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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人崔致远《桂苑笔耕录》中的一条史料见新罗地位

新罗人崔致远的著作《桂苑笔耕录》,20卷,是他长年在中原做官,后来回到新罗后于光启二年(886)编定之诗文别集。其中收录了他在淮南幕府任职四年期间所撰表状书启等公私文字。

其中有条史料很细致地刻画了当时新罗对于唐朝政权的政治关系,值得现在的韩棒子们多体会体会。

笔耕录后有崔氏裔孙辑录的《孤云先生文集》,其卷一有唐昭宗乾宁四年(897,也就是新罗恭孝王元年)七月,崔致远代替当时新罗恭孝王撰写的《谢恩表》。崔致远在唐朝一直做的就是秘书的活,回新罗了,当然还是继续做。

民国史笔记

以下笔记主要是在阅读唐德刚的相关著作时而写的,记录可堪感慨者。唐氏据有大量晚清民国史料,也是顾维钧回忆录的主要撰稿人,故其史料堪称富有,唯独好发愤青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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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之后,各省都督通电建立民国,一致以美国政体为蓝本。显见其时西方政治知识的普及已经达到一定火候。马克思主义则是随后一些年才猝然燃烧起来的。

孙文非常敏感,在美国打工的时候听说了武昌起义,就立刻意识到机遇来了,迅速且执意回国赴宁,在袁世凯按照他自己的节奏尚未到位、黄兴黎元洪相争之际,成为最恰当的民国第一任总统。

权力一直是中心问题

人类文明史,迄今都是有一个中心问题:权力怎么产生?

首先,权力是人群的必需要素,因为没有权力的产生,任何动物个体都只能停滞于个体的基本生存境况,而无从组织群体协作,在生存基础上,也就无从发展更多的东西。
因此,即使对于动物种群,都会出现权力范畴,即一些个体拥有管制其他个体行为的权力。

当人群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权力的组织变得更为复杂,也就越加需要为权力的稳定提供合理的观念支撑。

从权力组织的角度来考察历史,可以说是理解历史的一个枢纽。

下面是一些例子:

李鸿章为何对日犯了幼稚病?

可以说,甲午战争,是中国对现代国家概念适应不良过程中的一次典型的重感冒。
这个事件里面中国的对手,日本,抢先一步适应了现代国家概念,或者说,日本原始的浪人掠夺习性,暗合于现代国家的性格,使得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诠释,抢先一步融合进了现代国家秩序,然后回过头来,以其狰狞面目朝向那个犯了致命的幼稚病的李鸿章,胜败早已是注定的了!

1,在军官们都顾忌日本人的豺狼之心,希望在驰援朝鲜国王的同时力防日人的时候,李鸿章判断日本人不至于过于大胆;
2,在日本人已经开始咬人了的时候,李鸿章还寄希望于国际牵制;
...

日尔曼人寻找国家的历史

一直到18世纪,经过拿破仑的逼迫,日尔曼人才达到一个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意识临界点.
德国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现代性问题,日尔曼人连续发动了2次世界大战,是一个主动答题的姿态;
可比较的是:
中国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同样的现代性问题,中国人陷入了150年的近代黑暗,是一个被动答题的姿态.
现代国家,真是一个血腥的概念.

德国历史里面富于教益的问题:
1,日尔曼人从18世纪开始主动构筑为一个现代国家,是因为现代国家形式,具有与现代生产力条件最适应的扩张力量和组织结构;
2,正是上面所述的内在原因,驱使世界变成现在的样子:高度生产性。
3,它的未来会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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