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与日志

历史学要表达的，是对人类自身过去的认识和理解。
既然涉及到认识与理解，那么作为历史学者，就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素质，而这些基本素质，大都是现代教育体系所不能提供的，这就需要立志做历史学者的人，自觉主动地去培养自己。

这些基本的素质，总而言之可以说就是理解力，其实并非历史学独有的。
此点是大多数人都可以认同的，麻烦在于，何谓理解力，衡量理解力的程度有何标准，不象数学，是面向解决问题；也不象物理，是面向实验验证；在历史学领域，这些都难以有能得到一致认可的答案。
所幸的是，这类问题常常并不需要在本体论上得到一致认可解，在方法论上则相对易于得到具有一定可接受度的答案，也就是，如何提高理解力，是可以比较易于回答的。

历史学，基于其考虑对象，相应的理解力也是可以有更具体的规划，而不至于泛泛而论一般理解力。
那么，历史学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理解力，是对于政治的理解力。
何以故？
所谓历史，其全部现象，就是关于人群的故事。而政治，正是人群的核心内容之一。所谓三人成群，就开始有了政治关系的呈现。而政治现象的复杂，导致了迄今为止，人类尚未有足够成熟的有条理的政治学可资学习，而只能依靠个人的悟性。

那么，如何提高对于政治的理解力呢？
在认识论的范畴里，这是有途可循的。那就是尽可能地在政治实践中，去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解力，到一个够用的程度。
这里所谓的政治实践，有非常广泛的范围，从卷入一个小群体的组织活动，一直到管理一个国家，其所涉及的政治行为复杂度，是有诸多不同级别的差异的。
那么如何才算得上“够用”呢？
这就需要个人自己去做私有的综合判断。
一般的情况是，要达到够用的程度，既有的理解力越强，其所需要涉入的政治行为复杂度，就可以越小；反之亦然。
当然，例外总是存在的，不能否认，可能有人能够从未参与任何人群政治活动，也可以理解保密度最高的政治活动，但那会是极端罕见的悟性；而也会有人即使参与过最复杂的政治活动，其对历史的理解依然可能非常幼稚。
所以，只要有可能，就尽可能要求自己在生活实践中，去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理解力。

举一极简单的例子：
《新闻联播》每天都有无数人看，请问，那些国家高层会议，你看到的，都是开放给记者拍摄的，那么，当会议工作人员现在宣布，“请记者退场！”随后那些人的闭门会议，会是怎样一种状态，你能够进行可靠地推测与设想吗？
如果在有电视新闻报道信息的今天，你连这点都做不到，你怎么可能只是凭借一个最简单的历史记录，来推测千百年前那些当事人的决策心理呢？

历史学所需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理解力，是理性分析能力。这点本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现代基于学科的教育体制，导致对于历史学学者的培养程序当中，基本缺乏理性分析能力的针对性训练。才使得这成为问题。
那么，如何增强理性分析能力呢？
一个是逻辑的基础性训练，现在别说历史系毕业的学生，那些大学历史系教授也好，研究员也好，具有慎密逻辑能力的人，都很罕见。他们做研究，还只是局限在常识推理的层面。欲其有锋利的理性分析能力，也太困难了。
最方便的逻辑训练，其实就是数学，现代的历史学教育体制里面，是基本见不到数学的影子的。你能指望如此培养出来的历史学学生，具有何等的逻辑能力呢？
另一个，就是理性抽象能力。这个方面的状况同样糟糕。因为所谓抽象能力，迄今人类所发展出来的知识领域中，能有效训练抽象能力的，只有修行，哲学，（自然）科学。而现代史学教育中，这三者都是完全不涉入的。
所以要增强理性分析能力，方便的途径，就是在上述基础领域的学习中，训练相应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