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与日志

前段回老家，搬回所有的书，其中就有一本小书，明末叶绍袁的《甲行日注》，最后附有他妻子给他们的女儿写的传记《季女琼章传》，记得第一次读，都痴了。
大概是1986年底的事，恍然20年了。

——————————————————
季 女 琼 章 传

女名小鸾，字琼章，又字瑶期，余第三女也。生才六月，即抚于君庸舅家。明年春，余父自 东鲁挂冠归，余归宁，值儿周岁，颇颖秀。妗母即余表妹张氏，端丽明智人也，数向余言， 是儿灵慧，后日当齐班蔡，姿容亦非寻常比者。

技术本质上是服从人的欲望之驱动而发展的，因此一个文明的技术发展的状况，是可以用来揭示该文明颇为深刻的心理倾向的。
但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不可能是孤立的，其发展受到科学制约；反过来，技术的需求又可以构成科学发展的一个心理驱动力量。

下面的史料是关于清初的连发机枪的发明。
坚船利炮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是，热兵器技术何以在火器的发明地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以至于在19世纪构成这个文明一个极大转折的关键因素？

明史的刘基传比较简略，不过有郁离子一书可以用来窥测其人。
刘基有几个要点：
1.博闻多识，家学渊源固然是一个原因，他自己聪颖还是关键，因为站在他那个时代，所谓学问，只有很少的几个要点，抓住了那些要点，想通达并不难；
2.外儒内道。他整个的一生，起始的构架是一个期望经世致用的儒生，但他的内在手段，则到后来，特别是到50岁时去辅佐朱元璋开始，演变为精悍的道家气魄。可惜的是他在老到上不如张良，竟未做到安乐辞世。
然后，不妨比较下刘基与明中叶的王阳明。
年轻时，两人都是汲汲于功名之徒，刘基是受限于元朝蒙古人的忌讳，王则受制于权宦当朝的黑暗。但，刘基生当乱世，说得好听是一种激荡的环境，说得不好听，是沸腾而浮躁。因此其学习取向在于实用，在于争先手和大势，以避凶趋吉。而王阳明呢，则是处于一个沉闷而黑暗的高压环境里面，社会的先进份子，不能有太多的行动，就只有向内求进步。王阳明正是在这样一个高压环境下，特别是在他自己个人的生死流离途中，向内走到了一个相对明澈而稳定的位置。

阳明先生临终时，说了最后一句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当时他内心之境地，后人并没有真正理解或感受到。因为后世的人们对他的推崇，莫不夹杂了自己对于其事功的羡慕，或隐或显。而这个夹杂，一般就导致后学者看不到阳明先生贯穿一生的内在艰辛之所在。

龙溪先生（王阳明之弟子）在冲元跟１百多学生说了如下这番话：

先生曰：自先师提出本体工夫，人人皆能谈本体说工夫，其实本体工夫须有辨。自圣人分上说，只此知便是本体，便是工夫，便是致；自学者分上说，须用致知的工夫以复其本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废其一，非致也。世之议者或以致良知为落空，其亦未之思耳。先师尝谓人曰："戒慎恐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工夫。"戒慎恐惧若非本体，于本体上便生障碍；不睹不闻若非工夫，于一切处尽成支离。盖工夫不离本体，本体即是工夫，非有二也。

王阳明把人生存于此世间的根本任务，归结到“致良知”上。但平常人若从字面上看，致良知，这三个字实在是空泛得很。

大概是1527年的夏历九月初七，阳明先生即将南下平抚土司之乱，临行前两个大弟子：王畿和钱德洪，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进道的涵义上，心思意念是可绝对两分的，非黑即白，非善即恶，丝毫迟疑不得，半点混沌不得。故阳明先生常使用善与恶这一对范畴来泛指这两种内心势力。
落实到修证上，那么我们日常究竟该如何做呢？王畿性聪颖，体认到自我心灵本体，是空寂常明的，故认为善恶本无，心意一动，才沦入善恶可判的境界；钱德洪则性笃实，认为心之本体，毕竟只是潜居于后，日常言行，仍需谨守而勤劳，明烛于心，在日常中总是去看出个黑白分明来，总是做出个善恶取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