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与日志 Kosmos Draft

Author: yijun
Forum: 全球时代
Date: 2009-09-20

这个调查是我的理论历史学（ http://krsna.lamost.org/engine/node/1061 ）里面的一个小习题。具体问题是这样的：
1，你算得上了解的朋友有几个：
2，你对其面孔有记忆，并对其有大体印象的人有几个：
3，你通过朋友间接听说过的人有几个（不包括通过公共渠道获知的公众人物）：
4，你通过互联网而记住了对方网络ID的非公众人物，假设你将来有机会网下遇到其人，能够对其有印象的人，有几个：
5，基本上你每月都至少要打一次交道的人（包括网络上仅知其ID的人）有几个：
6，你的年龄。

以上每一类，都去除前面的那一类，就是说，你对其有印象的人的数量，就不必包含算得上了解的朋友的数量了。
希望有尽量多的人能够帮我回忆和计算，有一个大概数量即可。

Author: yijun
Forum: 精神传统
Date: 2009-09-19

我想，这是修行者初始阶段最为艰辛和困难的工作： http://krsna.lamost.org/engine/node/1060
值得做更多的讨论。

Author: yijun
Forum: 史前人类
Date: 2009-09-17

最新的“中国制造”商品不是塑料玩具或鞋子，而是狗。ScienceNOW报道，一项新研究认为狼首次被驯化的时间是大约16,000年前，地点是亚洲东南部。这是关于狗起源争论问题的最新成果。 多数研究人员都相信狗是狼的后裔，但驯化的时间和地点一直难以确定，因为考古学家无法区分狗和狼的残骸。过去10年，遗传学家开始通过DNA寻找起源的线索。2002年，斯德哥尔摩皇家技术学院的遗传学家Peter Savolainen和同事分析了来自全世界的38头狼和超过500只狗的线粒体DNA。他们发现多数遗传的多样性——一个物种起源的记号——来自于东亚，因此断言狗首次是在东亚驯化的。但上个月，对非洲农村地区狗的研究质疑了这一结论。研究人员收集的样本显示非洲狗的基因多样性与东亚相当，虽然他们没有声称狗起源于非洲，但认为Savolainen的数据并不足以支撑东亚起源说。现在，Savolainen、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张亚平（Ya-Ping Zhang）及他们的同事对狗进行了更广泛的调查。他们分析了在欧洲，非洲、亚洲和东亚地区的超过1500只狗的线粒体DNA，他们还研究了40头狼。他们随后对8头狼以及代表1500多只狗基因多样性的169只狗的线粒体基因组完整测序。数据确认狗的首次驯化是在长江以南地区。报告发表在《分子生物学和演化》杂志上。

Author: yijun
Forum: 生命
Date: 2009-09-17

《连线》报道，安慰剂效应正随着时间而得到增强，制药公司正迫切想知道原因。 制药巨头默克公司深陷困境：2002年它的销量落后于竞争对手。而更糟糕的是，5个畅销药品的专利已到期，这意味其它公司可以向市场倾销廉价的同类产品。因此它将希望寄托于一个大肆宣传的抗抑郁新产品MK-869（代号）：一种据称能控制大脑中枢神经的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新药。MK-869初步试验结果非常乐观，副效应非常小，默克声称它具有颠覆市场的潜力。但MK-869很快便遇到了麻烦，测试者确实表示他们的症状减轻了，但同时向对照组志愿者提供的安慰剂所起的作用反而超过了真实药物的疗效。对制药公司来说，这是令人尴尬的结果。MK-869不是唯一一个输给安慰剂的药物。从2001年到2006年，新药因为第二阶段临床试验中效果不如安慰剂而被淘汰的比率上升到了20%，第三阶段上升到了11%。其结果是，2007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只批准了19种药品，2008年是24种。1990年代，制药巨头的利润超过了石油巨头，但同样的药物今日的FDA可能就不会同意批准上市。从1980年代起，安慰剂的效应正得到显著的增加。一项估计认为安慰剂作用几乎提高了一倍。

Author: yijun
Forum: 宇宙
Date: 2009-09-16

直播页面： http://webcast.bao.ac.cn/
请使用IE访问该页面。第一次打开时会要求你安装插件，安装屏幕提示安装，并注意如果你的电脑可能提醒你是否阻止该连接，不要阻止，即可。
现在是在循环播放lamost的建设纪录片，明天上午会有2009年日全食活动总结会议的直播，以后天文台有什么活动，一般都会在此页面进行直播。

Author: yijun
Forum: 神圣世界
Date: 2009-09-15

李零：入山与出塞

我的考古梦——《入山与出塞》自序　　

我是一个按计划写作的人，即使单篇论文，也多半是照书的设想来写。可惜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层出不穷的学术会议、庆祝活动和各种约稿，常常把我弄得方寸大乱、手脚大乱，陷入焦躁，或者不如说，是狂躁之中。多少年来，我一直想摆脱这种运动周期，静下心来，像顾炎武提倡的那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读考古，享受考古，按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写点笔记和游记性质的东西。所以，我很感谢文物出版社给我这个难得的机会，让我把这方面的感想总结一下，希望就此开个头，从此走向轻松愉快。

　　这本小书，收入的是我讨论考古、文物的文章。这些文章，并不是全部：凡与我已出版的书重复，一般不再收入；已经写出，还凑不够一组(主题明确的一组)，也暂时搁置一边。它是以“入山与出塞”为主要话题，兼收其他作品，按讨论对象不同，分为八组。

　　我的第一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应《文物》月刊约稿，纪念《文物》创刊50周年，叫《入山与出塞》，可以看作全书的绪论。其实，它和我讲方术的两篇文章有关，即《秦汉礼仪中的宗教》，还有《秦汉祠田寺 通考》（收入拙作《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1年），思路是从那里延伸出来。此外，它还包含我对上两个世纪之交“五大发现”的历史回顾，也是用来纪念新千年的，同时具有展望的性质。所以我特别谈到了眼界的问题。

　　我说的“入山”，是道士热衷的话题(参看葛洪《抱朴子·登涉》)。李白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入山”本来是和寻仙、采药有关，但这里，我要讲的却是祭祀遗址的研究。因为考古工作者，他们要找的首先是有人的地方，要挖也是城邑、村落和附近的墓葬，多半人口密集、道路辐辏。而古代的居住中心也多是后来的居住中心，文化层一层压一层(比如郑州商城就是压在现在的郑州城下，洛阳和长安也是很多朝代的古都)。考古工作者从现代城市出发，从他们的研究所或工作站出发，主要还是去这类地方。随工清理更是如此。但我想指出的是，古代也好，现代也好，还有一些人，他们特别喜欢去的，恰恰是没人或人烟稀少的地方。比如古代的祭祀遗址，很多就是这样的地方，特别是名山大川。人类对这些地方的疏远和向往，一直是非常吸引人的话题。它们在考古学家的视野中，理应占有一定的位置。况且，从沙畹和凌纯声的思路来看，这类研究还能提供宗教地理的文化视角。没有这种视角，我们很难理解古人，对文明的探讨也不免流于浅薄。

　　“出塞”，我也不是讲昭君出塞，而是讲早期艺术中的外来影响。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新问题，我国的隋唐考古，本来就有这种眼光。比如石窟寺和金银器，前者是佛教艺术，肯定和印度、中亚还有丝绸之路有关；后者受粟特、波斯、罗马和拜占庭影响，也是谁都否认不了。只不过，我关心的是年代更早的问题。我讲这类问题，不是为传播论张目，也不是给外国人帮腔。我只想说，我们千万不要低估了古人的能力。他们没有飞机、火车、轮船，也没电报、电话和网络通讯，但他们是时间富翁，探险精神比我们强，乌龟和兔子赛跑，我们不能小瞧。特别是与艺术有关的奢侈品，它们的播散，更是如此。即使是石器时代，也会碰到这类问题。中国和外国都一样。

　　这两个问题都是属于“睁开眼睛看世界”。它是一种鼓励，不是一种贬斥，更不是针对哪个人的批评。

　　我的研究也许并不成功，但我相信，它的方向没有错。因为，即便研究中国，也是天外有天：汉族之外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外有其他国家。当我们承认中国艺术可能受到外来影响时，反过来的情况也一样。这不是现在才有的特殊问题。

　　我的眼界有限，水平有限，但学术本身是没有疆界的。

　　作为“入山”这个话题的个案研究，本来我想写一组祭祀遗址的调查记，包括喀左、宁乡、甘泉宫、后土祠和雍五田寺 ，还有八主祠。但有些地点没跑完（喀左和甘泉宫），这里留下的只是一篇有关“祭坛”和“祭祀坑”的读书笔记。我把这篇文章也收入第一组，算是第一篇文章的参考。

　　至于“出塞”，在《入山与出塞》中，我是举翁仲和有翼神兽为例，但没有机会展开讨论。这里的第二组和第三组文章，就是专门讨论这两个个案。读者不难发现，它们涉及的不仅是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传统，也包括中国古代动物造型和动物纹饰的有趣话题，甚至还谈到秦汉纪念性建筑的装饰，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可以归入艺术史的研究范围。

　　同样，在后面的两组文章中，我也讨论的是艺术史的话题。一类问题是“早期艺术中的宇宙模式”。这个问题不仅表现在秦汉以来的墓葬设计上（如壁画墓的设计），表现在明堂类礼仪建筑的设计上，也反映在很多随葬品，如生肖俑、墓志铭、铜镜和六博棋局的图案，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上。另一类问题是“早期艺术中的神物图像”，我讨论的主要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太一神，还有其他一些形象相似的神物图像。

　　我希望我的读者不只是关心考古学的专家，也包括关心艺术的公众，特别是像我一样有各种探讨兴趣的普通人。

　　本书的第六组文章是我对淅川楚墓(包括下寺、和尚岭和徐家岭的楚墓)的讨论，内容是集中于墓主和年代，即学界关心的问题。但对楚文化，我更关心的不是断代分期，而是地区差异。我认为，讲地区差异，恐怕不能太过分。因为商周时期，文化落差越大，文化倾泻越强，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面貌差异反而小；东周，特别是战国时期，强调文化个性的背后是彼此趋同，面貌差异反而大，有同异的假象。因为从情理上讲，楚国当周之南，越是早期，活动范围越偏北，比起吴越，比起巴蜀(更不用说楚国以南的纵深地区），肯定更接近北方。它是南方各国中，在文化上最接近北方的国家。楚国特色，以铜器和字体而论，是从春秋末期才冒头，越到后来越突出，并非一开始就如此。六国异制的真实背景是，它们在文化水平上比较接近，交流和融合非常活跃。楚国并不例外。如果对地方特色讲过头，不但后面的秦汉没法讲，前面的商周也架空。这个问题在考古研究上，和外来影响一样重要，而且是互为表里。我很希望讨论这一问题，但只在罗泰教授编译的文章中讲了几句，后来也没有回到这个话题。浅尝辄止，深入是谈不上了。

　　“楚国铜器研究”，和前者一样，对我来说，主要是“后《孙子》时期”的研究（这之前，我曾花过很多时间研究《孙子兵法》），即我当研究生时关心的问题。我把它放进了第七组文章。当时，我有一个看法，就是铜器的分类，还不完全等于通常说的类型研究。我理想的分类研究，是从总体上，把铜器和陶器，早期铜器和晚期铜器，兼顾铭文、器形、组合、功用，打通了研究。不光是强调眼睛和眼睛看到的差异，像新石器时代那种不得已的方法，还要考虑它内在的东西。我更强调连续性，而不是断裂性。因为有些东西，表面看，前后差异很大，但仔细考证，却是同一类东西；有些东西，表面看，前后非常相似，但认真研究，却是另一类东西。商代、西周，以迄秦汉，前后演变，或同类而异形，或异类而同形。自其变者而观之，固然是几十年就划一段落，但自其不变而观之，它们在类别的系统上却是万变而不离其宗。我们不能把茶缸和笔筒搁在一起排队。因此，对于分期断代非常重要的纹饰演变，我反而觉得是牝牡骊黄，并不留心。正是基于我在《铜器分类演变的研究提纲》一文中的理解，我对楚国铜器的分类和用鼎制度提出了一些和前辈不太一样的想法。对铜器和仿铜陶器，它们在组合上的意义，以及等级规格问题，我的理解，和很多专家也是大相径庭。

　　和很多年前一样，我希望我的读者理解，这是为了补充类型学，不是为了颠覆类型学。

　　本书的第八组文章，是一组读书札记。有些是讲器物，有些是讲中外比较。其中讲器物的几篇，有三篇涉及王莽，可以反映我的兴趣所在。我认为，中国历史大转折，有三个人特别重要，第一是秦始皇，第二是汉武帝，第三是王莽。他们所在的历史时期，都留下了不少和制度史有关的文物。前两位，大家毁誉参半，既嘲笑其迷信荒唐，又颂扬其统一之功，还多少有点好印象。但后一位，大家众口一词，都说是个大坏蛋。我觉得，这不是历史学家的态度。因为在我看来，作为制度创造者，这三个人是前后相因，互相反对，缺一不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贡献，不能都从道德(伪不伪)和正统（篡不篡)立论。我希望有人能搜集这方面的文物，从制度史的角度，对他们做比较研究。但时间、精力有限，我还无法深入。中外比较，我也只是拿同类现象，互相对照，开启思路，并不是说“像”就一定是传播的结果。这类文章，现在写得太少，今后看书多了，跑路多了，可能会多写一点。另外，我希望，对艺术和美学的话题，以后能有更多的关心。

　　一切为了好玩。

　　上面的介绍，尽管有自己的分类，但还是不免有家法混乱之感，让习惯成说的读者难以归类和定位。因为我自己根本就没有门派，也没有学术畛域和疆界的划分。前不久，有个朋友突然问我，你是干什么的。年龄已过“知天命”的我(认命吧），要是填表，我会毫不犹豫，但跟朋友讲真话，话到嘴边，还真犯嘀咕。就是呀，你到底算是干什么的呀，我对这个问题，确实有点糊涂。

　　我想说，我是研究考古的。因为从名义上讲，我的本行是商周考古，专业主攻是殷周铜器。但我知道，这肯定不对。因为我早就离开了考古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也离开了田野工作。而不做田野发掘的人是不能叫“考古学家”的。我只能说，直到今天，我还是一名考古学的热心读者。尽管由于行业的壁垒，讲起话来，难免壁上观与门外谈，隔靴搔痒。但我对自己流于边缘的身份，却并无羞愧。

　　记得当年，我刚到考古所，那时我的工作是整理金文资料，一门心思全在古文字。有一天，从外面进来一人，雍容而高大，我从大家迎送的气氛看得出来，这可不是一般人。等他走了，我问，这是谁呀。他们说，这就是著名的苏秉琦先生。然后，我问，他是研究什么的。他们告我说，他什么都研究。当时，我提了个傻问题：他懂古文字吗？大家说，懂，当然懂。但我从老同志的眼光看得出来，我的问题真是太蠢了。

　　1977到1983年，我在考古所，前后呆过七年，有苦也有甜。刚进这个门，我还真不知道，考古算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像圈外人照例会有的误解，我有数不清的浪漫幻想，还以为它是和探险寻宝有关，用艺术的手指触摸历史，用细密的考证印证文献，神得很（这是它让很多年轻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去的原因）。但我当研究生，头一堂课就是讲“划清界线”，第一是和历史学，第二是和民族学，第三是和古文字学，第四是和金石学。最后一条，还有文物研究。老师的讲法很合理(看得出来，是和西方考古学的家法有关），但令人不快，很有点自绝于学术之林的味道，让酷爱自由的我，好像当了弼马温。到了这步，我才明白，要学考古，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告别幻想，准备发掘”。1982和1983年，我参加过两次田野发掘，都在陕西：一次在西高泉，挖秦墓；一次在沣西，挖西周遗址。这些辛苦和我当年的其他辛苦一样，都是属于杨白劳，但它让我学到很多东西。尝过梨子，才知道梨子的滋味，原来考古主要还是和“土”打交道。

　　现在，我完全理解，凡是和“古”字打交道的人，都是“古”上长“草”，苦得很。考古是这样，古文字、古文献也是这样。对于所有受苦人，我都非常佩服。

　　但苦尽甘来，总要有些值得为之牺牲的目标，没有谁是为了受苦而受苦。“文革”的经验告诉我，为了受苦而受苦，不是愚弄就是欺骗。回想当年，嘴上不说心里说，我对我置身其中的学术气氛，确实有很多不满，特别是拉帮结派，偏狭狂妄，“刘项原来不读书”。因为，不知怎么一回事，干我们这行的人(当年我可以这么讲)，有人总是自卑完了又自大，唯恐别人贬之为材料和工具，但又无奈和自甘于这样的地位和命运，熬成婆婆之后，神气起来总是说，别人会的我都会，我会的他们都不会，一万年之内，皆可得而言之。

　　我心里想，考古学怎么会是这样的学问呢。

　　后来，当我几经磨难，终于回到我阔别已久，真正着迷的古文字研究，回到我原来下过很多工夫，一直非常醉心的古文献研究，想不到的是，十五年后，时过而境迁，我却突然怀念起我洒泪而别的考古学来。转了一圈的我，到现在才终于明白，考古是门很大的学问，而什么都学了一点的我，实在非常渺小。我原来崇拜的东西，古文献也好，古文字也好，跟它相比，只是今人叫做“工具”古人叫做“器”的东西。子曰：小道可观，致远孔泥（参看《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它们要想发挥更大的作用，恐怕都应融入考古学的视野，就像江海不择细流，大固不可容于小，但小却可以容于大。即使是历史学，按我们的习惯，好像可以包容考古学，但它的研究范围，受文献史料制约，从真正的时间跨度讲，还是没法和它相比。特别是，破石头，烂瓦片，原来看上去好像最枯燥乏味的石器时代，我相信，它们才是探讨“人类之道”的用武之地。我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感到，我和孳孳于一字之是非的古文字学家并非一伙。或者更彻底地说，我觉得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学者”，特别是真的能够守住一行一业，从一而终，现在叫“教授”（professor的意思是专家），其实是“专业从业员”的人(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也可以叫“学术工人”）。我相信，在本质上，和年轻时一样，我还是个读野书的人，或者也可以说，是个被革出教门，逡巡窗前，徘徊墙外，始终不忍离去的人，人称“学术流浪汉”者是也。

　　然而，我还能回到我的精神家园吗?

　　在这本小书中，我以《入山与出塞》为题，寄托了我当年的学术之梦。虽然和真正的考古相比，它只是零打碎敲。但“人不爱昆山之玉，而爱己之一苍璧小玑”（《吕氏春秋·重己》），我相信，这些小东西，它们来自考古，也能回到考古。小东西的背后，照样会有大问题（我们应该把小学问做成大学问，而不应该把大学问做成小学问）。它们也许出现频率不高，没有统计学的意义，不像陶器那样，可以结合时间谱系，参考地理分布，做类型比较，按前后排队。但我想，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们的研究，只要能相互补充，地上和地下，粗陋和精致，传世品和发掘品，奢侈品和日用品，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微缩艺术和纪念艺术，小学问和大学问，没有什么是我们应该加以拒绝的。

　　因为，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实在太少了，我们不能再存自残自杀的念头。

　　为此，我祈祷上苍，让它把考古学的精神魅力，它的博大胸怀和想像力，重新注入我的每一个细小研究。

　　人类的知识体系，落实到个人，落实到他百年期颐的短暂人生，其实都是千疮百孔。即使今天，我们也还是勉为其难，力图用几个精致的学术支点，撑拄粗陋的人生感悟，和古人并没有两样。朝好了讲，是悟性很高；朝坏了讲，是信口开河。这就像一个成天见女人，但拢共也不认识几个女人的男人，他不只是举一反三，举一反亿，而是开口就总结人类的一半，好像真有什么统计学的根据。因为女人可以按妈妈、姐妹、妻子、女儿、女朋友、女同事划分类型，他是通过类型来认识问题，和考古学一样。这很可怜，但没有办法。即使再大的学者，他和普通人也没有两样。

　　因为我们的眼界都非常狭小（特别是在分工已成天罗地网的今天），所以才特别需要博大。

　　博大可能带来粗疏，但粗疏并非博大之别名。在我看来，它只是不讲门户的意思。

　　王国维先生说，学问是没有“古今中外”的（见所撰《国学丛刊序》）。

　　张光直先生说，“三代的研究是没有学科的”(见李永迪《与张光直先生谈夏文化考古》，收入《四海为家》，三联书店，2002年，177-187页）。

　　他们都是没有门户之见的大家。

　　我很赞同他们的说法。

　　2002年6月30日

　　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补记：

　　我特别欣赏张光直教授的《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收入他的《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126-128页)。他讲了四条，第一是考古学前途无量，田野工作是精神享受；第二是研究考古，老是本钱，我们应敬老尊贤，但不要拉帮结派，只跟一个老师学；第三是不要只读考古书，作茧自缚；第四是不要以中国画地为牢，也要了解外国，了解世界。很多怀念他的人都着重提到他的第二条，即“我们因为多年来在一个小圈子里面一起工作，不免有种种的恩恩怨怨，人与人之间常形成派系关系。你们年轻人万万不可卷入。假如有人拉你入伙，便躲他远远的”。但他说的“如果有位老年考古学家，坚持你只许跟他学，或是不许你有自己的看法，我就建议你另请高明”，这条也很重要。

Author: yijun
Forum: 生命
Date: 2009-09-14

如果有人知道这方面的工作，请告知。
感觉人类发出稳定的元音，是进化史上非常关键的节点。比较下类人猿的发音能力的进化状况，会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也是一个极端隐秘的问题，是人类后来发现的，修行当中声音的作用。例如密宗。人类发一些声音，是有缘故的。

Author: yijun
Forum: philosophy
Date: 2009-09-13

重新给大巴定位，因为整版都是我一个人在写东西，完全与我的《文章与日志》重复劳动，没必要。
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自己的写作，不在这里重复贴了，而大巴呢，完全作为一个客厅性质的地方，我随时提出一些我认为值得讨论的问题，（当然，我的问题一般都是与我正在写的东西有关），大家随意进到客厅，乐意参与讨论，就吱声，不乐意开口，那就随意坐，只是没茶水。当然，非常重要的是，大家也可以随时提出自己所想的问题，一起来讨论。

这里开个头。常有人说，西方思想乃至科学的发展，甚为得益于逻辑学在古希腊的充分发展，而相对的，中国之所以科学落后，也就是因为逻辑学落后。
我在这里 http://krsna.lamost.org/engine/node/990 是质疑这个结论的，那样过高估计了逻辑学在思想史乃至科学史中的地位。如何恰当地评估其地位，尚是一个有待完成的写作。

欢迎参与讨论。

Author: yijun
Forum: 站务管理
Date: 2009-09-11

以前的《索引与日志》，修整为更加具有章节的结构，主要的文章在那里写，所以也就更名为《文章与日志》，因为所有的严肃文章，都可能随时修改，越来越不像日志了。
所以整个站点目前就是两大块，文章，和这个论坛。文章部分，我个人发文的地方，论坛，则希望有更多的讨论，而不至于依然是我个人发文的地方。。。太重复建设了呵呵。

Author: huanghuang
Forum: 乘客报到|聚会报道
Date: 2009-09-09

如果kosmos是本书的话，那么我要直到把它翻烂为止

Author: yijun
Forum: philosophy
Date: 2009-09-09

哲学作为基本技能，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部分：
1，数理逻辑；
2，人类行为与心理分析；
3，自然认知理论与社会认知理论；
4，面向精神的哲学。
如果我们要建立新哲学，就必须从这四个方面开始着手。

Author: yijun
Forum: 前国家世界
Date: 2009-09-08

2009年7月30日～10月7日，《秦汉——罗马文明展》，在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
http://art.china.cn/huodong/node_5150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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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机-汉代与罗马:两种文明生产、生活方面优劣比较

(2009-09-03 09:51:36) 　
　　■演讲者小传:
　　孙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馆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物学家。1929年9月28日生于山东青岛。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0年毕业后在北大历史系资料室工作。1979年调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工作。1986年评为研究馆员。著有《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论》、《中国圣火》等书。
　　■中国著名文物学家精心研究并全方位讲述汉与古罗马文化差异。
　　■两个文明很多地方是很难比较的，有的是不能比较的，有的是不好比较的。
　　■中国在汉代的生产、生活方面，不仅领先罗马，而且领先世界。
　　■主讲人：孙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时间：2009年8月29日
　　■地点：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大屏幕厅
　　■哪些方面难做比较
　　把汉和罗马两个不同的文明放在一起展览，这在咱们国家还是第一次。把两个文明做比较是很难的。在谈到两国文明比较之前，有一些事情应该说清楚。有种观点是，丝绸之路的两端是汉和罗马，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来的，在中国古代的文献里从来没有出现这个名称。直到魏晋南北朝，丝绸之路在地图上还只是一条虚线。据唐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的说法是根据马粪或枯骨作为路标，然后进行九死一生的探险式穿越。
　　丝绸是通过很多的间接的渠道，一站一站的逐渐传过去的。这时候罗马和东汉不是丝绸之路的两端。所以，两个文明很多地方是很难比较的，有的是不能比较的，有的是不好比较的。
　　首先，不可比较的是社会制度。
　　罗马从事生产劳动的基本上是奴隶，是奴隶制国家，罗马公民后来一般不参加劳动。而汉代不是奴隶社会，是封建社会。到了东汉中期一个贫苦的农民还能保持差不多有25亩地。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无法比较，就是宗教。汉代人宗教观念比较淡，没有形成一个全国人民共同崇拜的大神。
　　还有一层不太好比较，有的民族有一些艺术的或者文化上的特殊成就。它是很长的历史的积累，不在这个环境很难出现。比如罗马雕像。西方注重人体美，最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人家都是光着身子跑的，这个传统中国没有。而且西方出现了雕塑家艺术家，而汉代以前中国没有这个职业。所以不同的民族在历史过程里形成的一些特殊成就有时不太好比较。
　　除此之外，一些生产生活的具体领域是可以比较的。但是，我们应把它的背景弄清楚。比如罗马金铜的水龙头阀门，罗马的铅管，还有中国六角形陶管。六边形陶管是下水道，走脏水的，罗马那个阀门及渡槽是供水的，是世界建筑的奇迹。不能据此得出古罗马文化比汉文化先进或落后的结论，因为不能用下水道和人家上水的阀门相比。
　　在西方学者有一种说法，认为罗马后来的衰落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铅中毒，就是因为铅的水管里铅超标了，以至于使罗马人的智商降低了。如果这个说法有一点成立的话，那么还不如干脆喝汉代的井水更加安全。所以，有些东西的比较还是要慎重。如果是把性质不同的相比较不太合适。
　　我把汉代和罗马的一些生产、生活方面据我所知做一下比较。
　
　　汉时已有犁铧，掌握了发酵技术
　　农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你得耕地，松土犁地。
　　犁这个东西是什么？犁的作用是松土。有的时候不好往前，扬一点，拉不动了往上一翘，让它过去再来。
　　而罗马当时还没有像中国这样的犁铧。后来，差不多在十三、十四世纪以后，欧洲，那时候已经没有罗马了，欧洲犁上才有一个泥土翻板，是木头做的，不像金属做的那个样子，角度老不合适，有的土翻起来了，可是就地就掉下来了，不是翻到一边去。
　　除了翻土，我们看粮食去壳（去糠）。罗马人是拿着一个篮子，最好是到山坡刮风的时候，篮子来回抖把糠吹出去，而中国在汉代就有了碓与扇车。这个东西欧洲知道是十六世纪，很晚了。
　　中国粮食作物是粟（小米）、水稻，罗马不是，所以不能作比较。不过中国有小麦，欧洲也有小麦，小麦中国也吃欧洲也吃。吃面就要磨，汉代也是石头磨，罗马也做，磨出来的面做面食，中国在汉代的时候就有馒头，而且是发面馒头，当时叫起酵饼。罗马人吃面包，我们现在吃的面包也挺好的，可是那时候的面包是不发酵的，是死面的。
　　死面的面包烤出来以后不吃，放几天再吃可就考验你的牙口了。
　　十五世纪，奥斯曼帝国打亚美尼亚的时候，有一个奥斯曼帝国的将领，亚美尼亚人很不欢迎入侵者，一个妇女拿一个面包一下子就把一位奥斯曼将军脑袋开瓢了。大概一个死面面包就像一个砖头一样坚硬。
　　中国有发酵的工艺，所以中国的酒很先进。我们知道世界上酒是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然发酵的果酒（水酒），水果几天不吃会发酵，这样的叫果酒。
　　再进一步是粮食酒，商代人用粮食做酒，分两步，第一步先把淀粉变成糖，第二步再把糖变成酒精。第三个阶段是已经酿出来的酒再蒸馏，就是蒸馏酒，蒸馏酒度数高。这个阶段汉代和罗马都没有突破。
　　但是汉人喝的酒是两个步骤，第一步用曲把淀粉变成糖，第二步用酵母把它变成酒精。欧洲的伏特加、白兰地等一直是果酒，没有第二步。所以说古代中国在生物化学这方面很发达。
　　 　　■手工业
　　古罗马发明了架锯和刨，优于汉朝
　　这次展览中有一些基本的生产工具，不论罗马也好，汉代也好，非常一样，斧子、锤子等，基本一样。其中有一个线锤，就是吊线的线锤，我们这次展出了罗马的线锤，那个图是中国的，我们看是一模一样，说明人类有很多共同的想法。但是，有很多我们司空见惯的工具中国没有罗马有。比如架锯，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就很普遍了，中国没有。中国人如果开木，是根据直线一个一个打楔子，最后撑裂。
　　另外一个是刨子，公元前一世纪罗马既有架锯又有刨子。
　　中国的架锯最早见于《清明上河图》图中十字路口有一个修车的车摊，地下放着一个锯，那是中国看到的最早架锯，中国之前有的是刀锯，刀锯都比较小，是无法开大树的。同时我们也没有刨子，什么时候有的？到了明朝才有刨子。这些中国开始没想到，有了以后，中国很快发展成蜈蚣刨，蜈蚣刨现在不大常见，它不是一个刨刃，是一排刃，所以后来中国硬木家具很快发展起来了。
　　如果当时像文章说的真有一条丝绸之路，那么，罗马的架锯和刨子应该同时传到中国来，不但当时没传来，而且这两样这么重要，这么好用，木工简直离不开的东西传到中国的时间差了很长时间，一个是南北朝之间，一个是到了明朝。所以当时中国和罗马是没有直接联系的。
　　■冶金业
　　欧洲在古罗马后一千年才有铸铁技术
　　现代国家要立国，冶金业非常重要。冶金方面中国西周末就已经有了人工炼铁。如果温度只是1000℃以下，出来的铁就变成小铁珠，这种铁叫做海面铁，比较松软，海面铁再需要锻打，加热锻打一昼夜，海面铁里的石头渣子才能排出1%，很缓慢。但是，中国原来在商周青铜时代的时候就有炼炉的竖炉（小高炉），把这种技术用在冶炼上，所以中国到战国以后就已经用小高炉炼出来铸铁，是铁水，是液态，在海面铁里排出渣子。
　　古代没有合金钢，就是铁，生铁里的夹杂物，那些炭是片状的，所以容易碎，比较脆。汉代把生铁搁在闷火炉里多日，900℃左右，把炭从片状变成团絮状，这样的铁就可锻铸铁，可锻铸铁的性能在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接近铸钢了。
　　不光是罗马，到波斯也一样，表现铁匠神的标志物都是铁砧。
　　中国这时候可以铸铁，铸完了以后锻化。一次一炉子生铁，可以铸几百个镰刀。如果是一个一个地锻，效率要低了不知多少倍。所以在这方面中国当时遥遥领先，欧洲是公元一千多年以后才有铸铁，而且锻铁成性，他认为铁非锻不可。到了公元前后有的罗马炼铁炉温度提高了，出来铸铁了，出来铸铁以后，罗马人认为无法锻，当废物扔了。
　　在电视剧《汉武大帝》里，说匈奴兵和汉兵打仗，匈奴兵用刀一挑，汉兵的刀剑都断了，没办法派张骞去西域，西域找大月氏女王，后者给了张骞一些黑不溜秋的面儿，大概他认为是添加物，然后汉的武器就好使了。这是颠倒黑白！当时匈奴不会炼铁，《汉书》里说一直到中亚全不知道铸铁，后来是汉朝的俘虏兵传过去的。
　　我们这个展览里还展览了一些钱币，罗马的钱和中国的钱，罗马钱是拿钢管擀的，一块银子、金子或者一块铜，加热以后拿钢膜砸成一个国王的像等等。中国的钱特别是汉代是铸钱，而且是叠铸。
　　钱币一个一个拿钢膜去打，这个费劲，货币不可能那么多。用叠铸方法铸当然多。从西汉到东汉铸了多少亿枚，而且基本上保持一致，大小厚薄重量一样。
　　我们现在从玻璃柜里看罗马钱漂亮，中国古钱都傻眉傻眼一个样，可是你要知道，四百多年一直保持稳定，作为交换媒体一直在起作用。
　　 　　■建筑
　　汉建设讲究就地取土，古罗马用石材
　　罗马的建筑和汉的建筑不同。罗马建筑像教堂、斗兽场、议事厅等等，都是石头的，当时整个西方建筑都是石建筑，中国建筑是木建筑。石头建筑最典型的代表是埃及金字塔，因为金字塔是最适合石头的特点，是一块块平着叠起来的，而且形状非常稳定，所以金字塔四五千年了还在那儿，虽然高度下降了，上面有很大一块被风吹了。金字塔根据史料知道，是先有十万人，用了十年修路，再有十万人用三十年修塔。尼罗河三角洲根本不出石头，石头是运过去的。600万吨石头还需要打磨，据说原来两个石头中间插不进刀去。这个建筑工程，只有在奴隶制发达、宗教狂热这两个条件下才能盖起来。
　　中国没有宗教狂热，没有这个需要。在汉代，在中国的中原地区，我们知道是黄土地带，中国的黄土是风尘黄土，不是水冲过来的，扬沙天气带来的，几十米深，黄土有一个特点，只要把它夯实了，就成了房子了，这样的房子是就地取材，而且盖起来墙加厚冬暖夏凉。
　　汉代的明堂辟雍，好几层的楼，地下的角是空面，都是单层的，底下这一大块是夯土，下面的楼底下的心是夯土。我们知道，在洛阳北魏的时候有一个永宁寺，是当时全国最高的塔，外面看是九层，其实当间有一个土心，一直到五层，外面是一个九层的塔。所以中国当时不愿意更多地用民力，对用老百姓的力量是有节制的，要求是既实用又低成本的。这跟当时欧洲的建筑不一样。欧洲奴隶制时代真是有一些很伟大的建筑。像埃及有一个卡尔耐特神庙的大柱子断面上可以坐十个人，整个起来多大个？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埃及的起重技术还不能够完全了解。现在来讲那样的起重技术也是大工程。所以应该有整个社会背景在里面。
　　■交通
　　汉朝优在：马车驾轭、航船用舵
　　交通很有意思，最早在原始社会里用人力，后来有了橇，拖着橇，后来用两个轮子，开始用人拉，后来用牲口拉。那么牲口怎么绑到车上让它拉车呢？这个叫系驾法。比方说古代印度用牛拉车，把车绑到牛犄角上。在罗马、埃及都是绑在牲口的脖子上。我们知道无论是马，无论是别的，跟人颈部构造都差不多，都是颈椎在后面，气管、食管在前边，这种系法正勒它的气管。拿脖子拉车叫颈带式。这在欧洲用了很长很长时间，一直到九世纪。
　　中国古代不这样，最早的时候，那个就是秦始皇的车，他是马的脖子上架一个轭，轭有两个角，那时候车是独辕，一根竹竿旁边俩马，其中一个马有轭，它用轭里面拴一个绳，那边也是从里面拴一根绳，马是胸部使劲。所以完全不勒脖子，脖子这儿有根带，是帮助轭位置别偏了。这是轭靷式系驾法。
　　中国很早的时候就有车战，车跟车之间作战。当时大的国家把兵车作为国力的代表，所以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君”的说法。欧洲没有车，只有工具用车，人要赶快跑到前线，到那儿就下车作战。我们看罗马那些战车都是绑着脖子。但是，西方也有它的长项，西方从很早，公元前一千年开始有一个导轮，单独转，所以四轮车能够发展。最早很简单，前面两轮中间一个轴，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方法。所以中国发展不起来四轮马车。
　　船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舵对于船来讲非常重要，罗马的船没有舵，罗马的船在船尾这个地方出来两个大桨，之后经过一些年稍微进步了，在船的右舷，船尾有一个大桨，那个大桨就叫舵，欧洲在船尾有了舵是到十二世纪，在欧洲低地，现在的荷兰比利时低地地区，那儿的水手才开始发明。中国是二世纪，早一千年。在汉代我们就“大海航行靠舵手”了，古罗马还大海航行靠两边的大翅膀（浆）呢。
　　■纺织
　　无论纺线还是织布，中国都优于罗马
　　纺织也有不好比的地方，比如说丝，丝虽然罗马人也有，但丝与黄金等价，极其高贵的人才能穿。而且罗马的丝也不是中国直接运去的，中间经过许多环节。
　　中国古代主要有两种麻，一种是大麻，一种是苎麻。苎麻全世界都没有，只有中国有。苎麻的丝是细长有韧性有亮光，而且在水里不容易腐烂，而且染色容易，不易褪色。
　　大麻本身搓出来的线，中国古人穿布衣不是很舒服，大麻线纺织出来的布多少穿着有点不舒服。那时候古代穿布衣，中国是大麻，地中海区域主要是亚麻，中国唐代才有亚麻。黄麻在印度，像麻袋，穿起来特别不舒服。
　　麻都要先沤，然后麻皮才能剥下来，剥了麻皮之后再拈线。无论汉或罗马，拈线都用纺轮。但是，中国拈麻线直接用纺轮，这个拈线工作叫绩。
　　罗马的麻线是先在大腿上搓，但整天在大腿上搓麻，皮肤受不了，所以就有了纱轴，像一块大筒瓦似的东西，从里头看前面的弯和膝盖的弧度相符合，表面有小鱼鳞纹。
　　我们知道汉代产丝，丝是自然界的超长纤维，丝用不着纺。但要卷绕，然后才能上机。绕丝有筟车，筟车上头要装一个筒，丝在上面绕。
　　在汉代没有发现纺麻的纺车的图像，但是有了筟车，再有了纺锭，就知道汉代一定有纺麻的纺车，罗马没有。
　　这就是织机，纺成线后，丝也好，麻也好，都要织布。中国的叫斜织机，希腊罗马的是立织机。中国织地毯才用立织机，立式机的缺点是什么？就是无法提花，纺织织花不是一上一下过去。
　　无论是纺线还是织布方面，中国都是领先的。欧洲的纺车现在的图像，1338年才看到。
　　■武器
　　都使用矛、盾和弓弩，情况却大相径庭
　　中国和罗马没有交过手，没法打，因为隔得太远。到了汉代也不用车战了，用骑兵，中国的步骑兵用矛，欧洲也用矛，罗马时期主要是步兵。我们知道亚历山大时期，有马其顿方阵，步兵排成方阵，比如有四层，四层兵拿的矛长短不一样，最后一层拿的矛特别长，然后越来越短，到了前边矛头形成一面墙。罗马也有方阵，但他们还用投枪，打仗时先扔投枪，对方就拿盾牌来挡。中国的盾牌中有藤牌、漆盾、革盾等。欧洲都是金属的，而且在打仗之前边敲盾边喊叫以吓唬对方。因为汉和罗马没打过仗，无法比较。
　　我们看中国的弩有许多种。弓箭是拉开以后马上放箭，弩不一样，可以把弓拉开以后到了合适的时候再放箭。战场上都知道开弓射箭要争取时间效率。中国的办法看着比较简单，节省时间。罗马人不一样，他们拿着转盘、齿轮来开弓，射的力量却比中国小。
　　■文具
　　中国固态墨、纸优于罗马液态墨、羊皮
　　中国也好，罗马也好，都要写字，写字要用色料。中国的甲骨片上个别地方有写的字，这些字现在通过检测知道它的材料是碳素，来源是燃烧后生成的烟子，经加工而成。中国的书写的色料是固态的，墨是成块的。罗马人写字的颜料是液态的。我们固态的材料墨可以研，是临时的水。一直发展到后来的蓝墨水，蓝墨水里面主要是没食子酸。因为碳非常稳定，用其他的材料没有碳稳定。
　　另外，在汉代发明了造纸术。造纸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是非常卓越的发明，它不是物理变化，是化学变化。
　　没有纸以前罗马用羊皮纸，说是羊皮纸，实际上很多是用犊皮，将犊皮用圆刮刀把上面所有的肉都刮得很干净，然后泡，反反复复地泡，然后绷起来晾，很费事。据说抄写一部《圣经》需要三百张羊皮纸。这个代价一般人花不起，所以文化普及受限制。中国的造纸术跟罗马也不好比，人家没有。
　　中国还有一些独特的长项，如漆器、瓷器等，当时罗马的陶器也烧得很好，只是温度差一点，另外是原料的问题，其实欧洲地下也有。
　　但是，罗马有玻璃器皿，它是从埃及学到的。罗马玻璃器皿有很漂亮的雕花玻璃，他们用来盛香水，传到我们这儿后成了摆设。因为汉代不用香水，汉代的香是熏香，用熏炉，点烟，不用香水。
　　尽管局限在生产、生活方面，有些方面汉和罗马仍是不好比的。比如我们的十三陵、长陵，神道前有一个五牌楼，那个大牌楼代表的是中国建筑用石头的失败。但是如果归拢起来以后，中国在汉代的生产、生活方面，不仅是领先罗马，而且领先世界，不仅在当时领先，而且在以后的上百年，甚至上千年领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中国，中国的很多汉代文明是中吃不中看，它非常实用，低成本，很省钱，很实用，不那么花哨。一个雕像实在好看，有的时候不那么顶用。
　　有的时候拿汉和罗马相比较，一些比方不太恰当，比方说汉杨陵出土一些裸体俑，拿这些裸体俑和希腊罗马的人体造像实在不好比。所谓裸体俑，当时是穿真衣服的，真衣服烂了，为了给皇帝在地下服务，所以要做得很具体，实际是穿衣服的，不是让你看裸体，和希腊罗马雕像比就不合适。就像拿下水道跟水龙头比，非常不恰当一样。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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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代看罗马(孙机)
公元前3世纪中叶，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公元前3世纪末，西汉建国。其后双方日臻强盛，罗马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成为“世界”霸主；汉朝也奠定了西逾流沙、东濒沧海的广袤版图，君临“天下”。这两个分处东西、遥相辉映的大国，在人种、语言、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极大，是从全然不同的背景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两种文明。由于两国间缺乏直接联系，汉代人很少有机会目睹罗马制品。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这类文物亦不多见。中国境内发现的约20枚东罗马金币，均出土于北朝及隋唐墓。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绿色鸭形玻璃器，虽应产于罗马，但传入中国的时代已晚于汉。在这类文物中，最重要的实例为洛阳东郊东汉墓出土的长颈玻璃瓶，它在深褐、橘黄、绀青、暗紫之不规则的地色中缠绕乳白色线纹，又由于表面有风化层，浮现出闪烁的金黄色光泽，斑驳绚烂，非常美观。这是一件典型的罗马搅花玻璃器，吹制成型。它在汉地出现，会令人耳目一新，惊奇不已。所以《汉书·地理志》中有汉武帝时使人入海市玻璃的记载。《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也说，大秦出产“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流离”，对之盛加赞誉。不过洛阳出土的这种瓶子，罗马人本用于盛香水。而中国长期使用熏炉燃香；香水初名“蔷薇水”，始见于五代时。则汉代人可能将这种珍贵的瓶子移作他用，从中亦足觇两国风习之不同。

　　除了洛阳出土的玻璃瓶外，广州横枝岗西汉墓出土的蓝色玻璃碗也是罗马产品。广州为汉代交通海外的门户，这里的玻璃器很有可能来自海路。汉代海船已能航行至中南半岛甚至印度洋，但尚无远航波斯湾，登上罗马属地美索不达米亚行省的记录。当时汉代的造船技术相对先进。本次展出的公元1世纪罗马战船图石雕，船上站满执盾荷矛的战士，两舷有12— 14对桨划水，却只在船尾两侧各设一支操纵桨掌握航向。这种做法在欧洲长期使用，直到公元1200年前后，才在尼德兰出现尾舵。而广州先烈路东汉墓出土的陶船，却已在船尾正中装舵，其板叶宽大，障水有力，且安装在专设的舵楼中。尽管它们均不能代表双方之远洋航船的船型，但纵使乘大船出海，汉与罗马的海上运输能力也只能从东、西两个方向到达印度，进一步地往来就要靠间接转运了。


　　中国出土的罗马玻璃除上述诸例外，新疆楼兰遗址也曾发现过它的碎片。楼兰位于亚洲腹地，这里的标本无疑是循“丝绸之路”来的。提起丝路，人们立即会想起驼铃、商队，以及甘英赴大秦受阻、恺撒穿丝绸衣服等脍炙人口的故事。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也是当时东西方贸易之主要的商品。可是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这条世界上最漫长而艰辛的商道上运输之物，除丝绸外，还有高质量的汉代钢铁制品，即罗马学者老普林尼所亟口称道的“中国铁”。沉重的铁器何以能成为丝路上的商品呢？这与中国早在先秦时已能生产铸铁，汉代又发明了铸铁炒钢的新技术有关。汉代炒钢的夹杂物少，性能优良，从而使中国冶铁业的水平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公元15世纪以前，铸铁技术并未在中国文明影响以外的地区广泛传播，西方使用的铁器多以海绵铁煅打而成。通过丝路，中国始将这一特产与远西的邻人共享。


　　不过无论通过陆路或海路，汉代均未能与罗马直接接触。已知之汇聚双方文物的遗址均与中国边境尚有一段距离。如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南端金欧角上的俄厄，是公元2 — 6世纪古代扶南国的一处海港。这里的出土物中有汉代的规矩镜、夔凤镜和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于公元152年及马可·奥勒留于公元161年 — 180年间铸造的罗马金币。出土的锡印章上刻有印度的婆罗谜文，语言是印度俗语，可见当地所出罗马文物应自印度转运而来。再如在阿富汗北部席巴尔甘发现了6座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大月氏贵族墓，其中出土了3件汉代的连弧纹镜和精白镜，以及罗马皇帝提比略于公元16-21年间铸造的金币。此外，这里还出土了大量带有希腊、罗马、安息以及大夏风格的贵金属制品。但以这些文物为代表的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浪潮，显然停步于帕米尔高原以西，未能以其强劲的势头继续东进。还应一提的是，有学者称，位于今甘肃永昌县之汉代的骊城，曾安置过公元前36年汉将陈汤在郅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所俘“降虏千余人”。他们并以《汉书·陈汤传》载有步兵用“鱼鳞阵”操练为由，认为这些人是罗马军人，亦即公元前53年执政官克拉苏与安息作战，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卡里大溃败时，下落不明的6000人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安置在骊城呢？因为颜师古说过：“即大秦也，张掖(郡)骊县盖取此国为名耳。”其实参加过公元前53年与公元前36年这两次战争的人员之间互不相干，骊也和作为外国地名之对音的（或作黎轩）无关。近年在甘肃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中之记事表明，骊得名于骊苑。汉代在西北地区设苑养马，多至“三十六所”，养马“三十万头”。骊的意思是黑马，训剽悍，用作苑名正相适合。这里的汉简还证明，骊县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已经设立，那时卡里之战与郅支之战尚未发生，更谈不上安置战后的俘虏兵了

　　汉与罗马直接接触很少，距离遥远与交通困难确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就陆路而言，除沙漠地区可驱赶驼队外，一般应骑马或驾车。如《后汉书·西域传》说，自乌弋山离至条支“马行百余日”，自条支至安息“马行六十余日”。但骑马作长途旅行，当时是一件苦事。因为马具不完备，特别是没有马镫。展出的罗马战士骑马行进图陶板，战士皆垂足跨马，只靠双腿夹住马腹；如迅速奔跑，首先须防止坠马。汉代的情况亦然。且因汉代使用高桥鞍，其后鞍桥还略高于前鞍桥，更增加了上马的难度。但这种情况却促使中国发明了马镫，先是用单马镫，继而用双马镫。最早的铁马镫见于甘肃武威南滩魏晋墓，不过这已是公元3-4世纪的事了。比瓦尔说：“像马镫这样一种普通的器具，不但对于全部罗马古代民族来说，一直是闻所未闻，甚至像萨珊波斯那样习于骑射的养马人，竟然也不知马镫为何物。”马镫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宗礼物。至于驾车，展出的庞贝出土之银把杯上的赛车场景将罗马古代驾车的情况表现得最为生动，驭手所驾之双轮赛车与罗马战车的形制并无大殊，只是轮径更小些，更加轻捷。驾车的马一般用两匹，也有用四匹的。尼禄皇帝在奥林匹亚亲自参加赛车时，他的车竟驾十匹马。但驾驭十匹烈马洵非易举，皇帝陛下先是被甩下车，后来未到达终点就退出比赛，裁判员却仍将桂冠授给了他。在一般情况下，整个赛程要跑4公里，当中有13个急转弯。参赛者有时故意互相碰撞，所以经常发生翻车。在罗马镶嵌画的赛车图中，也往往安排几辆翻倒摔坏的车，以显示其表现手法之忠实。并由于驭手习惯于将缰绳缠缚在腰间，翻车后如不能及时割断绳子，被奔马拖曳而去，将面临不测。中国古代没有这种比赛，但先秦时的车战要在战车与战车之间进行格斗，更是生死存亡的考验。一辆中国古战车上有两或三名战士，如因伤亡减员，只余一人，势将无法同时既操纵缰绳又使用兵刃，所以采用了一种被称作“弓形器”的挂缰钩。将“弓形器”缚结在驭手腰前，用其上之两条曲臂挂住缰绳控制行车，使战士得以自由活动。并可根据战况将缰绳解下，重新用手操纵。可惜当丝路畅通以前，中国未能将这项发明介绍给罗马，使罗马多产生一些获取代表胜利的橄榄枝的驭手。还应当指出的是，罗马人驾车仍采用自古埃及沿袭下来的“颈带式系驾法”。驾车的马被用颈带固定在车衡上，马颈是曳车前进的主要承力部位，从而使马的气管受颈带的压迫，马跑得愈快，愈感到呼吸困难。而汉代中国已使用双辕车，采用“胸带式系驾法”。胸带绕于马胸，避开了马的气管，使马力得以更充分地发挥。这种系驾法在西方的出现，则不早于公元8世纪。

　　虽然罗马与汉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汉代中国对罗马充分肯定。《后汉书·西域传》说：“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清薛福成《出使日记》解释道，秦为“亚洲大一统之国”，罗马为“欧洲大一统之国”，故号罗马为大秦。这比起古代中国给某些异族所用之缺少敬意的译名如猃狁、匈奴等，诚不可同日而语。《西域传》又说，大秦“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丕之”。其作者或未能亲履其地，但通过传闻，这座城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汉代的夯土城不同，罗马是一座占地面积20多平方公里，居民达100万的“大理石之城”。且不说城内的神庙、议事厅、柱廊、凯旋门、大浴堂等之雄伟壮观，即便是临街所建二层或三层的公寓楼也并不逊色。至今走进罗马的建筑遗址，徘徊瞻眺，仍不能不为其磅礴的气势所震撼。但由于东西方建筑体系大不相同，在古代，罗马式石构建筑无法引入中国。不仅建筑物本身，连其内部的陈设也与汉代大相径庭。罗马人用高坐具，而汉代人在室内于席上起居。扶手椅、靠背椅、圈椅，罗马已应有尽有，或类似古希腊之流丽潇洒的式样，或类似古波斯之凝重端庄的造型，风格不一，洋洋大观。虽然矮背椅在埃及古王国时代已经出现，此物并不是罗马的创造，但它在罗马人手中得到长足发展。椅子于东汉末已辗转传到中国新疆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曾出土雕花木椅残件。然而依照华夏风俗，在席上应敛膝跪坐，示敬时则耸体长跽或俯地顿首，其他较放任的坐姿如箕踞、垂足，皆涉“非礼”之嫌，所以椅子长期进不了玉门关。隋唐以来，情况有所改观。但直到南宋时，陆游还提到“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讥笑其无法度”。此时已届12世纪末，可见历史形成的传统诚不易遽改。不过在展出的陶板上，还看到坐折凳的罗马神像。折凳即中国俗称之马扎，古名胡床。《后汉书·五行志》说汉灵帝喜好“胡床，胡坐”。献帝建安年间，曹操也曾“坐胡床”指挥军队。此物自魏晋后在中国广泛流行，以迄于今。罗马虽然也并不是折凳的发源地，当仍不妨视为其传播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
　　
罗马制品注意精确、实用，表现在工具制造上尤其明显，从这里展出的圆规、矩尺、斧、凿等，也能看出这种性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展出的公元1世纪的铁制刨。这种木工利器在我国的使用远较罗马为晚。中国古代平木的工序是先用锛(即斤)再用，亦可称之为刮刀，各地自先秦至隋唐的古墓中多有出土。而带刨床的推刨在中国要到明中叶才有。在罗马，推刨和锯大木的框架锯相配合，于公元1世纪已经同时出现；中国却要到北宋时才有框架锯。时间差得这么多，表明我国的这两种工具不存在直接传自罗马的可能。

　　
精确实用与优雅美观并不互相排斥。这次展出的罗马灯具虽为数不多，但亦可从中略见一斑。罗马的灯非常讲究，小型的红陶灯、青铜灯，浅浅的油槽，前端一个小灯嘴，玲珑可爱，令人不禁联想起中国的紫砂小茶壶。也有两个流的，三个流的，印花的,饰以塑像的，带矮座的台灯，带高灯檠的落地灯和多枝吊灯，不一而足。住宅的会客室和饭厅中都要摆设高灯具。因为罗马人饮宴时侧卧在比椅子还略高些的靠榻上，光源矮了不行。汉代人饮宴时则坐席或坐矮床，灯可以放在地上，汉代点灯用麻油或荏（白苏子）油，罗马用橄榄油，都有烟气。但汉代人发明了灯上加导烟管的办法，将灯烟导入灯腹，融入其中所贮之水，以减少室内的烟炱。这一装置罗马人没有想到。

　　
无论汉代或罗马的宴会上都佐以乐舞，汉代还有说唱，罗马则有哑剧，双方都有的是杂技。罗马杂技声名远播。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安息使臣来献“犁幻人二”。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又献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跳丸即现在所称抛球，须用双手同时抛接，目前世界杂技界能抛九个球的演员也不多。在古罗马的折合双连画中有抛七个球的演员，他不仅用双手，而且前额、足尖、小腿都参加运作。汉画像石中也有类似表演，他们将球和剑一同抛接，当时叫“跳丸飞剑”。山东安丘出土的画像石中，有跳八丸飞三剑的，还有跳十一丸飞三剑的。起落纷繁，节奏急促，表演者掷雪回电，观赏者目眩神驰，真是罕见的热闹场面。这当中或曾受到罗马幻人的启发，但青出于蓝，难度更大。

罗马人的娱乐似乎并不满足于看抛球，最刺激而且带血腥味的项目是角斗，在罗马的许多城市中都修建了竞技场。罗马城中的科洛赛姆大竞技场完工于公元80年，可容观众5万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建筑之一。这次展出的角斗士所用头盔及胫甲，犹闪出森森寒光，不知道有多少角斗士曾穿戴上它们走向惨烈的结局。这在尊奉儒家学说的汉代人看来，则有点匪夷所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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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题目：从古罗马看中国的秦汉 (2007-3-11)
邢义田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今天的我的演讲题目是葛院长给的，我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第一部分，从古罗马地图仪走过，看看在古罗马地图把中国放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上。第二部分，城市空间权力和两个不同的世界。第三部分，分析下罗马和秦汉的皇帝的不同。
第一部分，从古罗马地图看中国，罗马一世纪有个学者斯特拉波留下了十七卷的地理志，虽然有些部分残缺，但大部分都保留下来了。从这些留存文献中可以看出，在古罗马时代，地中海世界的基本轮廓基本上已经被掌握了，而且已经相当准确。在西元二世纪的时候，罗马的托勒密使用投影法把地中海的地图画成一个扇形。他除了留下了地理书，还留下了一副当时的世界全图，还有总共二十七幅的包括亚洲、非洲、欧洲局部性的地图。在这些地图上，我们会发现中国在任意角度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之外，说明在这个阶段，中国还处在古罗马所认知的世界的边缘。在中国的秦汉时期，当时对西方的认识，只知道在极远的西方有个叫大秦的国家，关于大秦的记录文字也很多，但是这个大秦到底是不是古罗马，是古罗马的哪个地方，或者是哪个区域，这些东西直至今日仍无法确认。所以说，在这个阶段，从古罗马看中国，从中国看古罗马，实际上都是一片朦胧和模糊。
从古罗马的文献看，当时古罗马与印度已经有了直接的密切联系，但对于远东中国的认识和了解都还很肤浅甚至滑稽。过去相当长时间，学者都在试图找出古代的罗马和中国的联系，因为历史文献和遗址都已经证明当时古罗马跟印度已经有了极密切的商贸关系，印度发现了79个古代罗马钱币的遗址。但是很遗憾，我们并没有找到古罗马和中国交往的证据，哪怕一枚古罗马钱币。而对于甘肃永昌县罗马军团后裔的研究更多是某些地方上的炒作和一厢情愿。这说明当时的中国和古罗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第二部分，城市空间权力和两个不同的世界。古罗马的城市空间，主要的建筑有两种，一种是私人建筑，一种是公共建筑，私人建筑就是人的一家，公共建筑有剧院、广场、斗牛场、澡堂等。这些公共建筑都是为全体居民服务的，公共的活动空间对每一个罗马城市来说都非常重要。在公共空间中，男女老少，不分贵贱都可以在里面自由活动，甚至古罗马皇帝都在公共澡堂洗澡。在古罗马城，居民住在城内，而城外都是墓地，即活人在城内，死人在城外。而古罗马的权力的中心并不在皇帝，皇帝也不是世袭制，市议会是古罗马每个城市里的最高权力机构。所有市政府官员的事，所作所为都要征得市议会的同意，否则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罗马的元老院也同样是这个传统，罗马市政官的权力，皇帝的权力都来自元老院的许可，这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说，罗马的城市制，是建立在城市为市民所有，全体市民是权力的主体和来源，基于市民所托，市议会市政官颁布和制定城市法律，才有监督和管理这个城市的权力。市民则拥有选举权，市民的身份和法律可以说是城市公共生活的基础。
当时中国的秦汉是怎样一个情形呢？根据考古学家的发掘，在汉代，长安城的空间，未央宫、长乐宫等宫殿就占据了城市空间的一半以上。所以城里是皇族官僚居住的，普通的老百姓住在城外。简单地说，统治者、劳心者住在城内；被统治者、劳力者则住在城外。皇帝和贵族拥有绝对的权力，城市官员控制和掌握着整个经济的活动，普通的百姓从未曾想过自己有何权力去选举自己喜欢的官员。从夏商周三代以来的政治传统一直延续着，中国最重要的权力从周天子开始，到秦汉，到清朝，并没有根本的变化，中国的市民并没有像古罗马的市民有过身份和地位上普遍的突破，成为权力的主体，甚至以公民身份来领取工资享受公民应有的福利。
第三部分，关于古罗马皇帝与中国皇帝的不同。古罗马的街头有几乎所有皇帝的雕像，另外，在钱币、饰品等上都有古罗马皇帝的雕像，甚至市民都可以和皇帝在公共澡堂一起洗澡。为什么皇帝要把雕像放在街头，原因在于他的权力来自罗马市民，他要讨好罗马市民，要让这些罗马市民认识他、支持他、团结他。中国秦汉的皇帝是真命天子，要保持他的神秘性，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皇帝出巡要清街道，平民百姓不能随便看皇帝面目的，所以中国秦汉的皇帝的画像都是后人想像的。罗马皇帝统治的正当性，是基于元老院跟市民的同意，而中国的皇帝是建立在世袭制度上。古罗马的皇帝被称作元首，中国的皇帝被称作天子、皇帝。中国皇帝的名称是强调是天之子，而罗马的皇帝强调皇帝是为民之首，皇帝也是公民，是第一个公民而已。中国的皇帝自天受命，而罗马皇帝必须有元老院的授权。罗马皇帝的权力是清楚的一条条记录下来的，由元老院监督执行。所有罗马的皇帝有其行动性，其权力不具有完整性，中国的皇帝则具有非行动性，无处不在，无所不管，其权力具有完整性。罗马的皇帝的权力是公的，皇帝不能私自指定其继承人，中国皇帝的权力是私产，皇帝有权决定其继承人。
中国秦汉的社会是一元化结构，最重要的都是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从个人到家到国到天下，中国古代的国和天下无非就是一个家的延伸和扩大。而在古罗马，除了血缘性的家外，还有一个城市的公共城邦空间，这个公共的空间依据的最重要的原则是法律，它是一个二元的结构。正是这种城邦结构、社会结构性质的不同，造成了古罗马社会和中国秦汉社会的诸多差异。古代的罗马习惯了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在这样的城市空间中选举他们中意的执政官，用法律来管理他们自己的生活。这些都是中国秦汉社会所无法想像的。也许这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地方，因为在古罗马人看来，当时中国的秦汉世界和奴隶制度的波斯没有什么不同，同样是一个没有选举的奴隶世界。

肖 军 摘录整理

Author: yijun
Forum: 精神传统
Date: 2009-09-08

平衡，是一种基本的生命机制。这种机制，在动物身上，已经达到极高水准。这种水准，主要是体现在短时程的平衡上。
例如，基础性的神经反射，免疫反应，简单情绪反应，甚至出现了动机，都使得高等动物，如黑猩猩，能够在行为层面，获得自我调节与控制。
但这种自控，依然还是短时程的，几天，一周，一月，甚至一年。至于更长时程的自控，则直至人类的出现，才成为可能。
人类的自控，采取了多种形式，例如，思维，使得人类能够进行长时程的预测与规划；自省，使得人类能够追求长时程的自我稳定的心理基态；精神训练，使得人类能够针对长时程展开自我及其新的实现。

问题是，人类的导师是谁？是谁引导了人类获得此一新的能力？
要追问此一问题，只有先看，此一能力的本质，是什么？
生命的基础，是新陈代谢，是生命机体具有籍由能量的流通而吸收有序的能力。有序，是生命能力的核心诀窍之所在。
那么，长时程的平衡和自我实现，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有序的最高级形态：让宇宙间的事物更好地组织起来，并实现之，而不是随其溃散为原子。这种实现的可能性，正是人类最核心的追求。
那么，这一进程，在人类这里所发起的起点为何？
已然不是新陈代谢，因为新陈代谢是生命最初的起点，即已解决的问题。
在人类这里所发起的起点，是精神的自治。
所谓精神，就是人类用于应对长时程事物的权能，其自治，则是该权能之力量增长的手段。
那么，最早启示人类遂行自我精神自治者，就是人类的导师。是谁？

搞清楚了这一最早启发的机制，也就能够彻悟精神修证的根本法则。

Author: huanghuang
Forum: 乘客报到|聚会报道
Date: 2009-09-09

如果kosmos是本书的话，那么我要直到把它翻烂为止

Author: yijun
Forum: philosophy
Date: 2009-09-09

哲学作为基本技能，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部分：
1，数理逻辑；
2，人类行为与心理分析；
3，自然认知理论与社会认知理论；
4，面向精神的哲学。
如果我们要建立新哲学，就必须从这四个方面开始着手。

Author: yijun
Forum: 前国家世界
Date: 2009-09-08

2009年7月30日～10月7日，《秦汉——罗马文明展》，在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
http://art.china.cn/huodong/node_5150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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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机-汉代与罗马:两种文明生产、生活方面优劣比较

(2009-09-03 09:51:36) 　
　　■演讲者小传:
　　孙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馆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物学家。1929年9月28日生于山东青岛。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0年毕业后在北大历史系资料室工作。1979年调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工作。1986年评为研究馆员。著有《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论》、《中国圣火》等书。
　　■中国著名文物学家精心研究并全方位讲述汉与古罗马文化差异。
　　■两个文明很多地方是很难比较的，有的是不能比较的，有的是不好比较的。
　　■中国在汉代的生产、生活方面，不仅领先罗马，而且领先世界。
　　■主讲人：孙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时间：2009年8月29日
　　■地点：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大屏幕厅
　　■哪些方面难做比较
　　把汉和罗马两个不同的文明放在一起展览，这在咱们国家还是第一次。把两个文明做比较是很难的。在谈到两国文明比较之前，有一些事情应该说清楚。有种观点是，丝绸之路的两端是汉和罗马，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来的，在中国古代的文献里从来没有出现这个名称。直到魏晋南北朝，丝绸之路在地图上还只是一条虚线。据唐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的说法是根据马粪或枯骨作为路标，然后进行九死一生的探险式穿越。
　　丝绸是通过很多的间接的渠道，一站一站的逐渐传过去的。这时候罗马和东汉不是丝绸之路的两端。所以，两个文明很多地方是很难比较的，有的是不能比较的，有的是不好比较的。
　　首先，不可比较的是社会制度。
　　罗马从事生产劳动的基本上是奴隶，是奴隶制国家，罗马公民后来一般不参加劳动。而汉代不是奴隶社会，是封建社会。到了东汉中期一个贫苦的农民还能保持差不多有25亩地。
　　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无法比较，就是宗教。汉代人宗教观念比较淡，没有形成一个全国人民共同崇拜的大神。
　　还有一层不太好比较，有的民族有一些艺术的或者文化上的特殊成就。它是很长的历史的积累，不在这个环境很难出现。比如罗马雕像。西方注重人体美，最早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人家都是光着身子跑的，这个传统中国没有。而且西方出现了雕塑家艺术家，而汉代以前中国没有这个职业。所以不同的民族在历史过程里形成的一些特殊成就有时不太好比较。
　　除此之外，一些生产生活的具体领域是可以比较的。但是，我们应把它的背景弄清楚。比如罗马金铜的水龙头阀门，罗马的铅管，还有中国六角形陶管。六边形陶管是下水道，走脏水的，罗马那个阀门及渡槽是供水的，是世界建筑的奇迹。不能据此得出古罗马文化比汉文化先进或落后的结论，因为不能用下水道和人家上水的阀门相比。
　　在西方学者有一种说法，认为罗马后来的衰落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铅中毒，就是因为铅的水管里铅超标了，以至于使罗马人的智商降低了。如果这个说法有一点成立的话，那么还不如干脆喝汉代的井水更加安全。所以，有些东西的比较还是要慎重。如果是把性质不同的相比较不太合适。
　　我把汉代和罗马的一些生产、生活方面据我所知做一下比较。
　
　　汉时已有犁铧，掌握了发酵技术
　　农业的第一个事情就是你得耕地，松土犁地。
　　犁这个东西是什么？犁的作用是松土。有的时候不好往前，扬一点，拉不动了往上一翘，让它过去再来。
　　而罗马当时还没有像中国这样的犁铧。后来，差不多在十三、十四世纪以后，欧洲，那时候已经没有罗马了，欧洲犁上才有一个泥土翻板，是木头做的，不像金属做的那个样子，角度老不合适，有的土翻起来了，可是就地就掉下来了，不是翻到一边去。
　　除了翻土，我们看粮食去壳（去糠）。罗马人是拿着一个篮子，最好是到山坡刮风的时候，篮子来回抖把糠吹出去，而中国在汉代就有了碓与扇车。这个东西欧洲知道是十六世纪，很晚了。
　　中国粮食作物是粟（小米）、水稻，罗马不是，所以不能作比较。不过中国有小麦，欧洲也有小麦，小麦中国也吃欧洲也吃。吃面就要磨，汉代也是石头磨，罗马也做，磨出来的面做面食，中国在汉代的时候就有馒头，而且是发面馒头，当时叫起酵饼。罗马人吃面包，我们现在吃的面包也挺好的，可是那时候的面包是不发酵的，是死面的。
　　死面的面包烤出来以后不吃，放几天再吃可就考验你的牙口了。
　　十五世纪，奥斯曼帝国打亚美尼亚的时候，有一个奥斯曼帝国的将领，亚美尼亚人很不欢迎入侵者，一个妇女拿一个面包一下子就把一位奥斯曼将军脑袋开瓢了。大概一个死面面包就像一个砖头一样坚硬。
　　中国有发酵的工艺，所以中国的酒很先进。我们知道世界上酒是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然发酵的果酒（水酒），水果几天不吃会发酵，这样的叫果酒。
　　再进一步是粮食酒，商代人用粮食做酒，分两步，第一步先把淀粉变成糖，第二步再把糖变成酒精。第三个阶段是已经酿出来的酒再蒸馏，就是蒸馏酒，蒸馏酒度数高。这个阶段汉代和罗马都没有突破。
　　但是汉人喝的酒是两个步骤，第一步用曲把淀粉变成糖，第二步用酵母把它变成酒精。欧洲的伏特加、白兰地等一直是果酒，没有第二步。所以说古代中国在生物化学这方面很发达。
　　 　　■手工业
　　古罗马发明了架锯和刨，优于汉朝
　　这次展览中有一些基本的生产工具，不论罗马也好，汉代也好，非常一样，斧子、锤子等，基本一样。其中有一个线锤，就是吊线的线锤，我们这次展出了罗马的线锤，那个图是中国的，我们看是一模一样，说明人类有很多共同的想法。但是，有很多我们司空见惯的工具中国没有罗马有。比如架锯，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就很普遍了，中国没有。中国人如果开木，是根据直线一个一个打楔子，最后撑裂。
　　另外一个是刨子，公元前一世纪罗马既有架锯又有刨子。
　　中国的架锯最早见于《清明上河图》图中十字路口有一个修车的车摊，地下放着一个锯，那是中国看到的最早架锯，中国之前有的是刀锯，刀锯都比较小，是无法开大树的。同时我们也没有刨子，什么时候有的？到了明朝才有刨子。这些中国开始没想到，有了以后，中国很快发展成蜈蚣刨，蜈蚣刨现在不大常见，它不是一个刨刃，是一排刃，所以后来中国硬木家具很快发展起来了。
　　如果当时像文章说的真有一条丝绸之路，那么，罗马的架锯和刨子应该同时传到中国来，不但当时没传来，而且这两样这么重要，这么好用，木工简直离不开的东西传到中国的时间差了很长时间，一个是南北朝之间，一个是到了明朝。所以当时中国和罗马是没有直接联系的。
　　■冶金业
　　欧洲在古罗马后一千年才有铸铁技术
　　现代国家要立国，冶金业非常重要。冶金方面中国西周末就已经有了人工炼铁。如果温度只是1000℃以下，出来的铁就变成小铁珠，这种铁叫做海面铁，比较松软，海面铁再需要锻打，加热锻打一昼夜，海面铁里的石头渣子才能排出1%，很缓慢。但是，中国原来在商周青铜时代的时候就有炼炉的竖炉（小高炉），把这种技术用在冶炼上，所以中国到战国以后就已经用小高炉炼出来铸铁，是铁水，是液态，在海面铁里排出渣子。
　　古代没有合金钢，就是铁，生铁里的夹杂物，那些炭是片状的，所以容易碎，比较脆。汉代把生铁搁在闷火炉里多日，900℃左右，把炭从片状变成团絮状，这样的铁就可锻铸铁，可锻铸铁的性能在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接近铸钢了。
　　不光是罗马，到波斯也一样，表现铁匠神的标志物都是铁砧。
　　中国这时候可以铸铁，铸完了以后锻化。一次一炉子生铁，可以铸几百个镰刀。如果是一个一个地锻，效率要低了不知多少倍。所以在这方面中国当时遥遥领先，欧洲是公元一千多年以后才有铸铁，而且锻铁成性，他认为铁非锻不可。到了公元前后有的罗马炼铁炉温度提高了，出来铸铁了，出来铸铁以后，罗马人认为无法锻，当废物扔了。
　　在电视剧《汉武大帝》里，说匈奴兵和汉兵打仗，匈奴兵用刀一挑，汉兵的刀剑都断了，没办法派张骞去西域，西域找大月氏女王，后者给了张骞一些黑不溜秋的面儿，大概他认为是添加物，然后汉的武器就好使了。这是颠倒黑白！当时匈奴不会炼铁，《汉书》里说一直到中亚全不知道铸铁，后来是汉朝的俘虏兵传过去的。
　　我们这个展览里还展览了一些钱币，罗马的钱和中国的钱，罗马钱是拿钢管擀的，一块银子、金子或者一块铜，加热以后拿钢膜砸成一个国王的像等等。中国的钱特别是汉代是铸钱，而且是叠铸。
　　钱币一个一个拿钢膜去打，这个费劲，货币不可能那么多。用叠铸方法铸当然多。从西汉到东汉铸了多少亿枚，而且基本上保持一致，大小厚薄重量一样。
　　我们现在从玻璃柜里看罗马钱漂亮，中国古钱都傻眉傻眼一个样，可是你要知道，四百多年一直保持稳定，作为交换媒体一直在起作用。
　　 　　■建筑
　　汉建设讲究就地取土，古罗马用石材
　　罗马的建筑和汉的建筑不同。罗马建筑像教堂、斗兽场、议事厅等等，都是石头的，当时整个西方建筑都是石建筑，中国建筑是木建筑。石头建筑最典型的代表是埃及金字塔，因为金字塔是最适合石头的特点，是一块块平着叠起来的，而且形状非常稳定，所以金字塔四五千年了还在那儿，虽然高度下降了，上面有很大一块被风吹了。金字塔根据史料知道，是先有十万人，用了十年修路，再有十万人用三十年修塔。尼罗河三角洲根本不出石头，石头是运过去的。600万吨石头还需要打磨，据说原来两个石头中间插不进刀去。这个建筑工程，只有在奴隶制发达、宗教狂热这两个条件下才能盖起来。
　　中国没有宗教狂热，没有这个需要。在汉代，在中国的中原地区，我们知道是黄土地带，中国的黄土是风尘黄土，不是水冲过来的，扬沙天气带来的，几十米深，黄土有一个特点，只要把它夯实了，就成了房子了，这样的房子是就地取材，而且盖起来墙加厚冬暖夏凉。
　　汉代的明堂辟雍，好几层的楼，地下的角是空面，都是单层的，底下这一大块是夯土，下面的楼底下的心是夯土。我们知道，在洛阳北魏的时候有一个永宁寺，是当时全国最高的塔，外面看是九层，其实当间有一个土心，一直到五层，外面是一个九层的塔。所以中国当时不愿意更多地用民力，对用老百姓的力量是有节制的，要求是既实用又低成本的。这跟当时欧洲的建筑不一样。欧洲奴隶制时代真是有一些很伟大的建筑。像埃及有一个卡尔耐特神庙的大柱子断面上可以坐十个人，整个起来多大个？而且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埃及的起重技术还不能够完全了解。现在来讲那样的起重技术也是大工程。所以应该有整个社会背景在里面。
　　■交通
　　汉朝优在：马车驾轭、航船用舵
　　交通很有意思，最早在原始社会里用人力，后来有了橇，拖着橇，后来用两个轮子，开始用人拉，后来用牲口拉。那么牲口怎么绑到车上让它拉车呢？这个叫系驾法。比方说古代印度用牛拉车，把车绑到牛犄角上。在罗马、埃及都是绑在牲口的脖子上。我们知道无论是马，无论是别的，跟人颈部构造都差不多，都是颈椎在后面，气管、食管在前边，这种系法正勒它的气管。拿脖子拉车叫颈带式。这在欧洲用了很长很长时间，一直到九世纪。
　　中国古代不这样，最早的时候，那个就是秦始皇的车，他是马的脖子上架一个轭，轭有两个角，那时候车是独辕，一根竹竿旁边俩马，其中一个马有轭，它用轭里面拴一个绳，那边也是从里面拴一根绳，马是胸部使劲。所以完全不勒脖子，脖子这儿有根带，是帮助轭位置别偏了。这是轭靷式系驾法。
　　中国很早的时候就有车战，车跟车之间作战。当时大的国家把兵车作为国力的代表，所以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君”的说法。欧洲没有车，只有工具用车，人要赶快跑到前线，到那儿就下车作战。我们看罗马那些战车都是绑着脖子。但是，西方也有它的长项，西方从很早，公元前一千年开始有一个导轮，单独转，所以四轮车能够发展。最早很简单，前面两轮中间一个轴，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方法。所以中国发展不起来四轮马车。
　　船是古代重要的交通工具，舵对于船来讲非常重要，罗马的船没有舵，罗马的船在船尾这个地方出来两个大桨，之后经过一些年稍微进步了，在船的右舷，船尾有一个大桨，那个大桨就叫舵，欧洲在船尾有了舵是到十二世纪，在欧洲低地，现在的荷兰比利时低地地区，那儿的水手才开始发明。中国是二世纪，早一千年。在汉代我们就“大海航行靠舵手”了，古罗马还大海航行靠两边的大翅膀（浆）呢。
　　■纺织
　　无论纺线还是织布，中国都优于罗马
　　纺织也有不好比的地方，比如说丝，丝虽然罗马人也有，但丝与黄金等价，极其高贵的人才能穿。而且罗马的丝也不是中国直接运去的，中间经过许多环节。
　　中国古代主要有两种麻，一种是大麻，一种是苎麻。苎麻全世界都没有，只有中国有。苎麻的丝是细长有韧性有亮光，而且在水里不容易腐烂，而且染色容易，不易褪色。
　　大麻本身搓出来的线，中国古人穿布衣不是很舒服，大麻线纺织出来的布多少穿着有点不舒服。那时候古代穿布衣，中国是大麻，地中海区域主要是亚麻，中国唐代才有亚麻。黄麻在印度，像麻袋，穿起来特别不舒服。
　　麻都要先沤，然后麻皮才能剥下来，剥了麻皮之后再拈线。无论汉或罗马，拈线都用纺轮。但是，中国拈麻线直接用纺轮，这个拈线工作叫绩。
　　罗马的麻线是先在大腿上搓，但整天在大腿上搓麻，皮肤受不了，所以就有了纱轴，像一块大筒瓦似的东西，从里头看前面的弯和膝盖的弧度相符合，表面有小鱼鳞纹。
　　我们知道汉代产丝，丝是自然界的超长纤维，丝用不着纺。但要卷绕，然后才能上机。绕丝有筟车，筟车上头要装一个筒，丝在上面绕。
　　在汉代没有发现纺麻的纺车的图像，但是有了筟车，再有了纺锭，就知道汉代一定有纺麻的纺车，罗马没有。
　　这就是织机，纺成线后，丝也好，麻也好，都要织布。中国的叫斜织机，希腊罗马的是立织机。中国织地毯才用立织机，立式机的缺点是什么？就是无法提花，纺织织花不是一上一下过去。
　　无论是纺线还是织布方面，中国都是领先的。欧洲的纺车现在的图像，1338年才看到。
　　■武器
　　都使用矛、盾和弓弩，情况却大相径庭
　　中国和罗马没有交过手，没法打，因为隔得太远。到了汉代也不用车战了，用骑兵，中国的步骑兵用矛，欧洲也用矛，罗马时期主要是步兵。我们知道亚历山大时期，有马其顿方阵，步兵排成方阵，比如有四层，四层兵拿的矛长短不一样，最后一层拿的矛特别长，然后越来越短，到了前边矛头形成一面墙。罗马也有方阵，但他们还用投枪，打仗时先扔投枪，对方就拿盾牌来挡。中国的盾牌中有藤牌、漆盾、革盾等。欧洲都是金属的，而且在打仗之前边敲盾边喊叫以吓唬对方。因为汉和罗马没打过仗，无法比较。
　　我们看中国的弩有许多种。弓箭是拉开以后马上放箭，弩不一样，可以把弓拉开以后到了合适的时候再放箭。战场上都知道开弓射箭要争取时间效率。中国的办法看着比较简单，节省时间。罗马人不一样，他们拿着转盘、齿轮来开弓，射的力量却比中国小。
　　■文具
　　中国固态墨、纸优于罗马液态墨、羊皮
　　中国也好，罗马也好，都要写字，写字要用色料。中国的甲骨片上个别地方有写的字，这些字现在通过检测知道它的材料是碳素，来源是燃烧后生成的烟子，经加工而成。中国的书写的色料是固态的，墨是成块的。罗马人写字的颜料是液态的。我们固态的材料墨可以研，是临时的水。一直发展到后来的蓝墨水，蓝墨水里面主要是没食子酸。因为碳非常稳定，用其他的材料没有碳稳定。
　　另外，在汉代发明了造纸术。造纸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是非常卓越的发明，它不是物理变化，是化学变化。
　　没有纸以前罗马用羊皮纸，说是羊皮纸，实际上很多是用犊皮，将犊皮用圆刮刀把上面所有的肉都刮得很干净，然后泡，反反复复地泡，然后绷起来晾，很费事。据说抄写一部《圣经》需要三百张羊皮纸。这个代价一般人花不起，所以文化普及受限制。中国的造纸术跟罗马也不好比，人家没有。
　　中国还有一些独特的长项，如漆器、瓷器等，当时罗马的陶器也烧得很好，只是温度差一点，另外是原料的问题，其实欧洲地下也有。
　　但是，罗马有玻璃器皿，它是从埃及学到的。罗马玻璃器皿有很漂亮的雕花玻璃，他们用来盛香水，传到我们这儿后成了摆设。因为汉代不用香水，汉代的香是熏香，用熏炉，点烟，不用香水。
　　尽管局限在生产、生活方面，有些方面汉和罗马仍是不好比的。比如我们的十三陵、长陵，神道前有一个五牌楼，那个大牌楼代表的是中国建筑用石头的失败。但是如果归拢起来以后，中国在汉代的生产、生活方面，不仅是领先罗马，而且领先世界，不仅在当时领先，而且在以后的上百年，甚至上千年领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中国，中国的很多汉代文明是中吃不中看，它非常实用，低成本，很省钱，很实用，不那么花哨。一个雕像实在好看，有的时候不那么顶用。
　　有的时候拿汉和罗马相比较，一些比方不太恰当，比方说汉杨陵出土一些裸体俑，拿这些裸体俑和希腊罗马的人体造像实在不好比。所谓裸体俑，当时是穿真衣服的，真衣服烂了，为了给皇帝在地下服务，所以要做得很具体，实际是穿衣服的，不是让你看裸体，和希腊罗马雕像比就不合适。就像拿下水道跟水龙头比，非常不恰当一样。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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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代看罗马(孙机)
公元前3世纪中叶，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公元前3世纪末，西汉建国。其后双方日臻强盛，罗马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成为“世界”霸主；汉朝也奠定了西逾流沙、东濒沧海的广袤版图，君临“天下”。这两个分处东西、遥相辉映的大国，在人种、语言、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极大，是从全然不同的背景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两种文明。由于两国间缺乏直接联系，汉代人很少有机会目睹罗马制品。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这类文物亦不多见。中国境内发现的约20枚东罗马金币，均出土于北朝及隋唐墓。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绿色鸭形玻璃器，虽应产于罗马，但传入中国的时代已晚于汉。在这类文物中，最重要的实例为洛阳东郊东汉墓出土的长颈玻璃瓶，它在深褐、橘黄、绀青、暗紫之不规则的地色中缠绕乳白色线纹，又由于表面有风化层，浮现出闪烁的金黄色光泽，斑驳绚烂，非常美观。这是一件典型的罗马搅花玻璃器，吹制成型。它在汉地出现，会令人耳目一新，惊奇不已。所以《汉书·地理志》中有汉武帝时使人入海市玻璃的记载。《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也说，大秦出产“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流离”，对之盛加赞誉。不过洛阳出土的这种瓶子，罗马人本用于盛香水。而中国长期使用熏炉燃香；香水初名“蔷薇水”，始见于五代时。则汉代人可能将这种珍贵的瓶子移作他用，从中亦足觇两国风习之不同。

　　除了洛阳出土的玻璃瓶外，广州横枝岗西汉墓出土的蓝色玻璃碗也是罗马产品。广州为汉代交通海外的门户，这里的玻璃器很有可能来自海路。汉代海船已能航行至中南半岛甚至印度洋，但尚无远航波斯湾，登上罗马属地美索不达米亚行省的记录。当时汉代的造船技术相对先进。本次展出的公元1世纪罗马战船图石雕，船上站满执盾荷矛的战士，两舷有12— 14对桨划水，却只在船尾两侧各设一支操纵桨掌握航向。这种做法在欧洲长期使用，直到公元1200年前后，才在尼德兰出现尾舵。而广州先烈路东汉墓出土的陶船，却已在船尾正中装舵，其板叶宽大，障水有力，且安装在专设的舵楼中。尽管它们均不能代表双方之远洋航船的船型，但纵使乘大船出海，汉与罗马的海上运输能力也只能从东、西两个方向到达印度，进一步地往来就要靠间接转运了。


　　中国出土的罗马玻璃除上述诸例外，新疆楼兰遗址也曾发现过它的碎片。楼兰位于亚洲腹地，这里的标本无疑是循“丝绸之路”来的。提起丝路，人们立即会想起驼铃、商队，以及甘英赴大秦受阻、恺撒穿丝绸衣服等脍炙人口的故事。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也是当时东西方贸易之主要的商品。可是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这条世界上最漫长而艰辛的商道上运输之物，除丝绸外，还有高质量的汉代钢铁制品，即罗马学者老普林尼所亟口称道的“中国铁”。沉重的铁器何以能成为丝路上的商品呢？这与中国早在先秦时已能生产铸铁，汉代又发明了铸铁炒钢的新技术有关。汉代炒钢的夹杂物少，性能优良，从而使中国冶铁业的水平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公元15世纪以前，铸铁技术并未在中国文明影响以外的地区广泛传播，西方使用的铁器多以海绵铁煅打而成。通过丝路，中国始将这一特产与远西的邻人共享。


　　不过无论通过陆路或海路，汉代均未能与罗马直接接触。已知之汇聚双方文物的遗址均与中国边境尚有一段距离。如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南端金欧角上的俄厄，是公元2 — 6世纪古代扶南国的一处海港。这里的出土物中有汉代的规矩镜、夔凤镜和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于公元152年及马可·奥勒留于公元161年 — 180年间铸造的罗马金币。出土的锡印章上刻有印度的婆罗谜文，语言是印度俗语，可见当地所出罗马文物应自印度转运而来。再如在阿富汗北部席巴尔甘发现了6座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大月氏贵族墓，其中出土了3件汉代的连弧纹镜和精白镜，以及罗马皇帝提比略于公元16-21年间铸造的金币。此外，这里还出土了大量带有希腊、罗马、安息以及大夏风格的贵金属制品。但以这些文物为代表的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浪潮，显然停步于帕米尔高原以西，未能以其强劲的势头继续东进。还应一提的是，有学者称，位于今甘肃永昌县之汉代的骊城，曾安置过公元前36年汉将陈汤在郅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所俘“降虏千余人”。他们并以《汉书·陈汤传》载有步兵用“鱼鳞阵”操练为由，认为这些人是罗马军人，亦即公元前53年执政官克拉苏与安息作战，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卡里大溃败时，下落不明的6000人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安置在骊城呢？因为颜师古说过：“即大秦也，张掖(郡)骊县盖取此国为名耳。”其实参加过公元前53年与公元前36年这两次战争的人员之间互不相干，骊也和作为外国地名之对音的（或作黎轩）无关。近年在甘肃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中之记事表明，骊得名于骊苑。汉代在西北地区设苑养马，多至“三十六所”，养马“三十万头”。骊的意思是黑马，训剽悍，用作苑名正相适合。这里的汉简还证明，骊县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已经设立，那时卡里之战与郅支之战尚未发生，更谈不上安置战后的俘虏兵了

　　汉与罗马直接接触很少，距离遥远与交通困难确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就陆路而言，除沙漠地区可驱赶驼队外，一般应骑马或驾车。如《后汉书·西域传》说，自乌弋山离至条支“马行百余日”，自条支至安息“马行六十余日”。但骑马作长途旅行，当时是一件苦事。因为马具不完备，特别是没有马镫。展出的罗马战士骑马行进图陶板，战士皆垂足跨马，只靠双腿夹住马腹；如迅速奔跑，首先须防止坠马。汉代的情况亦然。且因汉代使用高桥鞍，其后鞍桥还略高于前鞍桥，更增加了上马的难度。但这种情况却促使中国发明了马镫，先是用单马镫，继而用双马镫。最早的铁马镫见于甘肃武威南滩魏晋墓，不过这已是公元3-4世纪的事了。比瓦尔说：“像马镫这样一种普通的器具，不但对于全部罗马古代民族来说，一直是闻所未闻，甚至像萨珊波斯那样习于骑射的养马人，竟然也不知马镫为何物。”马镫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宗礼物。至于驾车，展出的庞贝出土之银把杯上的赛车场景将罗马古代驾车的情况表现得最为生动，驭手所驾之双轮赛车与罗马战车的形制并无大殊，只是轮径更小些，更加轻捷。驾车的马一般用两匹，也有用四匹的。尼禄皇帝在奥林匹亚亲自参加赛车时，他的车竟驾十匹马。但驾驭十匹烈马洵非易举，皇帝陛下先是被甩下车，后来未到达终点就退出比赛，裁判员却仍将桂冠授给了他。在一般情况下，整个赛程要跑4公里，当中有13个急转弯。参赛者有时故意互相碰撞，所以经常发生翻车。在罗马镶嵌画的赛车图中，也往往安排几辆翻倒摔坏的车，以显示其表现手法之忠实。并由于驭手习惯于将缰绳缠缚在腰间，翻车后如不能及时割断绳子，被奔马拖曳而去，将面临不测。中国古代没有这种比赛，但先秦时的车战要在战车与战车之间进行格斗，更是生死存亡的考验。一辆中国古战车上有两或三名战士，如因伤亡减员，只余一人，势将无法同时既操纵缰绳又使用兵刃，所以采用了一种被称作“弓形器”的挂缰钩。将“弓形器”缚结在驭手腰前，用其上之两条曲臂挂住缰绳控制行车，使战士得以自由活动。并可根据战况将缰绳解下，重新用手操纵。可惜当丝路畅通以前，中国未能将这项发明介绍给罗马，使罗马多产生一些获取代表胜利的橄榄枝的驭手。还应当指出的是，罗马人驾车仍采用自古埃及沿袭下来的“颈带式系驾法”。驾车的马被用颈带固定在车衡上，马颈是曳车前进的主要承力部位，从而使马的气管受颈带的压迫，马跑得愈快，愈感到呼吸困难。而汉代中国已使用双辕车，采用“胸带式系驾法”。胸带绕于马胸，避开了马的气管，使马力得以更充分地发挥。这种系驾法在西方的出现，则不早于公元8世纪。

　　虽然罗马与汉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汉代中国对罗马充分肯定。《后汉书·西域传》说：“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清薛福成《出使日记》解释道，秦为“亚洲大一统之国”，罗马为“欧洲大一统之国”，故号罗马为大秦。这比起古代中国给某些异族所用之缺少敬意的译名如猃狁、匈奴等，诚不可同日而语。《西域传》又说，大秦“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丕之”。其作者或未能亲履其地，但通过传闻，这座城仍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汉代的夯土城不同，罗马是一座占地面积20多平方公里，居民达100万的“大理石之城”。且不说城内的神庙、议事厅、柱廊、凯旋门、大浴堂等之雄伟壮观，即便是临街所建二层或三层的公寓楼也并不逊色。至今走进罗马的建筑遗址，徘徊瞻眺，仍不能不为其磅礴的气势所震撼。但由于东西方建筑体系大不相同，在古代，罗马式石构建筑无法引入中国。不仅建筑物本身，连其内部的陈设也与汉代大相径庭。罗马人用高坐具，而汉代人在室内于席上起居。扶手椅、靠背椅、圈椅，罗马已应有尽有，或类似古希腊之流丽潇洒的式样，或类似古波斯之凝重端庄的造型，风格不一，洋洋大观。虽然矮背椅在埃及古王国时代已经出现，此物并不是罗马的创造，但它在罗马人手中得到长足发展。椅子于东汉末已辗转传到中国新疆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曾出土雕花木椅残件。然而依照华夏风俗，在席上应敛膝跪坐，示敬时则耸体长跽或俯地顿首，其他较放任的坐姿如箕踞、垂足，皆涉“非礼”之嫌，所以椅子长期进不了玉门关。隋唐以来，情况有所改观。但直到南宋时，陆游还提到“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讥笑其无法度”。此时已届12世纪末，可见历史形成的传统诚不易遽改。不过在展出的陶板上，还看到坐折凳的罗马神像。折凳即中国俗称之马扎，古名胡床。《后汉书·五行志》说汉灵帝喜好“胡床，胡坐”。献帝建安年间，曹操也曾“坐胡床”指挥军队。此物自魏晋后在中国广泛流行，以迄于今。罗马虽然也并不是折凳的发源地，当仍不妨视为其传播过程中的一个中间环节。
　　
罗马制品注意精确、实用，表现在工具制造上尤其明显，从这里展出的圆规、矩尺、斧、凿等，也能看出这种性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展出的公元1世纪的铁制刨。这种木工利器在我国的使用远较罗马为晚。中国古代平木的工序是先用锛(即斤)再用，亦可称之为刮刀，各地自先秦至隋唐的古墓中多有出土。而带刨床的推刨在中国要到明中叶才有。在罗马，推刨和锯大木的框架锯相配合，于公元1世纪已经同时出现；中国却要到北宋时才有框架锯。时间差得这么多，表明我国的这两种工具不存在直接传自罗马的可能。

　　
精确实用与优雅美观并不互相排斥。这次展出的罗马灯具虽为数不多，但亦可从中略见一斑。罗马的灯非常讲究，小型的红陶灯、青铜灯，浅浅的油槽，前端一个小灯嘴，玲珑可爱，令人不禁联想起中国的紫砂小茶壶。也有两个流的，三个流的，印花的,饰以塑像的，带矮座的台灯，带高灯檠的落地灯和多枝吊灯，不一而足。住宅的会客室和饭厅中都要摆设高灯具。因为罗马人饮宴时侧卧在比椅子还略高些的靠榻上，光源矮了不行。汉代人饮宴时则坐席或坐矮床，灯可以放在地上，汉代点灯用麻油或荏（白苏子）油，罗马用橄榄油，都有烟气。但汉代人发明了灯上加导烟管的办法，将灯烟导入灯腹，融入其中所贮之水，以减少室内的烟炱。这一装置罗马人没有想到。

　　
无论汉代或罗马的宴会上都佐以乐舞，汉代还有说唱，罗马则有哑剧，双方都有的是杂技。罗马杂技声名远播。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安息使臣来献“犁幻人二”。安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又献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十。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跳丸即现在所称抛球，须用双手同时抛接，目前世界杂技界能抛九个球的演员也不多。在古罗马的折合双连画中有抛七个球的演员，他不仅用双手，而且前额、足尖、小腿都参加运作。汉画像石中也有类似表演，他们将球和剑一同抛接，当时叫“跳丸飞剑”。山东安丘出土的画像石中，有跳八丸飞三剑的，还有跳十一丸飞三剑的。起落纷繁，节奏急促，表演者掷雪回电，观赏者目眩神驰，真是罕见的热闹场面。这当中或曾受到罗马幻人的启发，但青出于蓝，难度更大。

罗马人的娱乐似乎并不满足于看抛球，最刺激而且带血腥味的项目是角斗，在罗马的许多城市中都修建了竞技场。罗马城中的科洛赛姆大竞技场完工于公元80年，可容观众5万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古建筑之一。这次展出的角斗士所用头盔及胫甲，犹闪出森森寒光，不知道有多少角斗士曾穿戴上它们走向惨烈的结局。这在尊奉儒家学说的汉代人看来，则有点匪夷所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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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题目：从古罗马看中国的秦汉 (2007-3-11)
邢义田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今天的我的演讲题目是葛院长给的，我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第一部分，从古罗马地图仪走过，看看在古罗马地图把中国放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上。第二部分，城市空间权力和两个不同的世界。第三部分，分析下罗马和秦汉的皇帝的不同。
第一部分，从古罗马地图看中国，罗马一世纪有个学者斯特拉波留下了十七卷的地理志，虽然有些部分残缺，但大部分都保留下来了。从这些留存文献中可以看出，在古罗马时代，地中海世界的基本轮廓基本上已经被掌握了，而且已经相当准确。在西元二世纪的时候，罗马的托勒密使用投影法把地中海的地图画成一个扇形。他除了留下了地理书，还留下了一副当时的世界全图，还有总共二十七幅的包括亚洲、非洲、欧洲局部性的地图。在这些地图上，我们会发现中国在任意角度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之外，说明在这个阶段，中国还处在古罗马所认知的世界的边缘。在中国的秦汉时期，当时对西方的认识，只知道在极远的西方有个叫大秦的国家，关于大秦的记录文字也很多，但是这个大秦到底是不是古罗马，是古罗马的哪个地方，或者是哪个区域，这些东西直至今日仍无法确认。所以说，在这个阶段，从古罗马看中国，从中国看古罗马，实际上都是一片朦胧和模糊。
从古罗马的文献看，当时古罗马与印度已经有了直接的密切联系，但对于远东中国的认识和了解都还很肤浅甚至滑稽。过去相当长时间，学者都在试图找出古代的罗马和中国的联系，因为历史文献和遗址都已经证明当时古罗马跟印度已经有了极密切的商贸关系，印度发现了79个古代罗马钱币的遗址。但是很遗憾，我们并没有找到古罗马和中国交往的证据，哪怕一枚古罗马钱币。而对于甘肃永昌县罗马军团后裔的研究更多是某些地方上的炒作和一厢情愿。这说明当时的中国和古罗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第二部分，城市空间权力和两个不同的世界。古罗马的城市空间，主要的建筑有两种，一种是私人建筑，一种是公共建筑，私人建筑就是人的一家，公共建筑有剧院、广场、斗牛场、澡堂等。这些公共建筑都是为全体居民服务的，公共的活动空间对每一个罗马城市来说都非常重要。在公共空间中，男女老少，不分贵贱都可以在里面自由活动，甚至古罗马皇帝都在公共澡堂洗澡。在古罗马城，居民住在城内，而城外都是墓地，即活人在城内，死人在城外。而古罗马的权力的中心并不在皇帝，皇帝也不是世袭制，市议会是古罗马每个城市里的最高权力机构。所有市政府官员的事，所作所为都要征得市议会的同意，否则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罗马的元老院也同样是这个传统，罗马市政官的权力，皇帝的权力都来自元老院的许可，这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说，罗马的城市制，是建立在城市为市民所有，全体市民是权力的主体和来源，基于市民所托，市议会市政官颁布和制定城市法律，才有监督和管理这个城市的权力。市民则拥有选举权，市民的身份和法律可以说是城市公共生活的基础。
当时中国的秦汉是怎样一个情形呢？根据考古学家的发掘，在汉代，长安城的空间，未央宫、长乐宫等宫殿就占据了城市空间的一半以上。所以城里是皇族官僚居住的，普通的老百姓住在城外。简单地说，统治者、劳心者住在城内；被统治者、劳力者则住在城外。皇帝和贵族拥有绝对的权力，城市官员控制和掌握着整个经济的活动，普通的百姓从未曾想过自己有何权力去选举自己喜欢的官员。从夏商周三代以来的政治传统一直延续着，中国最重要的权力从周天子开始，到秦汉，到清朝，并没有根本的变化，中国的市民并没有像古罗马的市民有过身份和地位上普遍的突破，成为权力的主体，甚至以公民身份来领取工资享受公民应有的福利。
第三部分，关于古罗马皇帝与中国皇帝的不同。古罗马的街头有几乎所有皇帝的雕像，另外，在钱币、饰品等上都有古罗马皇帝的雕像，甚至市民都可以和皇帝在公共澡堂一起洗澡。为什么皇帝要把雕像放在街头，原因在于他的权力来自罗马市民，他要讨好罗马市民，要让这些罗马市民认识他、支持他、团结他。中国秦汉的皇帝是真命天子，要保持他的神秘性，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皇帝出巡要清街道，平民百姓不能随便看皇帝面目的，所以中国秦汉的皇帝的画像都是后人想像的。罗马皇帝统治的正当性，是基于元老院跟市民的同意，而中国的皇帝是建立在世袭制度上。古罗马的皇帝被称作元首，中国的皇帝被称作天子、皇帝。中国皇帝的名称是强调是天之子，而罗马的皇帝强调皇帝是为民之首，皇帝也是公民，是第一个公民而已。中国的皇帝自天受命，而罗马皇帝必须有元老院的授权。罗马皇帝的权力是清楚的一条条记录下来的，由元老院监督执行。所有罗马的皇帝有其行动性，其权力不具有完整性，中国的皇帝则具有非行动性，无处不在，无所不管，其权力具有完整性。罗马的皇帝的权力是公的，皇帝不能私自指定其继承人，中国皇帝的权力是私产，皇帝有权决定其继承人。
中国秦汉的社会是一元化结构，最重要的都是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从个人到家到国到天下，中国古代的国和天下无非就是一个家的延伸和扩大。而在古罗马，除了血缘性的家外，还有一个城市的公共城邦空间，这个公共的空间依据的最重要的原则是法律，它是一个二元的结构。正是这种城邦结构、社会结构性质的不同，造成了古罗马社会和中国秦汉社会的诸多差异。古代的罗马习惯了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在这样的城市空间中选举他们中意的执政官，用法律来管理他们自己的生活。这些都是中国秦汉社会所无法想像的。也许这是他们引以为傲的地方，因为在古罗马人看来，当时中国的秦汉世界和奴隶制度的波斯没有什么不同，同样是一个没有选举的奴隶世界。

肖 军 摘录整理

Author: yijun
Forum: 精神传统
Date: 2009-09-08

平衡，是一种基本的生命机制。这种机制，在动物身上，已经达到极高水准。这种水准，主要是体现在短时程的平衡上。
例如，基础性的神经反射，免疫反应，简单情绪反应，甚至出现了动机，都使得高等动物，如黑猩猩，能够在行为层面，获得自我调节与控制。
但这种自控，依然还是短时程的，几天，一周，一月，甚至一年。至于更长时程的自控，则直至人类的出现，才成为可能。
人类的自控，采取了多种形式，例如，思维，使得人类能够进行长时程的预测与规划；自省，使得人类能够追求长时程的自我稳定的心理基态；精神训练，使得人类能够针对长时程展开自我及其新的实现。

问题是，人类的导师是谁？是谁引导了人类获得此一新的能力？
要追问此一问题，只有先看，此一能力的本质，是什么？
生命的基础，是新陈代谢，是生命机体具有籍由能量的流通而吸收有序的能力。有序，是生命能力的核心诀窍之所在。
那么，长时程的平衡和自我实现，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有序的最高级形态：让宇宙间的事物更好地组织起来，并实现之，而不是随其溃散为原子。这种实现的可能性，正是人类最核心的追求。
那么，这一进程，在人类这里所发起的起点为何？
已然不是新陈代谢，因为新陈代谢是生命最初的起点，即已解决的问题。
在人类这里所发起的起点，是精神的自治。
所谓精神，就是人类用于应对长时程事物的权能，其自治，则是该权能之力量增长的手段。
那么，最早启示人类遂行自我精神自治者，就是人类的导师。是谁？

搞清楚了这一最早启发的机制，也就能够彻悟精神修证的根本法则。

Author: huanghuang
Forum: 精神传统
Date: 2009-09-04

曾在这里看到过一篇海德格尔写的《什么叫思想？》，名字简直一模一样 。
思想，我想在这里指的就是思考，理性思考。记得在他处yijun也讲过关于科学研究中的关照能力。理性思考和关照能力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Author: yijun
Forum: 武学养生
Date: 2009-09-04

http://www.56.com/n_v163_/c21_/25_/29_/talentlam_/sc_1183722232_785_/1320281_/0_/15266022.swf

Author: yijun
Forum: 站务管理
Date: 2009-09-03

从 http://www.ikosmos.name 进去会快些，因为换了一个国内新空间。从 ikosmos.name 进去会慢些，是国外空间。

kosmos.cn暂时用不了，没完成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