证线索，但前提是，能够建立与传世文献中，名称的对应关系。

考古材料的年代

考古材料本身的年代，分为两个序列：一个是基于地层学的相对年代；一个是基于物化分析的绝对年代。
这两个序列的结合，才可能建立考古材料的年代序列。
至于基于类型学，来试图补充地层学之相对年代序列，则需要万分的谨慎，实际上，相关论据并不充分。

【例】
埃及中部阿西尤特东南哈马米亚村、尼罗河东岸的巴达里遗址。
最底层为石灰石碎石与垃圾层，含巴达里文化的陶器碎片和燧石工具；
其上为紊乱层；
再其上为涅伽达I期；
再其上为涅伽达II期。

环境特征与文明遗存特征

古埃及文明单纯地依赖尼罗河，而尼罗河是一条非常单一的地表径流型河流，缺乏大的支流，整个流域建立在沙漠之中，导致其只能在沿河两岸生成一些绿洲和腐殖土沉积带，以及入海口的大三角洲，其横向纵深大致为1～2百公里。
这样一个地理特征，导致其缺乏木材，而只能主要使用石材。正是石材的广泛使用，使得其文明遗存，诸如建筑、墓地，均得以大量保存下来。

1. 1. 古埃及文明亡于外部入侵，这提示我们中国人也许应该或多或少在某种程度上，庆幸中国的优越地理条件，显然是古埃及单纯而缺乏战略纵深的尼罗河流域所无法比拟的。

真相与意志的分界-从汪精卫聊起

真相与意志的分界这个题目，看起来似乎是非常枯燥的，但是，引发我给出这个题目的，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也肯定是会让大多数人都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曾经不怕牺牲去刺杀清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为何会在后来成立汉奸政权？
当然，这个事情连带好玩的是，张爱玲爱上一个汪精卫政府里面的汉奸之情事；而连带最好玩的，就是《色戒》里面，爱国学生们在香港摩拳擦掌准备暗杀汪伪汉奸易先生的时候，邝裕民激昂地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杀几个汪伪汉奸又算什么！”李安可能忘记了这么一个故事：汪精卫因剌杀清摄政王载沣而被捕，判终身监禁。汪精卫因此作绝笔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言归正传，汪精卫为何要去领头做汉奸？
汪精卫的一切汉奸行为，都来自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在当时没有可能抗战胜利，中国继续抗战下去的结局多半就是彻底亡国，至少，会是在战败前提下更严重的丧权辱国。
让我们都想象一下，在1938年的时候，中国政府已经撤退到了重庆，半个中国都已沦陷，全部出海口都已丧失，唯一的可以获得外援的云南至缅甸的公路也已被封锁。然后，假设你作为当时仅次于蒋介石的国家领导人汪精卫，还知道中国的军队、军工的更为具体的实力数据，等等等。。。然后，你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还有战胜外敌的机会吗？
实际上，这个判断可以说是一个纯粹客观的问题，但，又是一个需要高度历史洞察力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真相与意志的边界变得模糊，甚至两者交融起来。面对同样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其具体的认知与意志。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些典型。
促使汪精卫的决定，有一个比较大的契机，就是1937年11月德国大使陶德曼在中日间做调解，日方给出了停战条件。对于那些条件，国民政府的国防会议常务委员会议进行了讨论，大部分人倾向于接受日方条件，蒋介石也裁定可以之为基础，进一步谈判。但由于中方忽略了日方条件里面所定的答复期限，而致使日方以中方不同意那些条件为由，启动了下一步的侵略计划。
本来，这只是一个技术性错误，汪精卫，还有其他一些人，也都强化了这个印象：这么一个技术性错误，如果大部分人都倾向于接受日方条件的话，就不应该让该错误继承下去，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或者说，不该因为这么一个技术性错误，诱发日方更为肆意的侵略。所以，汪精卫决定以那些条件为基础，单独跳出来，继续与日方周旋。正是这样一个心理，我们就可以理解，汪精卫在私下离开重庆之前，给蒋介石留下的道别信件里面，最后写道：“今后兄为其易，弟为其难。”意思就是，以后你来坚持抗战，于情于理于大众，都是直接合理的行为；我则为了防备万一中国战败的情况下，给国家预备一些稍微好一点的战败条件，去走一条更为艰难的路。
然后，我们再来看当时共产党人的认知与意志：抗战是毫无疑义的唯一路。毛泽东当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来表达其对于抗战前景的分析与判断。当然，我们现在是事后诸葛亮，不能简单的以后来的历史事实来评判当时境况里面的每个人。但是，从这整个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领悟到一些客观的现象：一个可以令很多人共同认可的关于历史发展的真相，是不存在的，因为对于历史的未来，我们的意志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角色。而汪精卫，正是没有懂得此点：他没有看到自己的意志，人民大众的意志，可以在历史的未来发展里面，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对于历史发展的真相，参与政治的人的意志，本身是一个明确的参与历史的角色。那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人呢？同样的命题也是成立的。对于自我，对于个人命运，客观的发展真相，与我们自己的意志，是交融的，是不存在一个确定边界的。
至此，我们的论题似乎得花开两枝，分做两个方面来讨论：
1，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我们的主观意志可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2，在个人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的主观意志可以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但，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息息相通的。继续来看汪精卫的例子。
在很多的记录里面，汪精卫最初离开重庆，抵达越南，发表了自己的主张：接受日本停战条件，先和平了再说。然后，他及其随从人员，是打算去法国，对国事做壁上观的。而重庆的政府也派人送来了护照和汪一行人的旅费。但1939年3月21日，突发的一件事打断了汪的这个计划。当日午夜，一个精心准备多日的杀手，执机关枪突入汪一行人的住宅，杀死了汪的情同儿子的助手曾仲鸣，而其目的本来是汪本人。这件事马上令汪改变了计划，他决定自己站出来担当“收拾残局”的责任，遂行其和平计划。这，就是典型的个人不当意志，促成改变其对历史的意志，并产生实际的历史后果的一个典型例子。这样一个暗杀事件，若出自重庆政府，也并非不可理解，因为蒋介石本人或其手下，一贯有这个政治风格，这样一个行为，完全只是历史的技术性细节，并不足以构成重要的环节。而就是这样一个技术性细节，导致汪走出实质性的一步，把其所谓和平计划付诸行动，那就是汪自己犯下的个人错误了。
这个错误很简单：一定要严守历史规则与个人规则的分际，不能因为个人情感的偏重，影响与干扰对社会历史的评估与作为。所以，汪精卫之所以走上一个可耻的位置，就是从这每一个错误走过来的：先是错误地理解了历史里面意志的重要性，然后，又以个人的私我意志，掺入自己对历史的判断与行为，如此大错，也就不得不以被控为汉奸，作为惩罚了。

插入一个关于“理解”的问题。这里，我拿汪精卫去做理解，理解其行为的心理动机，似乎，就会给人一个印象：如此被分析后的汪精卫，相比单纯指控他为大汉奸，是不是显得过于温和，甚而同情？
不然。不妨看一下这篇典型的汉奸指控类文章，那个认识张爱玲的作家沈寂写的回忆张的文章。显然，这篇文章是鲜明的敌视汉奸的角度。实际上，汉奸这个词，就是典型的反映主观立场的标签。如果，我们经过分析了解了汪精卫的心理过程，那么我们还可以站在主观立场对他表示痛恨吗？
当然可以，因为这是两码事。客观的分析，只涉及到历史的评估；而主观的评估呢，则是必须要有的，因为无法要求大众一致地对历史有客观层面的理解。那么，就只有给予一个黑白分明的图像，能够表达历史主要原则的图像，作为大众认知和大众意志的基础。这是另一个复杂的关于理解的问题，这里先不展开了。

补充：
蒋介石日记表明，蒋在抗战期间，好几次有过自杀的念头，因为对取得抗战胜利感到绝望。

历史学者的基本素质

历史学要表达的，是对人类自身过去的认识和理解。
既然涉及到认识与理解，那么作为历史学者，就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素质，而这些基本素质，大都是现代教育体系所不能提供的，这就需要立志做历史学者的人，自觉主动地去培养自己。

这些基本的素质，总而言之可以说就是理解力，其实并非历史学独有的。
此点是大多数人都可以认同的，麻烦在于，何谓理解力，衡量理解力的程度有何标准，不象数学，是面向解决问题；也不象物理，是面向实验验证；在历史学领域，这些都难以有能得到一致认可的答案。
所幸的是，这类问题常常并不需要在本体论上得到一致认可解，在方法论上则相对易于得到具有一定可接受度的答案，也就是，如何提高理解力，是可以比较易于回答的。

历史学，基于其考虑对象，相应的理解力也是可以有更具体的规划，而不至于泛泛而论一般理解力。
那么，历史学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理解力，是对于政治的理解力。
何以故？
所谓历史，其全部现象，就是关于人群的故事。而政治，正是人群的核心内容之一。所谓三人成群，就开始有了政治关系的呈现。而政治现象的复杂，导致了迄今为止，人类尚未有足够成熟的有条理的政治学可资学习，而只能依靠个人的悟性。

那么，如何提高对于政治的理解力呢？
在认识论的范畴里，这是有途可循的。那就是尽可能地在政治实践中，去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解力，到一个够用的程度。
这里所谓的政治实践，有非常广泛的范围，从卷入一个小群体的组织活动，一直到管理一个国家，其所涉及的政治行为复杂度，是有诸多不同级别的差异的。
那么如何才算得上“够用”呢？
这就需要个人自己去做私有的综合判断。
一般的情况是，要达到够用的程度，既有的理解力越强，其所需要涉入的政治行为复杂度，就可以越小；反之亦然。
当然，例外总是存在的，不能否认，可能有人能够从未参与任何人群政治活动，也可以理解保密度最高的政治活动，但那会是极端罕见的悟性；而也会有人即使参与过最复杂的政治活动，其对历史的理解依然可能非常幼稚。
所以，只要有可能，就尽可能要求自己在生活实践中，去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理解力。

举一极简单的例子：
《新闻联播》每天都有无数人看，请问，那些国家高层会议，你看到的，都是开放给记者拍摄的，那么，当会议工作人员现在宣布，“请记者退场！”随后那些人的闭门会议，会是怎样一种状态，你能够进行可靠地推测与设想吗？
如果在有电视新闻报道信息的今天，你连这点都做不到，你怎么可能只是凭借一个最简单的历史记录，来推测千百年前那些当事人的决策心理呢？

历史学所需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理解力，是理性分析能力。这点本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现代基于学科的教育体制，导致对于历史学学者的培养程序当中，基本缺乏理性分析能力的针对性训练。才使得这成为问题。
那么，如何增强理性分析能力呢？
一个是逻辑的基础性训练，现在别说历史系毕业的学生，那些大学历史系教授也好，研究员也好，具有慎密逻辑能力的人，都很罕见。他们做研究，还只是局限在常识推理的层面。欲其有锋利的理性分析能力，也太困难了。
最方便的逻辑训练，其实就是数学，现代的历史学教育体制里面，是基本见不到数学的影子的。你能指望如此培养出来的历史学学生，具有何等的逻辑能力呢？
另一个，就是理性抽象能力。这个方面的状况同样糟糕。因为所谓抽象能力，迄今人类所发展出来的知识领域中，能有效训练抽象能力的，只有修行，哲学，（自然）科学。而现代史学教育中，这三者都是完全不涉入的。
所以要增强理性分析能力，方便的途径，就是在上述基础领域的学习中，训练相应的能力。

日本之大倭阙史时代

日本本土现存最早的文字记录，是712年由太安万（麻）侣撰写而成的《古事记》3卷，全书用汉字依倭音写成，主要内容为古代帝王神话。在720年由舍人亲王和太安万（麻）侣等人又合撰了一部《日本书纪》30卷附加图一卷，全书基本用汉字汉文撰写，只有少数词汇用汉字拼写倭音。该书为编年体裁，从上古到持统天皇（690～712），为现存日本本土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在此两部书之前，根据《日本书纪》记载，403年，去来穗别（履中）天皇开始有了设置史官的行为，而620年，丰御食炊屋姬（推古）天皇开始正式修史书，但是，所有那些可能存在过的史书，并未流传下来，也未被现存的史书所引用过。实际上，《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这两部书编撰时，作者所能资引的文献就比较贫乏，其主体内容是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以及语焉不详的历史，甚至，为了充实内容，还有不少抄袭自中国史籍的故事，只是把人名地名进行简单替换而已。
在日本人对自己进行历史记载之前，已有中国的史籍对日本进行了记录，因此其历史时期并不能从日本人自己开始记载算起，这个日本人自己记载之前的日本史时期，被日本学界称为大倭阙史时代。

大倭阙史时代最重要的史籍，是《三国志》之《魏志.倭人传》1。

1. 1. 《魏志.倭人传》:
   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汉书.地理志》：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今使驿所通三十国。
   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
   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所居绝岛，方可四百余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余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籴。
   又南渡一海，千余里，名曰翰海，至一大国。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离。方可三百里，多竹木丛林，有三千许家，差有田地，耕田犹不足食，亦南北市籴。
   又渡一海，千余里至末卢国。有四千余户，滨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见前人；好捕鱼鳆，水无深浅，皆沉没取之。
   东南陆行五百里，到伊都国，官曰尔支，副曰泄谟觚、柄渠觚，有千余户，世有王，皆统属女王国；郡使往来，常所驻。
   东南至奴国百里，官曰兕马觚，副曰卑奴母离，有二万余户。
   东行至不弥国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离，有千余家。
   南至投马国，水行二十日，官曰弥弥，副曰弥弥那利，可五万余户。
   南至邪马壹国，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陆行一月。官有伊支马，次曰弥马升，次曰弥马获支，次曰奴佳鞮，可七万余户。
   自女王国以北，其户数道里，可得略载。其余旁国远绝，不可得详。
   次有斯马国，次有已百支国，次有伊邪国，次有郡支国，次有弥奴国，次有好古都国，次有不呼国，次有姐奴国，次有对苏国，次有苏奴国，次有呼邑国，次有华奴苏奴国，次有鬼国，次有为吾国，次有鬼奴国，次有邪马国，次有躬臣国，次有巴利国，次有支惟国，次有乌奴国，次有奴国，此女王境界所尽。
   其南有狗奴国，男子为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属女王。
   自郡至女王国，万二千余里。

   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自古以来，其使诣中国，皆自称大夫。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水人好沉没捕鱼蛤，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计其道里，当在会稽东冶之东。其风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
   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绵。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兵用矛楯、木弓；木弓短下长上，竹箭或铁镞，或骨镞。所有无与儋耳、朱崖同。倭地温暖，冬夏食生菜，皆徒跣。有屋室，父母兄弟卧息异处；以朱丹涂其身体，如中国用粉也。食饮用籩豆手食，其死有棺无椁，封土作冢。始死，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已葬，举家诣水中澡浴，以如练沐。其行来渡海诣中国，恒使一人不梳头，不去虮虱，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妇人，如丧人，名之为持衰。若行者吉善，共顾其生口、财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杀之，谓其持衰不谨。
   出真珠、青玉，其山有丹；其木有楠、杼、豫樟、楺枥、投橿、乌号、枫香；其竹篠簳、桃支，有姜、橘、椒、蘘荷，不知以为滋味。有弥猴、黑雉。其俗举事行来，有所云为，輙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辞如令龟法，视火圻占兆。
   其会同坐起，父子男女无别。人性嗜酒。见大人所敬，但搏手以当跪拜。其人寿考，或百年，或八九十年。其俗：国大人皆四五妇，下户或二三妇。妇人不淫，不妒忌。不盗窃，少诤讼。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宗族。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
   收租赋，有邸阁；国国有市，交易有无，使大倭监之。自女王国以北，特置一大率，检察诸国，诸国畏惮之；常治伊都国，于国中有如刺史。王遣使诣京都、带方郡、诸韩国，及郡使倭国，皆临津搜露，传送文书赐遗之物诣女王，不得差错。
   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对应声曰噫，比如然诺。

   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
   女王国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又有侏儒国在其南，人长三四尺。去女王四千余里，又有裸国，黑齿国复在其东南，船行一年可至。参问倭地，绝在海中洲岛之上，或绝或连，周旋可五千余里。
   景初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太守刘夏遣吏将送诣京都。其年十二月，诏书报倭女王，曰：“制诏亲魏倭王卑弥呼：带方太守刘夏遣使送汝大夫难升米，次使都市牛利奉汝所献男生口四人、女生口六人，班布二匹二丈以到。汝所在逾远，乃遣使贡献，是汝之忠孝。我甚哀汝，今以汝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装封，付带方太守假授，汝其绥抚种人，勉为孝顺。汝来使难升米、牛利涉远，道路勤劳；今以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引见劳赐遣还。今以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罽十张、蒨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答汝所献贡直。又特赐汝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罽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装封付难升米、牛利，还到录受，悉可以示汝国中人，使知国家哀汝，故郑重赐汝好物也。”
   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齎诏、赐金帛、锦罽、刀、镜、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
   其四年，倭王复遣使大夫伊声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献生口、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丹、木、短弓矢。掖邪狗等壹拜率善中郎将印绶。
   其六年，诏赐倭难升米黄幢，付郡假绶。
   其八年，太守王颀到官，倭女王卑弥呼与狗奴国男王卑弥弓呼素不和，遣倭载斯乌越等诣郡，说相攻击状。遣塞曹椽史张政等，因齎诏书、黄幢，拜假难升米为檄告喻之。
   卑弥呼以死，大作冢径百余步，徇葬者奴婢百余人。更立男王，国中不服，更相诛杀，当时杀千余人。复立卑弥呼宗女壹与，年十三，为王，国中遂定。政等以檄告喻壹与，壹与遣倭大夫率善中郎将掖邪狗等二十人送政等还；因诣台，献上男女生口三十人，贡白珠五千孔、青大句珠二枚、异文杂锦二十匹。

俄罗斯历史

俄罗斯，如果把现代俄罗斯地域在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的延续历史的主体，称作俄罗斯的话，那么它的历史最大的特色，就是领土的急剧扩张现象。
由于这种扩张，并不足以让我们认定俄罗斯人一直以来对于领土有着超乎寻常的嗜好，而只能说，俄罗斯人所具有的地利，使得他们易于得到扩张，特别是向东的扩张；而这种扩张过程中所获得的实利，又进一步养成了其政治上对于领土的嗜好。

所谓的大俄罗斯民族主导了这个国家乃至苏联的历史，但是，俄罗斯民族本身，只是一个到了拿破仑时代才得到强化的概念。

近代中日关系史

抗日战争结束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才开始进入现代史。所以，所谓中日关系的近代史，就是以此为下限的这段历史。其上限，则不妨取为明治维新。

甲午战争

侵华战争

对于侵华战争的缘起，日本人自己的经典观点是：
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
明治维新使日本民族从锁国和封建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尽管还不充分，但毕竟沐浴了近代资本主义的恩惠，使其天赋的生活能力旺盛起来，生产发展，人口增长。这些因素同民族性内在的向外发展的欲望相结合，便企图向海外，特别是向亚洲大陆寻求民族发展的出路。英国不在欧洲大陆上谋求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却专门依靠大陆上列强间的实力均衡，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掠夺殖民地，剥削文化落后的弱小民族。与此相反，苦于土地狭窄、物质贫乏、人口增多的日本，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和亚洲大陆保持紧密的联系，这是它为谋求生存绝对必要的。
可以说那个时代本来就是一个野兽丛林的时代，因此可以说，日本侵华无非是模仿了当时作为一个强者之所当为而已。
但，一个政治集团的外部行为，出现象在一个人身上常见的那样，各系统不协调、反应迟钝、甚至目标不稳定，都很容易理解，也因此，才有如下的观察：
李宗仁《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
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田中义一并认为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阶梯。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例如沈阳“事变”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数中下级军官搞起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后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随少壮派军人之后，为其越轨行为作辩护。此实非文明国家应有的现象，然日人行之，不以为怪。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所有这些表现，都不足以影响一个政治集团在在外部行为的连贯性，以国家意志的形式表达出来。这就是，被某些现在日本人所称为“中国事变”的实质。

战前日本国内态势

财阀
派阀
军队(天剑党)
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大川周明(大行会)
作樱会

随着当时的潮流，明治的藩阀外交站在所谓富国强兵主义的立场上，运用了日本的发展政策。然而,日本的发展鉴于当时周围的状况，只能是向邻近地区即事实上唯有向东亚大陆发展。日中、日俄两次战争之后，日本终于经过朝鲜把势力伸张到满州。这又是解决日本人口问题的一个方法。
-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

西周历史

西周奠定了中华文明在随后几千年的核心特征。

文献：1

1. 1. 中国先秦古籍

德国历史

德国的历史非常严重地受到其地理位置的制约：位于欧洲中部，缺乏天然的地理隔绝，这就使得它与俄国和法国具有完全不同的扩张环境：法国西面无忧，可以一心 寻找机会向东面扩张；俄国即使向西受阻，仍然可以很轻松地向东扩张。而德国，唯有被挤压在中间，缺乏扩张的可能空间。实际上，这种地理境遇也反过来锻造了 德国的主体性，而成就了这个国家，尽管属于欧洲最晚之列，也尽管因此故而引致了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两次世界大战。

这样一个地理舞台之上，德国的历史是一个被锻造的历史，一个众多民族与众多部落被锻造为一个统一国家的历史，在时称上比英国法国落后，仅仅堪比美国。

西域

西域，在中文环境中，具有特定的历史与地理涵义。

西域商路上的丝绸

丝绸本身不仅仅是货物，同时也被长期充当货币。这个现象不仅仅是商务过程中自然产生的，背后甚至也有中央政府的积极推动。

丝绸的种类

单色织物
绢：平纹素织物。1匹绢=12mX54cm。
生绢：未经精练脱胶。大生绢、白丝生绢、白生绢、黄丝生绢。
熟绢：予以脱胶。
练：未染色之熟绢。大练、小练。
彩绢、缦：染色之熟绢。麹尘绢...
絁：

朝贡制度

朝贡制度所定义的关系

清朝

1637年，清崇德二年正月，清廷与朝鲜签订丁丑条约，循明廷旧例，全面继承了朝鲜对中国的朝贡关系。
丁丑条约要件：
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躬来朝谒。
尔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尔不讳，则朕立尔质子嗣位。
从此一应文移，奉大清国之正朔。
其万寿节及中宫千秋、皇太子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官奉表，其所进往来之表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之礼、及尔陪臣谒见并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国旧例。
--《清太宗实录》卷33。

民国史笔记

以下笔记主要是在阅读唐德刚的相关著作时而写的，记录可堪感慨者。唐氏据有大量晚清民国史料，也是顾维钧回忆录的主要撰稿人，故其史料堪称富有，唯独好发愤青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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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之后，各省都督通电建立民国，一致以美国政体为蓝本。显见其时西方政治知识的普及已经达到一定火候。马克思主义则是随后一些年才猝然燃烧起来的。

孙文非常敏感，在美国打工的时候听说了武昌起义，就立刻意识到机遇来了，迅速且执意回国赴宁，在袁世凯按照他自己的节奏尚未到位、黄兴黎元洪相争之际，成为最恰当的民国第一任总统。

然孙文面临的是，只能基于旧有的权力分布来组织新的权力机构，必然是妥协到底--一直到电请袁世凯出任总统。因为旧实力分布图中的最高点，正是袁世凯。孙文上任后才45天，袁世凯就做到位了：逼迫傅仪母子下诏退位，一举夺得首功，孙文也因之让位予袁。

袁世凯跪在傅仪母子前面，在连蒙带恐吓劝其退位的同时，与太后相对而泣，真是好戏子！

一省九督。。。清军与革命军的博弈对峙结束后，就开始了军阀混战的时代，构成了中国20世纪前半的主轴。

插一句，唐德刚真是个不谙事的老愤青，还纷纷然把一些不要紧的中文词组夹注上英文，简直莫名其妙。

从现实政治力量的角度，当时举国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袁世凯应该做民国总统，这就是一个极其有意思的事情。

继续，一个同样有意思的事情是民主共和国的第一届国会。
袁世凯于民国元年8月27日颁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该法几乎照搬美国体制，不可谓不完备。该法一出，不久全国大小政党政团达到6百多个，考虑到当时4亿人口中百分之80为文盲，只知道辫子剪了来了革命，这个态势真是，只好说是一个崭新局面，就从那吵吵嚷嚷摇身一变的800议员开始。

国民党第一任党魁是谁？
不是孙文，是宋教仁。
宋教仁真是大人才，其时也就30左右，一手制定了民主共和国的从临时约法到各种组织法，一手把同盟会改造为国民党，基本上，他才是袁世凯当时最值得注意的对手。相比之下，孙文，则主要热衷于做思想家、哲学家、启蒙者、宣传者。在袁世凯看来，远不是够量级的对手。

1912年8月25日，应袁世凯之邀，孙中山抵京，随后居留一月。
这一个月内，孙袁密谈13次，几乎是隔日一会，每次自下午4点谈到晚10点、12点甚至凌晨2点。一般都是纯两人密谈，或者仅梁士诒在座。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场景，孙，主要是凭借书生意气，对政治经济等等并无实作经验，于真实的治国基本是外行新手；袁，则是在复杂真实的权力环境中爬摸滚打出来的幸存者和杰出者。
想一想袁曾经多么娴熟地在傅仪母子面前痛哭流涕，就可以了解袁在面对侃侃而谈治国方略倾心而出的孙，会是何心态。

因此，一个老狐狸要修理一个稚鸟，太容易了。

孙幼稚之一例：试图引入日本势力来抵抗俄国对外蒙的觊觎。
之二例：因宋教仁被刺，孙力主战，但无兵无卒，竟然再一次想引入日军来打袁，真是昏到顶了，若真成事，现在评价孙，就是民族罪人了。

一个问题，放眼当时全国，可以做一个令我们后人满意的民主共和国总统的人，是谁呢？
很遗憾，我觉得没有。
所以，历史的偶然，没太大的意义，欠下的债总得要还。
这同一个道理可以用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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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简单化很多时候是必要的。
你可以想象对一个不大通世事的人说清楚历史的复杂真相吗？
就好像，你可以要求袁世凯当面对孙说这个吗？你那个一提计划就上10万20万英里的铁路是想法是幼稚的不具有可行性的。
历史简化得对比度更大一点，就是便于大家面对历史能够有说辞。

当然，这是一个互补的需求，我们唯有更了解真相，才能学会增进自己的智慧，张口说话之前该有的智慧。

孙文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痛定思痛，一举把美式憧憬，改为中华革命党之绝对独裁制度。

为什么说当时的孙文是极其的幼稚呢？就是在孙文风风光光做临时总统，后来又怒不可遏地闹二次革命的同时，日本在和俄国私下把满洲划分为南满与北满，视为囊中之物；又进一步和俄国把内蒙划为东蒙与西蒙，只等下刀。如此豺狼，孙文竟然想到引入中华腹地，帮他向袁世凯复仇。最可耻的是，孙竟然向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偎重信发出密函，声称如果日本帮他出兵，一旦成功灭袁，就把满洲和内蒙的全部利益许给日本！
（孙文致大偎重信密函日期为1914年5月11日，致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的密函日期为1915.3.14。此两密函在二战后才在日本老档案中被发现，然后相关人员一直以为尊者讳的态度予以沉默。）

吾国之近现代史真的是一部泣血之史！
遥想当年为政者，每每接到列强送达的强盗条约，以刀枪逼迫签字，如何面对与应付，真是何等之难事！
联想到自己，每次遇到一点不平之事与不平之约，都愤然不已，真是弱啊！

泣血完了之后，就得想，吾国近现代史的主题是什么？
主题是一种稳定的形式不得不终结之后，吾国下一步该走向何种稳定的形式？显然，答案迄今尚不清楚。

回到我原始的论题：社会的基本状况制约了其中的种种作为，教育是整个社会进步最主要的根基。但教什么呢？所以不得不进一步追究到精神的根基：人类的精神，藉由社会的作用，如何走向？也就是，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什么？
以个人而言，每一个人深缚其中的，是生存，然后更好的生存。
而，个人之所以自愿组织为社会，目的就是要令此社会更好地服务于我们每个人的此目的。

这个解答的开头总是好写的，但越往下，分歧就开始出现，问题本身也开始变得困难。

现代国家该如何组织，其实正是袁世凯所面临的最致命的问题，对于袁这样一个古典权力环境下锻造出来的古典人物来说，基本是回答不了的，这就导致其前后失据，甚至最终闹下恢复帝制的尴尬剧目。

假设，我们在思维的试验里面，用一个更有担待也更具有中国传统智慧的人，例如曾国藩一类的人，来替换袁世凯，那么故事的结局是否会更好一些呢？

如果说偶然并非历史的要紧事务，那么人才则是历史非常要紧的事务。一件事要成功，这件事本身得吸引足够的人才来参与。

比方说太平天国，这个颠覆清王朝的任务，如果是由另一些更有才具的人来从事，历史当然会有不同。实际上，太平天国最重要的结果反倒是延缓了旧王朝的覆灭，因为它激起了一代经世人才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