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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基本问题，何谓经济好？
我的朴素理解，就是先看一个简单封闭人群：
1，如果这个人群每个人都有工作，工作的成果又都被别人所享用，也就是生产和消费达到均衡，浪费保持在一定额度下；
2，这个人群具有技术创新的能力，创新的技术能够有条理地进入经济系统，从而有效改善生产效率和生活品质；

以上两点，是核心构架，也是我看待经济现象的出发点。

比较一下两个场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报纸杂志业，和21世纪初这10年来的互联网网络阅读。
这两者正好相距100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报业概况
1815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马六甲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gine）；
1850年，上海《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
1870年，王韬在香港开始中文报业；
1872年，上海《申报》；
1893年，上海《新闻报》；
1890年后，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傅兰雅（John Fryer）、李佳白（Gilbert Reid）在北京。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时务报》；

这是两个话题，但是有关联的。
字面上，平常心，已经是很平常的词汇了，都知道意思，但深入体会与切实践行，总是不够的。“我已经很平常心了的啊”，这种话语，莫说为妙。
一个症象，是从平常心平常到散漫上去了，那就不是平常心，而实质上麻痹心，麻痹掉自己的敏感，从而耐受于散漫。
所以，所谓平常心，需要一个关键的判别标记，就是是否保持敏锐。
之所以说“敏锐”是很好的判别标记，是因为敏锐不涉及任何意图。“我要怎样怎样”不能保障你的敏锐，“我不要怎样怎样”也不能保障你的敏锐，敏锐，是一个单纯的生理状态，直接源于精神整体的状态。

信仰是政治的重要元素。
这个元素，其真实性在于感召人，而不在于书面化。
信仰和法律，是互为表里的东西。
在法律运作不成熟的环境里，信仰是默认的主导者。
在法律运作成熟的环境里，信仰退回到和法律互为表里的位置。

读笛卡尔《几何学》，会令人感觉难堪，是替现代哲学家难堪，因为笛卡尔能够做他那个时代最前沿的数学工作，使得后来的牛顿能够因学习他的结果，而做微积分计算，和作为二次曲线的引力运动方程计算。以此，他是那个时代合格的哲学家。
现在的哲学家呢？大都只能以后现代的故作清高之姿，挽救自己的学术尊严感。
这是现代哲学心里最柔弱处的痛楚。
其实，也不是无路可走了的。

城市规划需要考虑的三大要素（能源、信息、物流）之一的物流，需要靠交通来承担。
目前的交通模式一个主体，就是汽车与道路。
中国的特点是，家庭居住密集度高，日常交通，以步行和公交为主，辅助以小汽车。
长途的物流运量，还是以火车、轮船为主，当然现在长途货车与飞机运量也上来了。
物流当中涉及的能源，就是一个需要精算的问题。

根据网络资料，粗略算一下电动汽车与一般汽车的能源效率之比较。
中国的电力来源的组成比例（2007年）：
火电：80%，基本是烧煤；
水电：18%；
核电：1.8%；
其他：零头。

中国燃煤电厂的平均发电效率：约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