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与日志

以下笔记主要是在阅读唐德刚的相关著作时而写的，记录可堪感慨者。唐氏据有大量晚清民国史料，也是顾维钧回忆录的主要撰稿人，故其史料堪称富有，唯独好发愤青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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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之后，各省都督通电建立民国，一致以美国政体为蓝本。显见其时西方政治知识的普及已经达到一定火候。马克思主义则是随后一些年才猝然燃烧起来的。

孙文非常敏感，在美国打工的时候听说了武昌起义，就立刻意识到机遇来了，迅速且执意回国赴宁，在袁世凯按照他自己的节奏尚未到位、黄兴黎元洪相争之际，成为最恰当的民国第一任总统。

然孙文面临的是，只能基于旧有的权力分布来组织新的权力机构，必然是妥协到底--一直到电请袁世凯出任总统。因为旧实力分布图中的最高点，正是袁世凯。孙文上任后才45天，袁世凯就做到位了：逼迫傅仪母子下诏退位，一举夺得首功，孙文也因之让位予袁。

袁世凯跪在傅仪母子前面，在连蒙带恐吓劝其退位的同时，与太后相对而泣，真是好戏子！

一省九督。。。清军与革命军的博弈对峙结束后，就开始了军阀混战的时代，构成了中国20世纪前半的主轴。

插一句，唐德刚真是个不谙事的老愤青，还纷纷然把一些不要紧的中文词组夹注上英文，简直莫名其妙。

从现实政治力量的角度，当时举国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袁世凯应该做民国总统，这就是一个极其有意思的事情。

继续，一个同样有意思的事情是民主共和国的第一届国会。
袁世凯于民国元年8月27日颁布《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该法几乎照搬美国体制，不可谓不完备。该法一出，不久全国大小政党政团达到6百多个，考虑到当时4亿人口中百分之80为文盲，只知道辫子剪了来了革命，这个态势真是，只好说是一个崭新局面，就从那吵吵嚷嚷摇身一变的800议员开始。

国民党第一任党魁是谁？
不是孙文，是宋教仁。
宋教仁真是大人才，其时也就30左右，一手制定了民主共和国的从临时约法到各种组织法，一手把同盟会改造为国民党，基本上，他才是袁世凯当时最值得注意的对手。相比之下，孙文，则主要热衷于做思想家、哲学家、启蒙者、宣传者。在袁世凯看来，远不是够量级的对手。

1912年8月25日，应袁世凯之邀，孙中山抵京，随后居留一月。
这一个月内，孙袁密谈13次，几乎是隔日一会，每次自下午4点谈到晚10点、12点甚至凌晨2点。一般都是纯两人密谈，或者仅梁士诒在座。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场景，孙，主要是凭借书生意气，对政治经济等等并无实作经验，于真实的治国基本是外行新手；袁，则是在复杂真实的权力环境中爬摸滚打出来的幸存者和杰出者。
想一想袁曾经多么娴熟地在傅仪母子面前痛哭流涕，就可以了解袁在面对侃侃而谈治国方略倾心而出的孙，会是何心态。

因此，一个老狐狸要修理一个稚鸟，太容易了。

孙幼稚之一例：试图引入日本势力来抵抗俄国对外蒙的觊觎。
之二例：因宋教仁被刺，孙力主战，但无兵无卒，竟然再一次想引入日军来打袁，真是昏到顶了，若真成事，现在评价孙，就是民族罪人了。

一个问题，放眼当时全国，可以做一个令我们后人满意的民主共和国总统的人，是谁呢？
很遗憾，我觉得没有。
所以，历史的偶然，没太大的意义，欠下的债总得要还。
这同一个道理可以用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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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简单化很多时候是必要的。
你可以想象对一个不大通世事的人说清楚历史的复杂真相吗？
就好像，你可以要求袁世凯当面对孙说这个吗？你那个一提计划就上10万20万英里的铁路是想法是幼稚的不具有可行性的。
历史简化得对比度更大一点，就是便于大家面对历史能够有说辞。

当然，这是一个互补的需求，我们唯有更了解真相，才能学会增进自己的智慧，张口说话之前该有的智慧。

孙文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痛定思痛，一举把美式憧憬，改为中华革命党之绝对独裁制度。

为什么说当时的孙文是极其的幼稚呢？就是在孙文风风光光做临时总统，后来又怒不可遏地闹二次革命的同时，日本在和俄国私下把满洲划分为南满与北满，视为囊中之物；又进一步和俄国把内蒙划为东蒙与西蒙，只等下刀。如此豺狼，孙文竟然想到引入中华腹地，帮他向袁世凯复仇。最可耻的是，孙竟然向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偎重信发出密函，声称如果日本帮他出兵，一旦成功灭袁，就把满洲和内蒙的全部利益许给日本！
（孙文致大偎重信密函日期为1914年5月11日，致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的密函日期为1915.3.14。此两密函在二战后才在日本老档案中被发现，然后相关人员一直以为尊者讳的态度予以沉默。）

吾国之近现代史真的是一部泣血之史！
遥想当年为政者，每每接到列强送达的强盗条约，以刀枪逼迫签字，如何面对与应付，真是何等之难事！
联想到自己，每次遇到一点不平之事与不平之约，都愤然不已，真是弱啊！

泣血完了之后，就得想，吾国近现代史的主题是什么？
主题是一种稳定的形式不得不终结之后，吾国下一步该走向何种稳定的形式？显然，答案迄今尚不清楚。

回到我原始的论题：社会的基本状况制约了其中的种种作为，教育是整个社会进步最主要的根基。但教什么呢？所以不得不进一步追究到精神的根基：人类的精神，藉由社会的作用，如何走向？也就是，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什么？
以个人而言，每一个人深缚其中的，是生存，然后更好的生存。
而，个人之所以自愿组织为社会，目的就是要令此社会更好地服务于我们每个人的此目的。

这个解答的开头总是好写的，但越往下，分歧就开始出现，问题本身也开始变得困难。

现代国家该如何组织，其实正是袁世凯所面临的最致命的问题，对于袁这样一个古典权力环境下锻造出来的古典人物来说，基本是回答不了的，这就导致其前后失据，甚至最终闹下恢复帝制的尴尬剧目。

假设，我们在思维的试验里面，用一个更有担待也更具有中国传统智慧的人，例如曾国藩一类的人，来替换袁世凯，那么故事的结局是否会更好一些呢？

如果说偶然并非历史的要紧事务，那么人才则是历史非常要紧的事务。一件事要成功，这件事本身得吸引足够的人才来参与。

比方说太平天国，这个颠覆清王朝的任务，如果是由另一些更有才具的人来从事，历史当然会有不同。实际上，太平天国最重要的结果反倒是延缓了旧王朝的覆灭，因为它激起了一代经世人才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