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1月3日,Slater非常兴奋,以至于在给母亲的信中,都忍不住写道:
“人们不知道光是旧式的波呢,还是爱因斯坦先生的光粒子,或是Silberstein先生的光箭头,...我想到了一个确实有希望的念头,...,我既用了波又用了粒子,而粒子则是被波所携带的某种东西,从而粒子就会到达波把它们送到的那些地方,而非别人所设想的那样只是沿着直线射出。因此,例如如果波受到反射,则粒子也受到反射,于是就一切顺利了。”
1923年11月3日,Slater非常兴奋,以至于在给母亲的信中,都忍不住写道:
“人们不知道光是旧式的波呢,还是爱因斯坦先生的光粒子,或是Silberstein先生的光箭头,...我想到了一个确实有希望的念头,...,我既用了波又用了粒子,而粒子则是被波所携带的某种东西,从而粒子就会到达波把它们送到的那些地方,而非别人所设想的那样只是沿着直线射出。因此,例如如果波受到反射,则粒子也受到反射,于是就一切顺利了。”
偶然性对于一个粒子,是绝对没有任何意义的;对于一群粒子,才约略有了一点意义。
偶然性对于一个人呢?同样的无意义却令人承受无限的煎熬。
为什么?
也许就是一个启示,我们必须平等地看待 有 和 无。
但,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的命题,
我们不幸而是时间的动物。
阳明先生临终时,说了最后一句话:“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当时他内心之境地,后人并没有真正理解或感受到。因为后世的人们对他的推崇,莫不夹杂了自己对于其事功的羡慕,或隐或显。而这个夹杂,一般就导致后学者看不到阳明先生贯穿一生的内在艰辛之所在。
龙溪先生(王阳明之弟子)在冲元跟1百多学生说了如下这番话:
先生曰:自先师提出本体工夫,人人皆能谈本体说工夫,其实本体工夫须有辨。自圣人分上说,只此知便是本体,便是工夫,便是致;自学者分上说,须用致知的工夫以复其本体,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五者废其一,非致也。世之议者或以致良知为落空,其亦未之思耳。先师尝谓人曰:"戒慎恐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工夫。"戒慎恐惧若非本体,于本体上便生障碍;不睹不闻若非工夫,于一切处尽成支离。盖工夫不离本体,本体即是工夫,非有二也。
王阳明把人生存于此世间的根本任务,归结到“致良知”上。但平常人若从字面上看,致良知,这三个字实在是空泛得很。
大概是1527年的夏历九月初七,阳明先生即将南下平抚土司之乱,临行前两个大弟子:王畿和钱德洪,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进道的涵义上,心思意念是可绝对两分的,非黑即白,非善即恶,丝毫迟疑不得,半点混沌不得。故阳明先生常使用善与恶这一对范畴来泛指这两种内心势力。
落实到修证上,那么我们日常究竟该如何做呢?王畿性聪颖,体认到自我心灵本体,是空寂常明的,故认为善恶本无,心意一动,才沦入善恶可判的境界;钱德洪则性笃实,认为心之本体,毕竟只是潜居于后,日常言行,仍需谨守而勤劳,明烛于心,在日常中总是去看出个黑白分明来,总是做出个善恶取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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